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首席記者 賀梨萍
“我們在廣東省的中微子實驗，一些關鍵部件需要外國合作方進行安裝。當下對我們來說，這其實是一個大問題，有可能會延誤構建探測器的日程安排。”11月1日，中國科學院院士、2016年基礎物理科學突破獎得主王貽芳在第四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上表示，疫情給國際科學合作帶來了實際困難。
在當天的世界頂尖科學家國際協作論壇I：構建全球科研協作網路上，王貽芳與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村修二（Shuji NAKAMURA）、2018年生命科學突破獎得主唐·克利夫蘭（Don W. CLEVELAND）、1990年蓋爾德納國際獎得主徐立之（Lap-Chee TSUI）及西湖大學工學院材料學講席教授黃嘉興，共話疫情之下的國際科研協作。
王貽芳介紹說，江門中微子的實驗裝置，來自義大利、俄羅斯、法國、德國、智利等多個國家。由於疫情原因，一些關鍵部件的合作方無法來到中國安裝，研究就會受到影響。為保證研究能夠順利進行，他們開始嘗試透過各種現代技術來克服困難，比如遠端安裝。“我們還不知道這種方式行不行得通，但無論如何，我們正在嘗試這種創新的想法。”
王貽芳表示，這樣的國際合作不僅限於粒子物理學領域。對於其他很多領域，比如核物理學、天文學、宇宙學研究、甚至還有生物學而言，國際合作也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多的大型裝置，如自由電子鐳射器、生物固碳裝置等面向全世界科學家的裝置，分屬許多國家，靠國際合作聯合在一起。
“所以我認為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這樣的國際合作。當然了，我們目前面臨困難，但我相信國際合作的趨勢是無法改變的。”王貽芳說。
徐立之則談到，疫情阻擋了合作者之間的近距離接觸。“我覺得合作的時候，大家應該一起去喝杯啤酒，吃個飯之類的，這樣可以讓你選擇跟你瞭解的人進行合作。”他解釋稱，“科研跟製造業不一樣，做鞋子，你來做鞋底，我來做鞋帶，這很簡單；但對於實驗上的合作，你必須要知道的不單單是你的合作者可以做什麼，你還要知道他們喜歡怎麼跟你互動。”
“如果跟與我合作的人沒有和我見過面、握過手，我不知道該如何信任這個人。我們畢竟是人類，我們喜歡瞭解彼此的性情，會看彼此是否合得來。”徐立之表示。
中村修二則提到了疫情影響的兩面性。“我們和世界各地的企業合作。過去我們所有的合作都是透過面對面的會議進行，尤其是亞洲國家，商務會議主要是在餐桌上進行，所以虛擬會議行不通，國際合作就非常困難。”
但是從科研角度來看，中村修二認為反而有了些意想不到的好處。“我們現在沒法到處跑了，必須留在大學裡，所以跟學生合作非常密切，取得了不錯的成果。最近，我們有了重大發明。”
值得關注的是，新冠疫情也讓不少科學家們開始反思，要如何才能更好地與公眾溝通，幫助公眾理解科學，瞭解國際合作的價值，從而反過來推動科學的進步。
“在生命科學領域，我們可以以驚人的速度製造疫苗，然而，美國、歐洲有部分人，卻拒絕接種疫苗，但解決方法明明就擺在你面前了。”唐·克利夫蘭教授在分享自己對於開放科學合作的觀點時說，“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非常積極且大聲地表達信念，積極宣傳為什麼科學是在做貢獻，以及為什麼合作是推動科學進步的關鍵因素。”
王貽芳在論壇上也談到，粒子物理學這一領域的發展得益於該領域幾十年來所堅持的非常健康、非常成功的國際合作。“從大約60年前的歐洲核子研究組織起，從重複性和再現性分析起，就已經發明瞭這種合作方式，很多程式以及很多方法等等也被其他領域採用。”
他認為，目前，國際合作深受複雜國際局勢的困擾，公眾教育的重要性就體現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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