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軍發起的以第129師為主力的“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所以，日軍對劉伯承所領導的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虎視眈眈，隨時準備著展開大規模的報復行動。
八路軍第129師師長劉伯承深知，即將到來的1941年必定將是更加艱難，鬥爭更加激烈的一年，於是在太行山深處寫下了《我們怎樣從1940年向1941年邁進》一文，為接下來的抗戰指明瞭方向。
在百團大戰中遭受重創的各路日軍，從中吸取了寶貴的教訓，重新改變了對八路軍的認識。於是，日軍再次向華中和華北地區增調兵力，使得這裡的總兵力達到了30多萬人。
就在日軍調集兵力的同時，劉伯承師長和第129師政治委員鄧小平也沒有閒著。為了保衛用鮮血和生命創立的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根據地的黨政軍民開始了一系列有效的備戰。
按照劉伯承的話來說：“就是要用廣泛的群眾游擊戰爭去削弱敵人，用堅強的正規軍去消滅敵人，用充分的戰爭動員工作和不疲倦的建設去打擊敵人的破壞，以建設鞏固的抗日根據地。”
1941年3月30日，經過了長時間的充分準備後，日軍開始在華北地區實施“治安強化運動”。
129時師長劉伯承
所謂的“治安強化運動”，就是敵人把整個華北地區劃分為“治安區”“準治安區”和“非治安區”三種。“治安區”就是指日軍佔領的區域，“準治安區”就是指八路軍游擊隊的活動區域，“非治安區”就是指八路軍抗日根據地。
根據這一劃分的依據，日軍計劃對“治安區”發動“清鄉”，對“準治安區”實施“蠶食”，對“非治安區”進行“掃蕩”。
為了動搖中國軍民的抗戰意志，消滅一切抗日力量，日軍派出重兵，對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連續進行“掃蕩”。
在日軍喪心病狂的“掃蕩”之下，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活動範圍日益縮小。面對這種情況，劉伯承憤怒地說：“我們不能再退了，再退，我們就只有退到太行山上去吃石頭了。”
劉伯承決定率領第129師的戰士們發起反“掃蕩”，並制定了“敵進我進”的戰術。
什麼是“敵進我進”的戰術呢？
也就是說，當日軍大舉向八路軍根據地“掃蕩”的時候，我軍以一部分主力插向敵人的後方，去攻擊敵人的軍事要地。而且，配合民眾在敵我接壤的邊沿地區，展開反“蠶食”鬥爭，最終迫使敵人撤出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的腹地。
1941年4月，日軍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多田駿由於在華北戰場上的屢屢失敗，而被調回了日本，取而代之的是陰險狡詐的岡村寧次。
岡村寧次
岡村寧次仔細分析了前任司令多田駿屢次失敗的原因，對大家說道：“八路軍如附骨之蛆，藥勁兒一過便又迅速生長，因此，決不能放鬆對八路軍的打擊。”
所以，岡村寧次剛一上任，就強力推行“治安強化運動”，他要用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和特務為一體的“總力戰”，對八路軍抗日根據地實行野蠻殘酷的“三光”政策。
岡村寧次的計劃是，用三年的時間，把日軍在華北地區的實際控制區域由10%提升到70%。
面對岡村寧次這個極其老練，而且狠毒的對手，劉伯承自然是不敢掉以輕心。
八路軍
6月30日，劉伯承發出了《關於遊擊集團的訓令》，遊擊集團是以地方武裝和人民武裝相結合，而組成的廣泛經常的游擊戰爭組織形式。
關於“遊擊集團”的這一思想，是劉伯承在抗戰時期提出的“關於開展全面游擊戰爭”的重要理論之一。遊擊集團的組建，成為了八路軍實施全面游擊戰爭的可靠保障，是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一個偉大的創舉。
從1941年的7月份開始，岡村寧次先後兩次對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實施大規模的“治安強化運動”。
為了應對日軍的這一舉動，劉伯承指揮遊擊集團運用“敵進我進”的策略，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嶺中打游擊，憑藉無所不在的“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使得日軍的進攻腳步變得十分艱難。
日軍掃蕩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者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日軍企圖把華北作為大東亞作戰的一個兵站基地，併發出了“關於確保華北重要資源和交通線的安全，以及加強經濟封鎖”的命令。
就這樣，劉伯承領導的八路軍第129師自然就成為了日軍執行這一命令的最大敵人。
為此，岡村寧次下達了1942年度的《治安肅正建設大綱》，要在1942年對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展開更加殘酷的“治安強化運動”，特別是第129師師部及主力部隊所在的太行地區。
1942年2月，窮兇極惡的日本侵略者發動了春季大“掃蕩”，為了實現“掃蕩”的目標，簡直是不擇手段。時任太行軍區第一分割槽司員秦基偉在後來回憶說：
“日軍華北方面軍對所屬日偽軍下過這樣的命令：所有糧秣，不能搬運的亦一律燒燬，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藥，鍋碗要一律打碎，所有房屋一律燒光，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光。”
岡村寧次在總結以往與八路軍作戰失敗的經驗教訓之後，提出了“縱橫掃蕩”“輾轉駐剿”“反轉電擊”“夜行曉襲”“鐵環合圍”等一系列戰術。
1942年2月3日，日軍調集了1.2萬多人，以“鐵環合圍”的戰術攻擊八路軍的總部所在地山西遼縣麻田地區。
就在日軍反覆捕捉八路軍總部的時候，劉伯承指揮第129師主力部隊用“敵進我進”的戰略思想，結合地方部隊，以他最擅長的襲擊、伏擊、追擊、急襲戰術，痛打日軍，使日軍的“鐵環合圍”戰術屢屢撲空。
在粉碎了日軍的春季“掃蕩”之後，劉伯承立即挑燈夜戰，撰寫了一篇《太行軍區一九四二年二月反掃蕩的軍事經驗教訓》。
劉伯承
關於這一篇戰鬥的總結，劉伯承說：“這主要是想引起幹部同志對於敵人“掃蕩”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以提高我們主動的技術與戰術。”
與此同時，岡村寧次也在研究劉伯承是如何反“掃蕩”的戰術。
早在1925年到1927年，他就曾擔任過北洋軍閥孫傳芳的軍事顧問，是個名副其實的“中國通”，十分擅於“以華制華”。
5月14日，由於在春季“掃蕩”中未能達到目的，岡村寧次再次對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太行區和太嶽區發動了夏季“掃蕩”。
這一次，岡村寧次組織了化裝成八路軍的“挺進隊”奔襲八路軍總部和第129師的首腦機關。同時，還派出了大量特務混入根據地，目的是刺殺八路軍的主要幹部，一代抗日名將左權將軍就是犧牲於這次“掃蕩”中。
早在春季反“掃蕩”結束後不久，劉伯承就起草下發了《關於防止敵人突然“掃蕩”問題》，其中特別強調，要組織敵後偵察，確實查明敵人在其煙幕掩護之下的真實動向，以及兵力集中情況和訓練內容等情況。
因而，岡村寧次的一切動向，盡在劉伯承的掌握之中。
日軍是5月14日發動的夏季大“掃蕩”，而在5月2日的時候，潛伏在日軍佔領區的特工就將這一重要情報傳遞到了劉伯承的手中，從而為八路軍實施反“掃蕩”作戰贏得了充分的準備時間。
正是因為偵察情報工作的準確及時，劉伯承才能從容地應對日軍的大“掃蕩”，讓岡村寧次的行動一次次失敗。
日軍在《華北治安戰》一書中寫道：
“不得不承認，這次“掃蕩”在方法上尚有需要檢查批判之處，如軍隊的統帥過於武斷，對於與作戰密切相關的治安工作及掌握民心方面缺乏辦法。”
直到6月20日，日軍在付出了死傷3000多人的代價，卻依然沒有能夠尋找到劉伯承的第129師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正式結束了對太行區、太嶽區的“掃蕩”，將部隊撤回了原先據點。
夏季反“掃蕩”的勝利後，劉伯承又夜以繼日寫出了長達23000多字的《太行軍區1942年夏季反“歸蕩”的軍事總結》。
129師鄧小平政委、劉伯承師長
在這個總結中，劉伯承分析了日軍“掃蕩”的規律特點，進而提出了針對其作戰的四條指導原則，其基本精神就是“避實擊虛，敵進我進”。
正是這個戰術方針的指導下，劉伯承在與岡村寧次的鬥智鬥勇中，一種新的鬥爭手段應運而生，這就是經常深入敵後作戰，而且來無影去無蹤的敵後武工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