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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曄旻/文
自從20世紀後期以來，隨著河姆渡（浙江）、良渚（浙江）、三星堆（四川）等古代遺址的發現，國人逐漸意識到，大約在離開現在七千年的光景，長江流域已經產生了古文明的萌芽。因此，過去常說的“黃河流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源地”這句話變得並不完全正確。至少應該說：長江與黃河一樣，都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在這方面，2021年9月，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的《長江文明》（馮天瑜、馬志亮、丁援/著）可以說是一部總結性的著作了。
長江為什麼會成為古代文明的搖籃呢？首先這當然是因為人類的生活離不開水源，而早期文明賴以存在的定居農業則更甚。人類飲用、農作物的灌溉都需要淡水，而地表上能夠源源不斷提供淡水的，主要是河流。江河縱橫奔騰的流域，因為有了充沛的淡水供應和便利的水運條件而成為文明的發祥地。古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講過，“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其實，長江也不例外。
上古中國，正如“河”專指“黃河”一樣，長江也獨佔“江”的稱謂。按照《長江文明》一書裡的說法，長江流域的早期文化有個顯著特點，即其“稻作文化”。放眼早期的舊大陸文明，大多是建立在以種植小麥和大麥等穀物的麥作農業基礎上的，“包括黃河流域先民也是以種植耐旱的粟為主”，唯獨長江流域成為世界稻作農業的搖籃。
究其原因也很簡單——種植水稻遠比小米耗水，而長江的水量恰好也遠比黃河充沛（年徑流量是黃河的20倍）。在浙江的河姆渡遺址裡就發現了水稻的穀粒和杆葉，證明中國江南人民種水稻已有七千年曆史。而在稍後的上海青浦的崧澤遺址和蘇州的草鞋山遺址（均屬馬家浜文化）裡，前者發現的作物是秈稻，後者發現的是粳稻，於是水稻的兩大類都有了發現。為了保證水稻種植所需的供水，長江流域的先民還建設了複雜的水利設施。《長江文明》書中就提到，2009-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良渚遺址發現了“由11條水壩組成的規模宏大的完整外圍水利工程，其控制範圍達100平方千米”。這些水壩的測年資料為距今5100-4700年，不僅將中國大型水利遺址的年代幾乎提前了一倍，也成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更是世界上最早、規模最大的防洪水壩系統”。
就像哲學家黑格爾說的那樣，“歷史的真正舞臺 所以便是溫帶，當然是北溫帶，因為地球在那兒形成了一個大陸，正如希臘人所說，有著一個廣闊的胸膛”。位於舊大陸北溫帶的諸條大河奠定了人類文明的基礎。人們耳熟能詳的“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古埃及、古代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古代印度，便是在尼羅河、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以及印度河流域發展起來的。就文明誕生的時間而言，古代的長江（及黃河）流域並不佔有優勢。比如，公元前3000年左右，蘇美爾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蘇美爾文明。生活在這裡的先民曾經創造出歷史上第一個農業村落、第一座城市、最早的文字、最早的教育、發明出最早的歷法、車、船，最早學會製作麵包和釀造啤酒，以及創造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
到公元前24世紀中期，兩河流域已經出現了一個統一的蘇美爾國家。蘇美爾的政治勢力雖然很快被閃族（阿卡德人、巴比倫人）取而代之，但其文化（比如楔形文字）卻傳承了下去。公元前18世紀，古代巴比倫王國誕生了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成文法典——《漢穆拉比法典》。按照《長江文明》書中的說法，這比已知的中國最早的法律文書，在長江流域出土的戰國晚期的《雲夢睡虎地秦簡》要早了足足十五個世紀。
不過，與舊大陸的其他文明相比，又有其獨特性。縱觀古尼羅河、古兩河流域與古印度河的文明，它們雖然輝煌一時，最後卻沒有傳承下去。其中，古代埃及文明在經歷了幾十個王朝的統治後，隨著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而宣告結束。之後古埃及文化還有少量延續，但到公元以後的時代，古埃及已經徹底被異族文明所取代。此前的公元前6世紀，興起於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國征服新巴比倫王國，兩河流域文明獨立發展的時期就此告終。至於古印度河文明斷絕的更早，公元前13世紀左右，來自中亞與高加索一帶的雅利安人部落成為南亞次大陸的新主人。這次人口置換的結果是，原本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建立者達羅毗荼人反而淪為“種姓社會”的底層。
這是為什麼呢？《長江文明》提出了一種看法。“隨著文明程度和交通能力的提高，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給原生文明帶來的弊端也逐漸顯現，那就是周圍落後族群的覬覦”。一馬平川，無險可守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大概算是這方面的典型。蘇美爾國家形成不久就被阿卡德人滅亡，巴比倫人統一兩河流域之後又遭遇亞述人的入侵與佔領，隨後波斯、羅馬、阿拉伯人你方唱罷我登場，把兩河流域變成了一個文明的競技場。結果，兩河流域古代文明衰亡後，不斷的戰亂使許多城市成為廢墟，風沙塵土最後完全覆蓋了廢墟，將其變成了一個個土丘。由古代蘇美爾人創造的美索不達米亞早期文明在傳世歷史文獻中竟然完全沒有記載。以至於今天人們對其的瞭解，完全依靠的是兩個世紀來的考古發現。
但長江流域的情況與它們不太一樣。就拿良渚文化來說，大約在4300年前，它在延續了一千多年後突然消亡。有人根據上古環境科學研究認為，這是一次天災。大約同一時期發生了一次全球降溫事件，導致黃河和長江流域出現了連年大洪水。長江三角洲變成了一片汪洋，大雨進一步引起海侵，人們只能向高處躲避或是逃奔外地，良渚文化的種種設施，頃刻便被摧毀，而良渚先民的農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沒，再也無法以農為生了。位於餘杭盆地的良渚古城從此銷聲匿跡。直到戰國時期，這一地區才開始重新出現人類生活痕跡。換言之，良渚文化不是毀於外敵入侵，而是因為良渚先人在對抗自然的挑戰中失敗了。
由此看來，諸如良渚、三星堆這樣的長江流域早期文明似乎同樣沒有延續下來。但就像蘇秉琦在20世紀80年代所提出的那樣，中國史前文化演進不是單線式，而是多元的，或者說是“漫天星斗”式的。而各史前文化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孤立的。《長江文明》書中就提到，長江的最大支流漢江成為溝通長江、黃河兩大流域古代文化的紐帶。“在新時期時代，長江中游和黃河中游兩個地區的原始文化雖又各自顯著的特徵和源流，但存在著密切的聯絡，頻繁的交流和相互融合使兩地文化出現了許多共同的因素，在器物造型上也往往相互借鑑”。因此，雖然在“新石器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一度成為“滿天星斗”中最為耀眼的那一顆星，但之後，吸收了四方文化因素的黃河中下游成為了文明的中心地帶，中華文明終於在中原地區進入了王朝時代。
這樣的文明中心轉移，看上去有點類似《長江文明》裡提到的古印度河文明。雅利安人進入南亞以後，大約在公元前11，其文化中心從印度河上游向東推進至恆河流域，“恆河流域逐漸取代印度河流域，成為南亞次大陸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中心”。比如，公元前6世紀以來的大部分歷史中，德里一直是各個北印度政權的首都，包括德里蘇丹國、莫臥兒帝國，以及今天的印度共和國（新德里）。
但長江流域的特殊性在於，文明中心雖然一度離去，卻在後來的歷史中“王者回來”。夏商周以來，中華文明的核心地帶長期處於黃河中、下游。但自從唐宋以後，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又逐漸由黃河流域南移至長江流域。這一點是印度河流域完全無法相提並論的——自然讓位給恆河流域之後，印度河流域就永遠丟掉了文明中心的位置。
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差異呢？《長江文明》分析了兩個主要原因。其一，就像舊大陸的其他古老文明一樣，黃河流域也難免遭遇周邊遊牧民族的侵襲。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大大削弱了中原王朝的力量，周邊的匈奴、氐、羌、羯、鮮卑各族趁勢入主中原，形成“十六國”的局面。外族入侵的巨大壓力，迫使漢族士民大規模南遷，這就是所謂“永嘉南渡”。在農業社會，人口就是生產力，大量人口從黃河流域南遷長江流域，自然提升了長江流域的各方面實力。其二，在於技術的進步。所謂“民以食為天”，農業的興衰決定著古代文明的興衰。兩河流域文明衰亡的另一因素，就是人們只知灌溉不懂排水，導致土地鹽鹼化無法耕種。在原始農業技術條件下，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依託肥沃疏鬆的黃土實現了蓬勃發展。反觀長江流域，其紅壤土質較為緊密，水稻種植所需的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勞動量大、技術要求高，故而農業產出長期不及黃河流域。這種局面，直到“鐵製農具產生及其後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現、防洪手段和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長江流域的水熱優勢才逐漸彰顯”。中古之後，先有“蘇常熟、天下足”，後有“湖廣足、天下足”之謂，可見長江流域已成中華文明的最大糧倉。也正是這兩個因素彙集一處，才讓“長江文明”在世界上顯得如此與眾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