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美國對華競爭愈益向軍事領域傾斜。拜登上臺以後，這一傾向更加凸顯。美國對華競爭向軍事領域傾斜的主要表現在：首先是美國全政府國防化和軍事化程度加強。這一方面表現為非軍事部門職能的軍事化滲透，另一方面表現為軍事化部門職能的專業化程度加強。其次是美國自上而下多方力量不斷高調推進軍事力量在印太地區的部署，對華指向性極其明顯。
非軍事領域職能的軍事化滲透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美國非軍事領域逐漸被賦予軍事化職能，或逐漸向國防、軍事方向轉型，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供應鏈系統的“戰略化與軍事化”滲透。
供應鏈安全直接關乎美國國防後勤局軍事供給的持續性和美軍作戰力量的穩定性，維護供應鏈安全是美國國防後勤局最重要的職能之一。美國政府一直對供應鏈環節的安全給予高度關注，早在2012年奧巴馬簽發《全球供應鏈國家安全戰略》時，美國就已經將供應鏈安全上升至戰略高度。特朗普上臺之後，供應鏈戰略化趨勢更是明顯加快。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後，特朗普與國務卿蓬佩奧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把供應鏈“留在美國”的重要性，提出要將中國和美國以外的醫療裝置供應鏈轉移回美國；2020年4月，美國商務部官網釋出公告表示，要加強對技術出口的限制，以防止美國公司向海外出口可能會增強中國軍事力量的產品；2021年7月22日，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國防關鍵供應鏈工作組釋出《國防關鍵供應鏈最終報告》，該報告提出了六項對策性修正案，作為本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的補充，其中明確規定國防部在修正案頒佈一年內使用現有商業工具來繪製國防供應鏈圖譜。自此，美國供應鏈國防化的趨勢基本形成。
除了供應鏈系統之外，美國在其他非軍事領域職能也有一定程度的戰略化與軍事化滲透傾向，技術出口管制逐漸成為美國針對中國的一大利器。
就部門職能設定來看，非軍事部門職能的國防化滲透趨勢日漸凸顯。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釋出報告認為，美國政府應將商務部指定為美國情報界成員機構，擴大美國現有的17個情報界成員結構，提高政府分析執行國際技術戰略所需的經濟、貿易和技術發展的能力；同時建議擴大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域性（BIS）職責任務，讓其負責監管和保護美國技術供應鏈，並依照財政部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局的模式進行重組，以履行其新增加的職責——監督與經濟或技術競爭力有關的非軍事類專案。這樣做是為了適應經修訂的《國防生產法案》（DPA）下擴大的“國防”概念，並減輕國防部現有辦公室的壓力，使國防部專注於戰備打仗的本職。
軍事化部門職能的專業化加強
與非軍事領域職能的軍事化滲透相對應，美國軍事化部門職能的專業化不斷強化。自2017年美國確定重回大國競爭戰略以來，美軍把提升“殺傷力”作為軍力建設的核心要求。為了備戰大規模戰爭，建立絕對攻防優勢，美軍大幅增加了彈藥採購經費，提高彈藥庫存。美國國防部2018年啟動彈藥戰備計劃，並在2019年4月公開發布的《改革國防部執行機制提升效率初始計劃》檔案中，將彈藥戰備作為美軍供應鏈與後勤改革的三大頂級任務之一。
今年6月3日，美國總統拜登以“應對中國軍工企業威脅”為由，簽署了名為“應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某些公司提供資金支援的證券投資所產生的威脅”的行政令（E.O.14032），加強了對中國涉軍以及監控技術企業的進一步打壓。該命令對執行部門分工進行了重新調整，將投資禁令的管轄權從特朗普時期的國防部移交至財政部，將國防部的任務從競爭重新調整為戰備打仗。今年8月，美國海軍舉行了“大規模演習2021”。據美方報道，參與此次演習的裝備包括航母、驅逐艦、潛艇、飛機、無人艦船等至少36艘水面或水下艦船。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海事戰略主席詹姆斯·霍爾姆斯表示，美國海軍“正在回到二戰時期的備戰方式”。美國空軍協會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認為，應進一步加強國防部戰備打仗的能力，建議2022年美國《國防戰略》應提出新的部隊規劃理念：恢復對美國軍隊規模和結構的要求，以擊敗潛在的兩個對手；美軍規模恢復至2018年之前美國《國防戰略》的要求，要能夠同時打贏兩個中等規模的衝突。該建議將增強美國威懾安全挑戰的能力，並防範“投機侵略者”在美軍全力投入另一個戰區的戰爭時有機可乘。
除了軍事化部門職能的專業化加強外，美國還在不斷降低核武器使用門檻。在特朗普政府釋出的《2018年核態勢評估》中，檔案就已明確指出美國當前的一項重點是：加快研發用於實戰的低當量核武器，以及降低美國核武器的使用門檻；只要美國遭受損失，不管對方是否使用核武器，美國都可以使用核武器進行反擊報復。
高調推進軍事部署向印太轉移
拜登上臺以來，美國多方力量推進軍事部署向印太轉移，具有極強的對華指向性。2021年1月，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羅伯特·奧布萊恩提前解密了《美國印太戰略框架》全文，透過該檔案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對“印太戰略”的目標和戰略做了詳細的規劃，指令趨向落地，日漸實心化。拜登上臺後，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並深化了特朗普執政時期提出的“印太戰略”。
增加“太平洋威懾倡議”預算，意在鞏固對華威懾。美國效仿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美國實施的“歐洲威懾倡議”（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 EDI）的做法，在《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提出了一項名為“太平洋威懾倡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PDI）的撥款計劃，明確指出美國需要“增強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威懾的可信度”“堅定地致力於捍衛自己在印太地區的利益”。
在《2021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美國計劃在2021～2022兩個財年為“太平洋威懾倡議”撥款70億美元。2021年7月22日，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通過了拜登政府提交的2022財年國防預算，並增加了50億美元的開支，從而將2022財年國防總預算增至7779億美元，其中明確“太平洋威懾倡議”增加10億美元的預算；此外，軍事委員會還在2022年國防預算中明確提出要加強國防工業基礎和供應鏈，以應對大國威脅；加強“印太海上安全倡議”；要求評估對手當前和正在出現的新型進攻能力，加快發展與大國戰略競爭所需的核心技術研發。2021年3月，美印太司令部為2022財年預算編制準備2022～2027財年投資計劃時，申請在2022～2027財年對“太平洋威懾倡議”共計增加約35%的開支。這是美國在“太平洋威懾倡議”提出以來，美方軍事機構針對該計劃提出的首份具體提案。其主要內容包括在整個地區建立新的反導和防空系統、雷達系統、軍隊集結待命區、情報共享中心、補給倉庫和試射場，以及加強與盟國間的聯合演習。美國企業研究所國防政策研究員庫珀認為，“太平洋威懾計劃”可能是近年來美國有關亞洲最重要的一項立法。
美國國防部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多方向部署，劍指中國。美國環太平洋地區戰略部署逐漸走向印度洋，美軍全球戰略部署呈現出網路化佈局。美軍戰略部署在亞太地區的網路化發展，並非簡單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以五對雙邊軍事同盟為支架的“軸輻”體系，而是在此基礎上加強軍事前沿部署，構建一個以美國為中心和重心的地區網路。
據2018年美國國防部《美國軍事基地結構報告》，美軍海外基地從鼎盛時期的2000多個裁撤至514個。儘管目前美國海外基地數量已經是美國曆史上規模最小的，但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數量卻沒有太大變化。目前，美國在日韓軍事基地佔美軍海外軍事基地總量超過40%，其中位於韓國京畿道的平澤基地2017年正式投入使用，面積1468萬平方米，可容納部署4.3萬人，是美軍規模最大、軍事設施最完善的海外基地。2020年資料顯示，美國約有16萬軍人被派往海外軍事基地，其中駐軍超過萬人以上的有日本（53732）、德國（33959）、韓國（26416）和義大利（12249），美國在日韓兩國駐軍總數約佔到美國國外駐軍總數的一半。
除了在東北亞地區加強軍事部署，美軍還日益強化在我國南海地區的軍事部署。根據美國與新加坡的協議，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可以為美軍第七艦隊及其他過往船隻提供後勤補給和維護服務，而這個基地也是南海沿岸地區唯一能夠為航母提供補給的美軍基地；在菲律賓，除了早已到手的五個軍事基地的使用權，美國正在積極謀劃“重返蘇比克灣”，以期實現從新加坡樟宜到日本橫須賀之間的中轉，為長期執行“南海航行自由”鋪路。此外，印尼和越南也允許美軍訪問性地使用蘇門答臘港和金蘭灣的海軍設施。
在印度洋方向，美印兩國一致強調要進一步加強海上關係，尤其是2015年兩國發表《美印亞太及印度洋地區聯合戰略願景》之後，美印又簽訂了四份基礎性軍事協議，有關協議允許雙方共享情報、使用戰略性海軍設施等。當前，美國已經與印度達成後勤協議，允許對方的武裝部隊使用各自的軍事設施，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亞島也成為美軍在印度洋最重要的海軍基地。以西太平洋上的關島、澳大利亞北部的達爾文港和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亞島為基礎形成戰略威懾，為美國實施“印太戰略”提供了支撐。
相關西方媒體披露，美國中央情報局正在籌建一個獨立的“中國任務中心”，這一點坐實了拜登政府打壓中國的企圖。值得高度關注的是，此前中美對抗只是停留在政治、經濟、科技等領域，而由於美國壓制中國的多項政策均未取得理想效果，現如今美國軍方蠢蠢欲動，拜登或將促使中美博弈轉入軍事領域，對此我們也應做好相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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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丨世界知識
作者丨黃嘉瑜
編輯丨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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