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頭鎮五星村鳥瞰
年輕時開過出租、做過百貨生意的董豔學怎麼也沒想到，在外打拼了20年後，她會回到崇州白頭鎮五星村老家，開啟“收租人”式的退休生活。
前幾年，董豔學和800多戶五星村的鄉親們，陸陸續續從散落在林盤裡的老宅搬出來，聚居在一起，每家每戶都住上了兩層樓的小別墅。房前屋後養花種菜，閒置的房間被改造成民宿、咖啡廳、花園火鍋店。
2018年8月，董豔學家的禾潤民宿也開張了，掩映在一排排白牆灰瓦水墨風的建築群落中。民宿一開業便迎來了客人，六間客房常常“一房難求”，入住率能達到80%。
不止是巷子裡的民舍搞起了鄉村民宿，走到村口，“外來”的網紅民宿、餐飲店、高階酒店也來這裡落地開花，與大田景觀、溼地風光一道，共同構築起“全國最美休閒鄉村”的模樣。
道明鎮花田時裝秀
白頭鎮五星村，從昔日的相對貧困村，成為了如今的全國鄉村旅遊重點村、四川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工作示範村、國家AAAA級景區。原來外出務工、現在返鄉創業的“董豔學們”見證了家鄉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均收入從4300元變為現在的3萬多元。
從2013年開始，這座西部小村莊的土地活了、產業興了、人氣旺了。10月19-20日，第五屆四川“村長”論壇暨首屆鄉村振興縣委書記峰會召開，舉辦地就選址於五星村。九年蛻變，這個有故事的村莊，恰好成為崇州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都市現代農業、探索共同富裕的生動註腳。
制度破題
王場鎮大雨村幸福裡火鍋餐廳
從空中俯瞰，成都平原上三三兩兩地分佈著一些院落，或三五成群，掩映在樹林間，或十餘戶地靠水、田聚集，這種川西農村的獨特聚居形式，便是“林盤”。林盤承載著川西平原長達兩千年的農耕文明，《華陽國志》載：小亭，有好稻田。小亭就在崇州，自古便是“天府糧倉”。
然而，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深入推進，勞動力背井離鄉外出務工，傳統的農業終究留不住人。2013年之前，五星村是成都市第二輪第一批相對貧困村，整村的產業以傳統糧食種植為主，人均收入僅4300餘元，村組道路等基礎設施落後，也談不上二三產業。
村民回憶，大家到四川、西藏、新疆等地摘棉花、搞建築、做餐飲。後來新農村建設時，村民們的這些工作經歷帶來了意外的驚喜。但在當時，這卻讓四川糧食主產區出現了“弱者種地”“差地種糧”的現象。
地碎、人少、錢散、缺服務，怎麼辦？誰來經營，誰來種地，誰來服務？泥土裡冒出一串串深層問號，亟待求解。
直到2010年，崇州首創“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業職業經理人+農業綜合服務”三位一體的“農業共營制”模式，成為破解中國農業經營方式轉型的重要突破口。
崇州“農業共營制”的制度核心是培育三大主體（土地股份合作社、職業經理人、專業化服務組織），搭建三大平臺（農地經營權、企業家能力、專業化服務的交易平臺），形成三大格局（多元主體的共建、共營、共享）。
五星村也成為這項制度的“吃螃蟹者”，成立“五星土地股份合作社”，搭建農地經營權的集中機制，在土地形成一定的連片規模後，引入農業職業經理人，大力發展認養農業、觀光農業、體驗農業等創意農業，併成功打造了“五星品牌”這一特色農產品品牌。
10萬畝高標準良田收割場景
2021年的深秋，老村支書王紀站在五星村的觀景臺上，眼前近千畝的高標準農田稻浪翻騰，一片金黃。王紀感慨，再過兩天，這裡就要收割了，到時候大型收割機在稻田裡來回穿梭，割稻、脫粒、粉碎稻稈、烘乾，一氣呵成。“我們從插秧、蟲害防治開始，就全是機械化作業了，這是過去‘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土地，不能想象的場景。”
因為“農業共營制”的制度突破，整個崇州的農田得以完成高標準建設，崇州市農村綜合機械化率達92.8%，崇州都市農業產業功能區的農機化率、資訊化水平甚至可以達到98%、85%。
“農業共營制”為崇州農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制度基礎。從2011年至2020年，崇州共建成高標準農田36.43萬畝，佔耕地面積（58萬畝）的62.8%，其中集中連片最大的有10萬畝。至2020年，崇州土地規模經營率76%，糧食規模經營率92%，農業標準化覆蓋率達90%，先後培育農業生產專業化社會化服務組織160個、農業職業經理人2358人。
崇州被更廣泛地看見了。2015年崇州經驗被農業農村部列為“創新農業體制機制”典型案例並在全國推廣借鑑，2017年“農業共營制”入選中央改革辦《改革案例選編》，2018年“農業職業經理人培養”被寫入中央一號檔案。崇州經驗在全國複製推廣。
產業新局
白頭鎮五星村綠道騎遊
按照華南農業大學經管學院院長、教授羅必良的總結，崇州的“農業共營制”已經從1.0邁向了5.0版本，“三位一體”的共建、共營、共享的制度核心，也逐步向產業鏈延伸、三產業融合、鄉村全域共營進行拓展。
近年來，五星村的發展也跟上了“農業共營制”迭代的步伐。2013年，在成都市、崇州市多個部門全力支援下，五星村採用“小組微生”模式，開始了一場新村建設。著眼“景農一體村莊、產村相融單元”的規劃定位，五星村整合了六七個林盤，規劃出3個新居點位，以4A級旅遊小村作為標準設計，新房統一採用了川西民居風格。
“這種改造方案，從外觀來看，讓村莊的形態很好的呈現出來，進到房子裡面，又有改造為民宿的條件”，談起五星村的鄉村風貌，五星村黨委書記、村主任高志偉很是滿意，正因為一開始新村建設搭好了基本的框架，五星村後來的二產、三產才有了發展的空間。
2017年，五星村新成立了旅遊合作社帶動鄉村旅遊的發展，把田園變成景區，把民房變成民宿，把農產品變成禮品，使村民都參與到鄉村旅遊的發展中來。
有投資者看中了五星村的旅遊資源，出資在村上建立了鄉村客棧。進了村莊不久，就能看見一家“五星春天酒店”，這是由外來業主租賃11戶村民住房發展起來的鄉村酒店。春節期間，天天滿客，房價也不漲，還是288元一晚。
觀勝鎮嚴家灣秋景
新穎的體驗，迅速成為成都近郊網紅“打卡”地，帶動全村民宿、餐飲、文創等新業態快速發展。新老村民投建的民宿發展到70餘家、客房400餘間。良好的發展勢頭，還吸引了四川發展集團投資50億元的天府國際慢城等一批文旅專案。
在成都春夏秋的鄉村旅遊地圖中，五星村都榜上有名，這裡有稻香有花海還有溼地公園，一到週末就遊客如織，“村口還要派村上的巡邏隊來執勤。”王紀說，“遊客太多，要堵車。”
用董豔學的話來說，“我們村現在不僅房子像別墅，收入增加了，日子也過得越來越好。”村民從傳統的農業勞作上解放出來，農民變身產業工人、林盤變成了景區。有村民掰著手指數了數，“我們現在可以說有7個收入渠道”。
“農業共營制”走過十年，已經發展到以特色鎮為中心，以村莊（林盤聚落）為節點，以綠道串聯，培育生活、商業、消費場景，形成空間協同發展格局的新階段。
對於整個崇州而言，不管是五星村也好，竹藝村也罷，還有幸福裡、凡樸林盤，這些蝶變之後的村莊，“一個精品林盤（院落）催生一個規上服務業企業”，帶動產業增效、區域增值、農民增收。它們如大珠小珠落玉盤般串聯成崇州“村—鎮—縣”協同發展的全域振興模式。
全域振興
道明鎮花海餐廳
改革農業生產方式、發展集體所有制經濟、盤活鄉村資源要素、最佳化鄉村治理體系……一系列舉措的落實讓昔日的相對貧困村，“變身”為今日的經濟富強村。這正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最好詮釋。
在這個過程中，崇州逐步盤活支撐全域振興的資源要素。
土地是農業的“命根子”，產權改革牽扯主體廣、利益影響深、制約因素多，在很多地方是“老大難”問題。
崇州透過探索土地經營權再入股，以折股聯營、入股經營、合作經營等模式，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收益增值，盤活農村承包地和設施用地。以土地整理和拆院並院為抓手，推行“國有土地+集體建設用地+農用地”的“拼盤用地”模式，盤活集體建設用地。
人才是振興的“生力軍”，崇州建立了科技領軍人才入鄉激勵機制和鄉土人才兼職創業制度，搭建“1＋3”科創空間、工匠學院等平臺，讓有號召力的“帶頭人”、懂技術的“田秀才”在鄉村振興的廣闊舞臺上大顯身手。
家鄉變了樣，過去外出務工的年輕人開始迴流。在崇州，有一支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隊伍，他們既是崇州發展現代農業的領頭羊，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
隆興鎮葡萄採摘體驗
“農業共營制”走向縱深的過程中，村民既是全域振興的見證者、受益者，更是增收致富的參與者。最直觀的變化是收入，崇州被評為全省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試點縣。2020年崇州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747元，2013—2020年平均增長14.6%。崇州提出，力爭到“十四五”末，全市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突破4萬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縮小到1.58:1。
與此同時，圍繞探索集體所有制有效實現形式，崇州針對集體經濟組織虛化、缺人才、缺要素、缺評價考核等現實問題，還探索實踐出給名份、給人才、給方向和給政策的“四給”模式，火了集體、富了百姓。
據《崇州市共同富裕指標分析報告》顯示，崇州市2020年共同富裕評估分值為53.9分，15個鎮街評估分值位於46.9—59.7分割槽間。雖然處於共同富裕的起步階段，但崇州日益夯實的集體經濟基礎，被視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一環。
資料是最好的證明。2021年前三季度，崇州預計一產增加值42.9億元，同比增長11%；一產固定資產投資14.6億元，同比增長65%。
改革創新是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重大舉措。以體制機制創新為牽引，兩項改革“後半篇”文章、“農（林）業共營制”等改革成效頻頻更新，崇州不斷最佳化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在“三農”事業上，描繪出醒目的“崇州座標”。
文/李金洋 圖/叢萱
每日經濟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