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歡今年39歲,是一名肺動脈高壓患者,已經換過兩次肺。她曾被醫生斷言生命只剩下不到3年,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不過,距離上次換肺已經8年,她的身體現在一切正常。
黃歡(左4)在2017年世界肺動脈高壓日活動現場,左3為鍾南山院士。
“您女兒的青春不長”
黃歡生長於北京,從童年起就體質較弱,戶外運動、爬樓梯等日常活動對於她來說都是難題。中學時的一次體育課上,她出現了呼吸困難的症狀,被診斷為哮喘。但是,服用哮喘藥物多年,她的症狀仍不見緩解。
黃歡至今記得大學期間的一次考試。“當時需要爬樓梯到3層考場,我爬到3樓時,感覺喘不上來氣、眼冒金星,一路扶著牆歪歪扭扭走到教室,老師和同學們甚至覺得我喝醉了。還有一次,我甚至在爬樓梯時暈倒在同學身上。”
黃歡靠頑強的意志完成了大學本科學業,步入職場。不久,黃歡病情加重,走路越發困難,爬到二樓就喘得厲害,最嚴重時每走幾米就要停下來休息。
2005年12月,黃歡的公司組織到雲南團建。“在爬玉龍雪山時,我感到呼吸困難,之後就不省人事,同事們都以為是高原缺氧使我暈倒。在醫院醒來後,醫生囑咐我,回到北京一定要仔細做一次心臟檢查。”
返京後,黃歡前往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進行了全面、詳細的身體檢查,被確診為特發性肺動脈高壓。各項檢查報告出來後,醫生讓黃歡先到外面等,將黃歡的母親叫到了診室,沉重地告訴她:“您女兒的青春不長,隨時都有可能猝死。”
那陣子,黃歡時常在網上搜索“肺動脈高壓”等關鍵詞。她瞭解到,肺動脈高壓是一種罕見病,在患病後未能及時進行規範有效治療的情況下,患者平均生存壽命只有2.8年。那段時間,黃歡的身體狀況確實一天不如一天:從只是爬樓梯有困難,到後來,緩慢步行都會喘得厲害。再往後連說話都成了巨大的負擔。
確診後,人生進入“困難模式”
治病過程中,黃歡認識了很多病友,“大家來自全國各地,經濟條件不一樣,高昂的治療費用讓很多人選擇了放棄治療回老家。而我當時也因為藥太貴,常常自行減藥、斷藥,這讓我的身體狀況起起伏伏。為了不斷藥、保障基本的生活,我必須一直工作。”
2006年8月,黃歡上班時突然暈厥了8分鐘,被同事送往醫院搶救。返回工作崗位後,適逢公司續簽勞動合同。黃歡被“拋棄”了,這也讓她認識到,肺動脈高壓患者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多麼不易。在找到新工作前,一家人只能靠黃歡父母的退休金維持生活。為了解決每個月2萬多元的醫療費,黃歡馬不停蹄地找工作。
“工作並不好找。肺動脈高壓患者對日常工作的辦公條件有特殊要求,如儘量避免爬樓梯、工作出差,甚至要拒絕一些必要的培訓。”黃歡說,“我會盡量隱瞞自己的身體情況,時間長了,同事難免覺得我不好相處。這些年來,我前前後後換了20幾份工作。”
第一次換肺艱難“過關”
由於肺動脈高壓發病率低、社會認知度低,所以患者間的交流互助,對每個肺動脈高壓患者的心理、情緒健康非常重要。
黃歡曾有一位親密的病友,不僅一起治療,平時還經常通電話聊天,彼此身體條件都比較好的時候還會相約外出見面,甚至有新藥物需要臨床試驗志願者的時候,她們也會第一時間彼此商量,然後一起參加。當時,她們都可以選擇肺移植手術,黃歡比較牴觸,病友則特別積極,可惜沒有找到合適的肺,一拖再拖,直到病情惡化去世。
參加完病友的葬禮,黃歡的病情也突然惡化,無法走路,反覆住院,需要藉助氧氣面罩呼吸。但這時她的求生意志反而比以往更加強烈:“我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更好地活下去,不應該再瞻前顧後。我活下去,也是延續她的生命!”
2011年,在家人的陪同下,黃歡到無錫評估肺移植手術的可行性。抵達無錫後,黃歡病情加重進入ICU病房。幸運的是,在此期間,醫院告訴黃歡找到了配型成功的肺源供體。黃歡接受了第一次肺移植手術。
當黃歡從麻醉中醒來時,肋下多了一條10釐米的刀疤,一個新的肺已經在體內“工作”。但對她來說,生命的挑戰才真正開始。“剛做完手術不久,沒有力氣咳痰,護士幫我吸出來的痰像石頭一樣硬,我時而胃痛、時而心慌,時而傷口疼痛瘙癢,”黃歡介紹,“身體每天都在變一種方式折磨我。由於心臟衰竭,我在ICU經歷了幾次搶救。但幸運的是,我漸漸好了起來。”
為幫助黃歡康復,醫生讓黃歡母親穿著防護服進入ICU陪伴她,鼓勵她下床走路。這次手術共花費了60多萬元,都是父母向親友們東拼西湊來的。好在術後沒有併發症,黃歡在休養了3個月後投入了工作。
第二次換肺成功,不忘回饋社會
2013年5月5日,黃歡參加“世界肺動脈高壓日”宣傳活動時發現自己又出現了呼吸困難的症狀。檢查後發現,她移植的雙肺出現了慢性排異反應,肺功能下降了很多。更棘手的是,她還感染了丙肝。黃歡的病情發展得越來越嚴重,身體很快變得比手術前更加糟糕,甚至嚴重到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黃歡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懼中。“當時醫生要麼只懂移植,不懂丙肝的治療;要麼只懂丙肝治療,又不懂移植。除了再次換肺,我已沒有別的選擇了。”黃歡說。她躺在病床上,感到呼吸的困難日甚一日,痛苦得如同一條離開水的魚。她的血氧飽和度降低到需要實施氣管切開術,使用呼吸機。
稍微清醒時,黃歡在網上尋找和她病情相似的患者,詢問治療經驗。“當時我戴著呼吸機把病歷、檢查單都翻譯成了英文,和國內外專家一起商量我的治療方案。”在病友的幫助下,黃歡找到斯坦福大學的一個既懂丙肝治療,也懂肝移植的醫療團隊,最終實現了國內外醫生的遠端聯合會診。黃歡是幸運的,再次找到了合適的肺源。
和第一次手術相比,由於感染丙肝,她術後花費了更長的時間進行恢復。第二次肺移植手術共花費100多萬元,這些錢主要來自社會的籌款,還有一部分來自病友捐助。康復後,黃歡將剩下的十幾萬元都用於救助其他肺動脈高壓、肺栓塞等疾病的患者。“病友對我的幫助很大。在無錫治療時,病友的家屬見到我父母歲數較大,經常幫忙照顧我。”黃歡說。
多年的治療經歷,黃歡認識的病友越來越多。她發現很多身處農村的病友,由於誤診時間較長,到了醫院根本沒辦法救治。還有些女病友明知自己的病情不應該受孕生產,卻由於傳統觀念選擇生育,在妊娠期離世。
“2011年起,我和朋友成立了一家名為‘愛稀客’的公益機構,希望能夠搭建一座聯結醫患的橋樑,使病友們不再因為缺乏醫療資訊而失去寶貴的治療機會。未來,我會繼續服務病友,回報社會。”
記者/李陽煜
編輯/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