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作者：秦大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王結華與羅鵬所著的《青瓷千年映錢湖》，日前由寧波出版社出版了。全書25萬字，220幅附圖，共分為六章。開篇先是梳理了關於越窯瓷器的古代文獻，繼之介紹了今寧波境內越窯窯址的考古工作。接下來，以考古調查發掘資料為主線，全面介紹寧波東錢湖及周邊地區青瓷生產的全貌，涉及分割槽、各區窯址，區域總體分期，以及各時期器物的特徵。最後，將越窯青瓷和窯址視為寧波重要文化遺產，介紹其保護與利用現狀。
此書的兩位作者，一位是長期擔任寧波考古所所長的管理者和研究者，一位是近年來主要從事陶瓷考古工作和研究的新銳研究員，由他們揭示、整理和總結的翔實資料，使我們對東錢湖區域的青瓷生產，從地域分佈、技術體系到發展階段都有了充分認識。由此，我們從經濟和貿易歷史角度來認識越窯，便有了翔實的資料。以下是筆者在閱讀此書後的幾點認識。
第一，東錢湖地區是越窯最後的生產中心。
越窯以唐代越州命名，代表了中國古代瓷器生產前期階段的發展歷程，是中國早期青瓷生產的代表。越窯以唐代名窯著稱，但透過長期的考古工作，今天我們已經認識到，其作為一個生產技術一脈相承的青瓷生產體系，生產歷史延續達數千年——最早的遺存約可以上溯到4000年前的夏代，當地產生了最早的印紋硬陶、原始青瓷，創制了最早的成熟瓷器。唐代，越窯成為南方青瓷生產的代表性窯場，進入官府的供送系統。
然而，在越窯漫長的發展歷史中，並非一直以古越州為中心。其生產中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移動，夏商周時期的生產中心是浙北的東苕溪流域；兩漢、六朝時期的生產中心轉移到了浙東上虞的曹娥江流域，又在中唐時期轉移到慈溪上林湖地區，並迎來了其輝煌的生產高峰。以往學界認為，北宋前期越窯就衰落了，生產中心一直在慈溪上林湖地區，即古越州範圍內。透過對東錢湖地區的窯業調查，我們可以看到，明州的窯業在唐末、五代時期迅速興起，在10世紀後半葉到11世紀前半葉，生產規模大、產品質量高。儘管同時期越州上林湖地區仍在延燒，但其規模和產品質量已然遜於明州窯區，東錢湖地區成為越窯北宋時期的生產中心。至於窯業生產中心的移動，是與政治、經濟資源配置的變化密切相關的，明確窯業中心的移動，對了解當時地方政治、經濟中心的變換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東錢湖地區的窯業應稱為“明州窯”。
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王朝將隸屬於越州的鄮縣（今鄞州區五鄉鎮）升置明州，83年後的長慶元年（821年）徙治於今寧波城所在的三江口，約在“乾寧五年”（898年），明州刺史黃晟築羅城。明州依託適於重船航行的甬江發展起來，成為10世紀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恰在此時，東錢湖地區的窯業迅速發展，可見明州窯業的發展與明州港的興起是同步的。
根據本書介紹，東錢湖及周邊地區在早期階段只有零星的窯業，東漢三國時期有6處窯址，六朝時期2處，年代可追溯至晚唐的窯址有6處，均屬於越窯體系的邊緣窯場。而五代到北宋初，窯業迎來大發展，有窯址37處。可見，五代以後這裡才真正成為一個窯業生產中心，而其興盛期則在北宋前期。此時東錢湖地區的青瓷生產，儘管在技術體系上依然屬於越窯系統，但從行政區劃上已與越州比肩存在。《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之三七，“甆器庫”條載：“甆器庫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饒州、定州、青州（州字衍）、白瓷器及漆器以給用。以京朝官三班內侍二人監庫，宋太宗淳化元年七月詔：甆器庫納諸州甆器，撿出缺璺數目等第科罪……”可見，宋太宗時，明州和越州就一同向中央政府貢奉瓷器。筆者以為，此時可將東錢湖地區的窯業從“越州窯”劃出，稱為“明州窯”。
第三，明州港的興起是東錢湖窯業發展的主要動因。
明州的興起，與10世紀海上貿易的快速發展相伴隨。9世紀末，位於三江口的明州開始築城，標誌著明州城地位的提升。五代時期，作為吳越國重要手工業產品的越窯瓷器，開始透過近海航路和遠洋貿易大量輸出。儘管吳越國是否在明州設立貿易管理機構，在古代文獻中語焉不詳，但據記載，山東等中原王朝的濱海地區設立有“兩浙回易務”和“博易務”，專營與吳越國和南唐的近海貿易。在今北方地區，特別是東北的遼境，出土了相當數量的越窯青瓷，應是這種近海貿易的結果。同時，在東南亞海域發現的幾條10世紀的沉船中，發現了大量越窯瓷器，有的多達幾十萬件。可見，吳越國為了維持政府執行所開展的經貿活動，嚴重依賴海上貿易，貿易商品主要是青瓷器，最重要的港口就是明州港。在寧波考古發掘的唐宋時代的姚江碼頭、東門口碼頭、和義路、東門口羅城、市舶司、高麗使館等遺址，出土了大量的五代到北宋前期的越窯瓷器，可以說明這點。
學界在討論早期海上貿易時，通常關注長沙窯。長沙窯瓷器的外銷主要在9世紀中葉，外銷主要途徑是揚州港。越窯，則在10世紀成為居於絕對地位的外銷商品。由於揚州港隸屬於南唐，戰亂造成五代時期“江淮不通”，越窯瓷器外銷的港口就只能是明州港。據研究，以當時從南中國海到印度洋地區的貿易體系的遠端市場為例，在西印度洋地區發現長沙窯瓷器的古代遺址有11處，最遠到達東非坦尚尼亞的桑給巴爾島，發現的數量多在1～30片，出土數量最多的伊拉克希拉夫遺址發現了230餘片。而10世紀發現越窯瓷器的遺址則達到37處，最遠到達非洲南部的馬達加斯加和葛摩群島，發現的數量大多在5～50片，發現最多的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土了940餘件。不論遺址數量，還是各遺址發現的殘片數量，越窯都成倍地超過了9世紀的長沙窯。
第四，東錢湖窯業是明州城的重要腹地。
從經濟學視角來看，中國古代帝國時期較為重要的變革，出現在唐宋之際。最重要的變化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形成商業、手工業中心城市與周邊腹地相結合的城市經濟體系。考古發掘資料和文獻都證明，從9世紀末期才真正崛起的位於三江口的明州，在10世紀時成為了海上貿易中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這樣的中心城市必須有廣大的腹地來支撐。東錢湖地區在10世紀迅速崛起的制瓷業與明州城興起的時間十分一致，表明制瓷業就是依託於中心城市發展起來的，專門為一個港口城市提供外銷產品，構成了城市的腹地。城市與腹地的興衰相輔相成，互為因果。考古工作所得出的明州城和明州窯的發展、繁榮時期高度一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唐末到北宋時期發展起來的典型的城市經濟體系案例。
本書在細緻對比以後，認為海外發現的越窯青瓷中，有相當部分可以確認是東錢湖地區的產品。10世紀到11世紀中葉，瓷器外銷規模擴大，經濟的強大也主導了文化交流的地位。這一時期，也是中國文化對外產生影響的高峰時期。西亞、中東地區此時生產的錫釉陶中，可以看到許多越窯的文化因素。北宋前期浙東地區經濟的繁榮發展，不僅擴大了與域外交往的規模，也帶去了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對域外產生廣泛影響，融入人類文明多元化和早期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程序，也許是自此開始。
《光明日報》（ 2021年10月16日12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