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巴蜀並輝”展廳的三星堆青銅大面具。 劉裕國攝
三星堆出土的扭頭跪坐人銅像。 劉騏愷攝
商代銅象尊。 張鴻騰攝
連日來，位於成都杜甫草堂旁的四川博物院人氣很旺，正在這裡舉辦的“山高水闊長流天際——長江流域青銅文明特展”，以其宏闊的視野、珍貴的文物，吸引了社會廣泛關注。
此次展覽集結了10省48家文博單位的文物精品，幾乎覆蓋長江全流域，518件(套)展品中，一級文物多達209件，系統呈現了長江流域青銅時代的文化面貌，生動詮釋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和深厚的文化自信。
神秘巴蜀
青銅器是古代物質文化的一種典型器物，在文明起源探索和早期文明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長江流域青銅文明高度發達，出土了數量眾多、製作精巧的青銅器。此次展覽以巴蜀、荊楚、吳越三大文化圈為代表的青銅文明為主線，精選文化內涵深厚、藝術審美獨特的文物，展現商周時期長江流域上中下游各地區文化異彩紛呈而又相互交融的景象。
展覽第一部分為“巴蜀並輝”。步入展廳，幽藍“星空”下，三星堆青銅大面具赫然肅立，引領觀眾走近神秘深邃的古蜀文明。
此次展覽的總策展人、四川博物院副院長謝丹介紹，巴、蜀是先秦時期四川盆地並存的兩個重要古國。以三星堆、金沙、馬家木槨墓、青白江雙元村船棺墓等為代表的古蜀文化遺存，和以羅家壩、涪陵小田溪為代表的巴文化遺存，在這一部分共同展出，再現了長江上游巴蜀文明並輝共融的圖景。
展廳裡，三星堆遺址今年新出土的3件文物備受矚目，這是它們首次公開展出。戴著尖頭冠、眼睛突起、面容誇張的小立人銅像，此前在媒體釋出時便引起關注，被網友戲稱為“奧特曼”。小立人銅像雙手在胸前虛握，專家認為這可能是某種儀式上的動作。
另一件扭頭跪坐人銅像，頭髮高高豎起，頭扭向身體右側，雙手呈半合十狀平舉於身體左前方，造型十分獨特，令人過目難忘。
一件鳥形金飾前圍了許多觀眾拍照。這是三星堆首次出土鳥形金箔片，造型精美，長約30釐米，寬約18釐米，整體厚度僅0.12毫米。此前三星堆出土青銅神樹和其他器物中就有不少鳥的形象，而與三星堆文化一脈相承的金沙遺址也曾出土著名的“太陽神鳥”金飾。此金鳥頭部似有殘端跡象，專家推測曾有鳥喙或冠飾。
一枚刻有奇特巴蜀圖符的青銅印章吸引了筆者注意。印面下部兩側各有一人，似伸手相握，雙手似託舉一圖形符號，符號兩側各有一口向上的鐸，兩人之間置一罍。“這枚印章出土於成都市新都區馬家鄉木槨墓。這是四川境內迄今所見先秦時期最大的一座墓葬，年代為戰國中期，屬於文獻記載的古蜀國開明王朝時期。根據墓中出土的高級別銅器群推測，墓主人可能是古蜀國的蜀王，而這件青銅印章應為蜀王用印。”謝丹告訴筆者，依據《周禮》等古代文獻中的記載來看，印章上的兩鐸影象應該代表宣佈國家政教法令的木鐸和下達武事命令的金鐸。這組巴蜀圖符既是權力的象徵，也是蜀地受中原文化影響的例證。
戰國時期嵌錯水陸攻戰紋銅壺是成都平原出土的一件重要文物。壺身滿飾嵌錯圖案，以三角雲紋為界，分為上、中、下三層：上層為採桑習射圖，中層為宴樂弋射圖，下層為水陸攻戰圖。謝丹介紹，這件銅壺所展現的繪畫與雕刻結合的裝飾技法，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青銅器裝飾藝術新風格的代表。這種紀實性紋飾被學界稱為“畫像紋”，開啟了中國畫像石藝術的先聲。
群星璀璨
展覽第二部分名為“群雄競華”，豐富多彩的展品呈現了長江中下游地區古城方國的璀璨文明。
位於湖北武漢的商代盤龍城遺址，是長江流域早期青銅文明的一個區域性中心。盤龍城是當時商王朝在南方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是長江流域最重要的城邑之一。盤龍城出土青銅器在器形、紋飾、製作工藝等方面都與河南鄭州二里崗青銅器類似，同時也帶有自身特色，其中酒器的數量和種類很多，並以觚、爵、斝為禮器組合，這與中原商人的習慣相吻合。展覽中陳列的各式青銅酒器，反映了盤龍城的尚酒之風，形制多樣的玉器、華麗的綠松石鑲金飾件等，表現出較高的工藝水平。
江西地區以吳城、大洋洲墓、牛城、銅嶺銅礦遺址為代表的吳城文化，體現了3000年前南方青銅王國的面貌。新幹大洋洲商墓與殷墟婦好墓、三星堆祭祀坑並稱為商代青銅器三大發現，大洋洲出土青銅器數量之多、造型之奇、紋飾之美、鑄工之精，為全國所罕見。來自大洋洲商墓的獸面紋虎耳青銅方鼎，引得參觀者交口稱讚。該鼎周身裝飾著精美繁複的獸面紋、卷龍紋、連珠紋等紋飾和勾戟狀高扉稜，兩側有雙環狀立耳，耳上各臥一虎，氣勢威嚴。它與河南鄭州出土的幾件殷商前期大型方鼎在形制與花紋上較為相似，但加鑄了虎耳裝飾，別具一格。據專家介紹，大洋洲青銅器裝飾中多見虎的造型，可能反映了某種信仰。
商周時期，湘江流域存在高度發達的地方青銅文化，其青銅器以動物造型和動物紋飾為顯著特徵。湖南醴陵出土的銅象尊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尊為酒器，此尊造型為一隻栩栩如生的大象，象鼻昂舉，中空與腹相通，可作流口，背上有橢圓形口，酒可以從此注入，是一件兼具藝術性與實用性的精品。
曾國是從西周至戰國時期存續700多年的一個諸侯國。湖北隨州歷代曾侯墓中出土了大批青銅器，如舉世聞名的曾侯乙編鐘，就出自擂鼓墩1號墓。此次展覽中有一套擂鼓墩2號墓出土的青銅編鐘，風格與曾侯乙編鐘極其相似，規格略小，音樂效能稍遜。此套編鐘共有36件，均為甬鍾，分大小兩種形制。為了讓觀眾切身感受古代青銅樂器的魅力，展廳裡設有紅外線感應裝置，參觀者一走近編鐘，就會傳出悠揚美妙的樂聲，彷彿穿越時空，來到曾侯歌宴現場。
展覽中還能看到安徽地區出土的蔡國和群舒的青銅器，訴說著消失方國的故事；楚墓中精美奇特的青銅器、玉器、漆器，彰顯了楚人崇巫祀神、奇譎浪漫的風格；工藝先進的吳越青銅兵器，反映了吳越先民尚武的風貌。
百川匯流
多元一體是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最根本的特徵。商周時期，黃河流域的青銅文明對長江流域產生了深遠影響，不同區域之間文化交流、互鑑頻繁。隨著秦統一中國，多彩的長江流域青銅文明融入到華夏主體文明之中。
在展覽第三部分，一件象首耳獸面紋銅罍格外引人注目。銅罍出土於四川彭州一處西周時期的窖藏，紋飾繁奢立體，應為高階貴族所用。銅罍裝飾有象、牛、祭祀人的寫實形象，體現出四川地方的濃郁特色，而夔龍紋、獸面紋等紋飾則帶有中原青銅文化的印跡。“古蜀人在學習借鑑中原先進文化的時候有所選擇，周人以鼎、簋等食器為重器，而古蜀人則以尊、罍等酒器為重器。”謝丹介紹，與之風格相近的青銅罍在湖北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也有出土。
“你看，陝西寶雞出土的西周銅人，是不是和我們古蜀國的青銅立人有些相似？”順著謝丹的指引看過去，只見一尊身著袍服的銅人呈站立姿勢，雙臂彎曲，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兩手空握呈圓環狀，似握持一物。這種造型尤其是手勢，與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大立人、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小立人極為相似，說明當地文化與古蜀文化之間存在一定的交流聯絡。
四川雅安滎經戰國晚期墓葬出土的“成都”銘文虎紋銅矛，也是一件體現文化交融的珍貴文物。該矛呈柳葉狀，窄刃，圓弧形脊，雙骹面鑄飾淺浮雕虎紋。虎首前的骹面有陰刻銘文“成都”二字，實證了成都作為城市名稱自戰國晚期以來2000多年未變。刺身脊上陰刻一“公”字，書體為秦文字風格。這件矛將巴蜀圖符中常見的虎紋與秦文字集於一身，是秦文化與巴蜀文化相互融合、巴蜀文化匯入華夏主體文明的例證。
參觀完展覽，走進沉浸式文創走廊，琳琅滿目的文創產品讓觀眾流連忘返。“我們深入挖掘文物內涵，配合展覽推出了70多款文創產品，比如象首耳榫卯小夜燈、巴蜀圖符系列首飾、虎勢·茶刀等，讓觀眾‘把博物館帶回家’。”四川博物院院長韋荃說。展覽期間，四川博物院還舉辦了長江文化主題系列學術講座，並推出兼具趣味性和科普性的陶藝、刺繡手工體驗活動和《青銅鑄文明》系列研學課程等，深受青少年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