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至1973年,甘肅發生了嚴重的旱災。特別是1973年,災情非常嚴重,這是甘肅連續幾年受災的繼續和發展,受災面積、受災人口與災害的嚴重程度為幾十年所罕見,而且還有洪澇、雹災、凍災、蟲災等各種災害。
1973年5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聽取了甘肅省委代表宋平等人關於甘肅省長期多災貧困落後情況的彙報後,十分難過地說:“我們解放20多年了,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甘肅人民生活還這樣困難,我作為國務院總理,工作沒有做好,對不起甘肅人民。”他還說:“我們一定要幫助那裡的人民,把那裡的貧困面貌改變過來,爭取一年一小變,三年一中變,儘快把甘肅的農業搞上去”。
為了瞭解受災地區的具體情況,統籌救濟災區的群眾,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周恩來立即從國務院8個部委抽調幹部近百人組成工作組,奔赴甘肅調查災情和幫助救災。周恩來說:“過去不知道,現在知道了就要解決問題。”在這個高規格的工作組中,有農林部副部長羅玉川、商業部副部長劉忍、水電部副部長王英憲及一大批司局級幹部。
國務院派出的工作組到甘肅調查災情和人民的生產生活情況後,連續3封關於甘肅災情的特急電報和7份調查報告擺在了周恩來的案頭。周恩來立即批示有關部門迅速解決,並指出,救災就是救人,他要求甘肅半年內解決生活問題,兩年半解決生產問題。國務院下發《關於解決甘肅乾旱山區群眾生產生活問題的意見》,並調撥大批救災糧、款和物資,積極開展救災、救濟工作,及時解決甘肅災民生活、生產上的主要困難。
1974年,甘肅災情繼續發展。這時周恩來已身患重病,但他對甘肅的災情仍放心不下。3月,他指示商業部、財政部再次到甘肅調查災區群眾生活安排落實情況。6月,根據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醫療組意見,周恩來告別了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個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廳,住院進行手術治療。
周恩來在住進醫院的當天就進行了一次大手術,術後病情有所好轉。當身體剛剛恢復一些,周恩來又開始掛念國內外的各種事情,特別是甘肅的災情。
周恩來的秘書錢嘉東回憶:一天半夜,我已經睡了,突然電話響起來,總機說是總理找我。我在電話裡聽到總理的聲音。他說:我正在看一份關於糧食問題的材料,覺得有些數字有問題,你明天找有關部門問一問,要他們把確切的數字送來。在這深更半夜的時候,有誰會想到,我們的總理正抱著病體在計算甘肅群眾吃糧的問題!
據商業、財政部赴甘調查組對定西、天水、平涼、慶陽4地區災民生活安排情況瞭解:口糧分配292斤以下的3.26萬個生產隊,佔4地區生產隊總數的69%;平均口糧在200斤以下的有14個縣,災民358.4萬人,佔4地區總農業人口的44%。全省絕收或基本絕收的重災民約160萬人,分配口糧只有幾斤、幾十斤。3月,定西、蘭州、臨夏、武都、天水、平涼等地外流人口3萬餘人;定西、天水已發生浮腫、乾瘦等病,人數為1.8萬人……
病榻之上,心繫甘肅。7月16日,周恩來在反映甘肅災情的調查報告上寫下批語:“口糧不夠,救濟款不夠,種子留得不夠,飼料飼草不夠,衣服缺得最多,副業沒有,農具不夠,燃料不夠,飲水不夠,打井配套都不夠,生產基金、農貸似乎沒有按重點放,醫療隊不夠,醫藥衛生更差等,必須立即解決。否則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響勞動力!! ! ”又批:“先發救濟口糧款,至少要增加無息長期農貸。”這一連串“不夠”,是細心的周恩來經過反覆計算後得出的結論;他連續寫三個驚歎號,充分表達出他的憂慮焦灼之情。
在周恩來的親切關懷下,甘肅人民除了接受國家救濟外,還積極採取生產自救的方法:夏田旱死種秋田,早秋沖毀種晚秋,糧食歉收補種菜。儲鮮菜、曬乾菜、醃鹹菜,採集各種野生代食品。還號召城鎮人民節約糧食,支援災區。同時廣泛開展多種經營,大搞副業生產,增加群眾收入。甘肅人民迎著困難,同心協力,推動農業生產和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不僅平安度過了災荒,而且取得了1975年的糧食大豐收。
多年後,周恩來的這個批示被中央檔案館作為檔案收藏。翻開這份塵封的記憶,人們仍能感受到周總理將貧困群眾的安危冷暖繫於心中的一片赤子情懷,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宗旨,同時也為在脫貧攻堅和抗洪救災戰線奮鬥的各級黨員幹部樹起了一面鮮紅的旗幟。
2020年9月15日刊載於《民主協商報》,2021年6月選刊於《人文甘肅》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