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向牛頭充炭直”是強買強賣的意思嗎？（中國古代流通最久、最普遍的貨幣形式：絲綢）
金錠、銀錠、袁大頭、銀票，這些中國古代的貨幣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了。李白因為太過倨傲，最後被皇帝“賜金放還”，孔乙已更是習慣在桌上“排出九文大錢”，但是其實在中國流通最頻繁時間最長的不是這些，而是絲綢。
白居易的《賣炭翁》中，“半匹紅綃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一句常被老師解讀為官家強買強賣，幾尺破布往牛頭上一掛，就充做買炭的價錢了，不給錢，實際上是明搶。
這些綾羅綢緞既不能禦寒又不能充飢，對於一個賣炭的老翁實在是半點用處也沒有，從而表現古時官家對普通百姓的剝削，所以詩人在詩前的註釋裡稱，“苦宮市也”。
“苦宮市”沒錯，“半匹紅綃一丈綾”也確定不抵“一車炭，千餘斤”的價值，但這裡有一個常識性的錯誤，那就是綃和綾，與羅、絹、絁、綺、縑、紬等珍貴的絲織品統稱為帛，我們不妨簡稱為絲綢，用絲綢充當買炭錢並非是官家欺行霸市的表現，在當時這是真正的可以流通的貨幣。
史籍上多有提及，“金銀之屬謂之寶，錢帛之屬謂之貨。”“寶”即人們常說的金銀元寶，錢帛指的就是銅錢和絲綢，“貨”則是“市場流通的貨幣”。
此句的意思是，在古代，黃金白銀都是用來做價值儲存的，因為其價值過高，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很少能用到，而銅錢和絲綢才是真正用來在市場上頻繁流通和交易的“貨”（幣）。現在我們不妨理解為“小面值的零錢”。
從公元前六世紀的古波斯金幣開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過用金幣做為貨幣流通的財政制度，這裡的金幣雖然不是唯一流通的貨幣，卻是最主要的交易形式。而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采用“金本位”的國家。
也就是說，中國從古至今沒有真正意義上將黃金做為貨幣流通的歷史階段。黃金一般只是做為大額的交易支付手段在較小的領域內使用，更多的則是做為國家財政的儲備，而日常交易則採用銀錠、銅錢和紙幣，想想看，用一小塊金子買二斤肉，然後換回幾百枚找零的銅錢，這樣的交易方式顯然麻煩得很。
如果簡單的理解，金本位在中國沒有真正實施的原因可能源於黃金崇拜和宗教需要這兩大原因。前者的表現為中國人習慣將黃金打製成首飾，做為富貴的象徵；後者則更多的是因為古時黃金的產量少，其中絕大多數為國家擁有，少數民間的黃金則被打製成佛像用以供奉和禮拜。
尤其是東漢以後，佛教在中國遍地開花，民間需要大量的黃金為佛祖鍍上金身，這樣一來，本來就存世極少的流落民間的黃金就更捨不得拿出來交易了。
黃金由於化學結構穩定，可以長時間的儲存，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以最小的佔地和保管費用保值，所以被國庫大量的收入。銅錢則因為鑄造工藝複雜，雖然做為比較普及的流通工具但數量和成本都不足以應付市場需求，於是平民之間就更急需一種方便靈活的交易介質。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紡織技術的國家，家家紡織的便利於是使得絲綢這種輕便的交易介質開始成為貨幣形式得以在民間普遍流通。因為家家都有紡織的經驗，所以絲綢的成色真假等等每個人都可以很輕易地鑑定，於是“假幣”現象可以順利地避免。
而由於絲綢的化學性質決定了它並不適合長時間的儲存，時間久了就會變色變質，這也是國家促進貨幣流通的另一種手段：促使擁有“存款”的家庭儘可能快速地將其投放到市場上流通，促進和保障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繁榮。
所以我們時常可見，黃金白銀雖然也有其固定的市場價值，但這些容易長年儲存的貨幣形式多是沉澱在人們的箱底和國庫的最深處，成為傳給子孫後代的“家底”，漸漸退出了市場流通領域，而在銅錢之外，人們則多以絲綢做為貨幣參與經濟活動。
銅錢的面額較小，隨身攜帶太多了不夠方便，在銅錢與白銀之間存在著一個貨幣等值的空檔。
在唐以前，寬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一匹絲綢約合一千文錢，這樣在銅錢和白銀之間的空檔上，絲綢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交易平衡的價值體現。
以絲綢做為交易貨幣的另一方便之處在於，從穿著打扮上將古時的地位尊卑階段屬性一目瞭然地分辨出來：因為絲綢是貨幣，它當然高於其實用價值，於是只有富貴人家才有實力用其製成衣服，以彰顯家族的顯赫，普通老百姓就只能粗布為裳，才捨不得把錢穿在身上呢。
在這個意義上，“絲綢之路”的冠名雖然是因為這條通向西方並由此走向世界的經濟之路上最初運送的真的是產自中國的絲綢，但隨後就增加了很多的瓷器、茶葉等中國特產。
隨著紡織技術和桑蠶養殖技術向西方的傳播，到後來，那條古道上幾乎已經看不到絲綢的影子了，但是“絲綢之路”這名字卻一直延用下來，並沒有改成“茶葉之路”、“瓷器之路”，這其中便蘊含著絲綢所代表的“經濟標杆”和“貨幣價值”的經濟意義在其中，那道路也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走向世界的“經濟之路”、“財富之路”、“貨幣之路”，帶著古代中國人民渴望的“經濟騰飛”的美好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