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轉到1950年6月末,毗鄰我國東北的朝鮮半島爆發了內戰。
起初北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佔據了南韓的九成地區,繼而以美軍為主導的“聯合國軍”悍然參與戰爭,迅速撕碎了北朝鮮軍隊,並把戰火燃燒到鴨綠江,甚至多次以飛機轟炸我國安東(現丹東)地區。膽敢如此赤裸裸地挑釁,是因為“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認定:中國人不敢參戰;即使參戰,也根本打不贏;甚至感恩節之前就能推平朝鮮半島,回家過節烤火雞了。
狂傲的美國人低估了我國軍民捍衛和平、保家衛國的決心和力量。即使沒有了蘇聯早先承諾的空軍支援和重武器援助,我軍也已決心出兵。10月19日,20萬志願軍火速秘密入朝,拉開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的戰爭序幕。
就在全國人民忐忑不安地期待勝利果實的時候,在北京德勝門外的一處監獄裡,卻有一小撮人正幸災樂禍、翹首以盼等著看志願軍慘敗於美國的笑話。這些人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到底還是不是中國人?
答案很簡單,這裡是關押戰犯的功德林監獄,這些幸災樂禍的人都是在解放戰爭中被我軍俘虜的國軍高階戰犯。
功德林用作地名最早始於元朝,元大都北城垣門內有一條路,通往一座金國時期修剪的寺廟,由於此路名為功德林,這座原本名為石佛禪林的寺廟也改叫了功德林寺。明朝時改大都為北京,修建了新的城牆,功德林寺的位置就變到了北京城德勝門外了。
到了清朝,功德林寺除了燒香禮佛,還作為朝廷治下的一個大粥廠,用以賑濟災民。雍正時期又撥款賜地,重新修繕功德林,由禮部尚書重寫匾額,功德林在京城可謂名噪一時。到光緒三十一年即1905年,朝廷把功德林寺變成了一個勞改場,有北京模範監獄之稱。
進入民國,功德林被徹底改造成一所真正的現代型監獄。因為北京南城有一所“北京監獄”,所以功德林被稱為“京師第二監獄”。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接收北平,改功德林為“河北第二監獄”,用於關押共產黨員和左翼進步人士。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準備撤出北平之際,打算把第二監獄的六百多名政治犯全部秘密處死。好在我黨提前獲悉這一情報,出動游擊隊夜襲功德林,成功營救了大批共產黨員,為革命事業儲存了重要力量。
這裡插一句題外話:有一種說法是革命先驅李大釗犧牲於功德林,這是錯誤的。李大釗被絞刑的地點其實是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師看守所。那為何會有此傳言呢?原來49年北平解放後,我軍接管功德林監獄,在後院發現一座遺棄的絞刑架,詢問監獄的原管理人員,才知道這座絞架正是當年在西交民巷用於殺害李大釗等烈士的兇器。後以訛傳訛,便有了李大釗犧牲於功德林監獄一說。
話題轉回功德林。解放戰爭勝利後,許多被俘的國軍將領被送往功德林監獄進行集中改造,前幾年熱播的電視劇《特赦1959》就講述了在這個鮮為人知的僻靜之地裡發生的一件件看似波瀾不驚卻又扣人心絃的故事。
時常有人認為,國民黨戰犯平日裡犯下累累罪行,導致國家捲入內戰、死傷無數同胞手足,這樣的一群首惡不加以審判和誅殺,反而要供他們好吃好喝、讓他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根本就是勞民傷財。
同時,功德林裡的國軍戰犯們一開始也都認為:共產黨對他們的一時施恩,只是打算利用他們做工具人來打擊龜縮在臺灣的國民政府;如果共產黨想讓他們放棄對“黨國”的忠誠,放棄對三民主義的信仰,純屬是做無用功。
兩千年封建思想的積累與沉澱,使統治階級形成了一套完美的馭人之術,比如“忠孝仁義”,“知遇之恩”,“忠臣不事二主”等等,再加上職業軍人本就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結果就是功德林裡這些戰犯們一個個思想頑固,絕不肯輕易低頭。他們的思想仍然滯留在封建王朝動盪更替的那一套,堅信國民政府才是“正統”,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無非是“農民起義”式的曇花一現,早晚會像李自成、像太平天國一樣覆滅。
於是,這些戰犯們表面上服服帖帖,對組織學習、勞動改造都“積極”應對,但在他們心裡,這只是一時權宜之計,學越王勾踐“臥薪嚐膽”、效韓信忍“胯下之辱”罷了。還有少數態度死硬的頑固分子,態度外露,堅決不配合改造。總之,這兩種人對新中國的敵意是一樣的強烈。
功德林裡的戰犯有文官也有武將。這些戰敗被俘的國軍高階軍官飽嘗了戰敗的屈辱,心裡的敵意更為強烈。他們打心眼裡看不起我軍的戰略戰術,吃了敗仗都是上峰的指揮錯誤、同僚的各自為戰,甚至以項羽的“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為自己開脫。
那麼我黨為什麼還要傾注大量人力物力來改造這些國民黨戰犯呢?
毛主席認為,人是可以改造的,要以重新塑造人為目標,以革命人道主義為原則,以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結合的方式,以全社會群體力量作支援,使國民黨戰犯成為新中國的擁護者,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群體,從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因而,改造國民黨戰犯是一項意義重大、有利於國家建設和祖國統一的要務。
這場無聲無息的思想攻防戰就在小小的功德林裡緊張而有序地進行著。
到了1950年冬天,志願軍入朝參戰的訊息彷彿一顆炸彈投進了功德林,令平日裡彷彿死水一灘的國民黨戰犯們一下子炸開了鍋。
二戰後,世界格局已悄然發生改變,美蘇兩極爭霸的勢頭逐漸顯現,遠在東亞的中華古國也成了美蘇雙巨的角力區域。美帝國主義的勢力遍及了日本、南韓以及南亞諸國,又開始逐漸侵入中國,以財力物力支援蔣介石打內戰,妄圖把整個東亞變成它的勢力圈,以制衡龐大的蘇聯。
其實,美國在抗日戰爭前期一直是日本的幕後支持者,無視亞洲人民的死活,給資源匱乏的日本提供了大量的鋼鐵、石油和各種物資。而蘇聯在抗戰前期是支援國民政府抗日的,提供了許多貸款和人力物力支援,目的就是用中國牽扯日本的擴張腳步,不至於波及蘇聯;直到諾門坎戰役挫敗了日軍的“北進政策”,蘇日之間約定了不戰協議,才逐漸減少了對國民政府的抗日援助。
可見國與國之間並沒有什麼友誼可談,不變的只有利益。美國屢屢無視中國人民對和平的渴望,千方百計介入國共內戰,旨在把中國變成它的傀儡。而今,又藉著朝鮮戰爭的勢頭打算佔據朝鮮半島來遏制我國。
對此,功德林裡的這些戰犯都是心知肚明,但為了他們個人的功名、仕途和利益,不惜自蔽心智。有些人原本在抗日戰爭中屢立戰功,也曾被譽為民族英雄,而後卻成為中華民族的敵人,實在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如今聽說中美要在朝鮮半島開戰,他們心裡都“樂開了花”。
因為在他們心目中,美軍擁有世界最強大的軍力,反觀志願軍卻是武器破爛不堪,缺少飛機、重炮和坦克,怎麼可能是美軍的對手,簡直是雞蛋碰石頭。比如被俘時擔任徐州總司令部副參謀長的文強,功德林管理處讓他寫一篇對朝鮮戰爭的預測文章,他就舞文弄墨、揮灑胸臆,寫了一篇大力吹捧美軍的文章,結語就一句話:美國是不可戰勝的。
很多戰犯原本裝出一副順從改造、人畜無害的樣子,眼見形勢一變,立刻調整口風,紛紛表示自己內心仍然“效忠黨國”。有的頑固分子甚至開始頂撞管教人員。這些解放戰爭中被我軍打敗、卻極其不服輸的國軍戰犯,一個個都等著看朝鮮戰場的“好戲”呢。
舉例來說,在篤信志願軍必敗的戰犯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將軍,就是頗受老蔣器重、率領12兵團的黃維。此公出身江西一普通農家,自幼勤敏好學,是黃埔一期畢業生。他早年也曾受共產主義思想薰陶,後轉信三民主義。在號稱“血肉磨坊”的淞滬會戰羅店戰役中,18軍67師師長李樹森重傷,黃維臨危受命接任師長,死守陣地血戰不退,全師打到只剩幾百人,慘烈之際,稱其為抗日英雄也絕非虛誇。
黃維雖性情固執,但為人剛毅正直、光明磊落,在國軍將領裡是罕有的古風君子,頗受蔣介石喜愛。淞滬會戰後,蔣介石直接把國軍五大王牌的第18軍交給了年方34歲的黃維。正因為感激蔣介石的知遇之恩,導致黃維被俘後也一直頑抗到底,堅決不服從功德林的改造。
得知中美在朝鮮即將開戰,擅長理論研究的黃維認為,“共軍”的長處是山地戰、夜戰和長途奔襲,擅長圍點打援和積極防禦,但弱點是不擅長攻堅,不習慣陣地固守,缺少重武器,也不懂步炮協同、步坦協同、空地聯合作戰等戰術。於是黃維做出兩個判斷:第一,美軍必勝、志願軍必敗;第二,蔣介石會出兵朝鮮,聯合美軍一鼓作氣“收復”東北。
然而黃維錯了,打根兒上就錯了。暫且不談國共立場,單說老蔣和國軍戰犯們這個“復國”意圖,希望美軍幫國民黨“收復”東北,就已是大錯特錯。
從歷史角度來看,“復國”最忌向外國、向異族借兵。即使復國成功,也必定淪為軍事強大的外國的附庸,乃至喪權辱國、割地求歡、賣國求安。屆時只有一少部分統治階級才能獲得金錢和地位,而大批的國民只會更加生活悲慘、度日如年。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五代時期臭名昭著的“兒皇帝”石敬瑭,不僅割讓了燕雲十六州給契丹,每年敬獻歲貢,還要稱契丹王為“父皇帝”,自稱“兒皇帝”,其賣國求榮的醜陋嘴臉被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建國是為了人民,保國也是為了人民。沒有人民的支援,統治者什麼都不是。兩國交戰,民族大義豈能兒戲?由此可見,老蔣及其麾下的治國構想裡從來就沒把廣大人民群眾放在心上,是註定要失敗的。假使蔣介石真的出兵朝鮮,參加“聯合國軍”,並藉助美國的力量“收復東北”,也必將淪為兒皇帝石敬瑭、偽滿洲國的溥儀一樣的可恥下場。
還好,也不是所有戰犯都期望美國獲勝。其中有一些頭腦比較清醒、民族立場堅定的人,在抗美援朝裡完全站在中國一方。只要是中國的敵人,在他們眼裡就是自己的敵人。
比如赫赫有名、抗戰時屢立戰功、解放戰爭作為老蔣心腹的杜聿明,雖然也忠於老蔣,在剛到功德林的時候還藏了60片安眠藥打算自殺“殉國”,但聽說中美之間在朝鮮開戰,他立即寫了一些介紹美軍武器裝備和戰術的軍事材料上交給功德林管理處,由衷地不希望中國人的軍隊輸給美國。
憂心國家的不止杜聿明一人。還有一份著名的《美軍戰術之研究》,出自七位功德林戰犯之集體創作,這份軍事文章寫得非常詳實可靠,故層層傳遞一直上達我軍最高統帥部。
文章創作組的牽頭人是原國軍18軍軍長楊伯濤,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抗戰英雄。楊伯濤對先進技術和軍事理論都相當著迷,是一個勤勉好學的技術派高階軍官。他對美械非常感興趣,經常親自參加使用培訓,還學了駕駛吉普車和陸空協同作戰。在1945年的雪峰山會戰中,楊伯濤率領更換了一部分美械裝備的11師突襲山門鎮,卡住日軍咽喉要道,在這場被後世稱為雪峰山大捷的戰役中立下大功。
楊伯濤在國軍將領裡是少有的正派人物,在愛國之心和民族大義上,他的立場是既正確又堅定的。一聽說抗美援朝爆發,他就聯絡了其它六名和他擁有同樣立場的人,由他主筆,其它人加以補充,寫成了六萬多字的美軍戰術研究,把他們所瞭解的美軍武器和通用戰術加以介紹。據說毛主席也閱覽了這份資料,評價說他們是對中國人民有功勞的。1953年楊伯濤受到優待,未經軍法審判,這也是對他畢生秉承的民族大義的一番褒獎。
很快,抗美援朝的程序令功德林裡的戰犯們大跌眼鏡。
隨著朝鮮前線接二連三的勝利,戰場捷報也一一傳入功德林。戰犯們先是不信(共黨提供的報紙會不會是偽造的),然後迷惑不解(美國人怎麼可能打輸),繼而是大為震驚(志願軍竟然真的打贏了)。退一萬步說,即使共產黨的報紙也像國民黨慣常的那樣誇大戰果、掩蓋損失,但美國人被打退的事實卻是實實在在、絕無編造。
等到中美兩軍對峙並僵持在三八線一帶,美國人再也無力打穿我軍防線,戰犯們才紛紛如夢方醒,並由衷地相信中國這一次是真的強大起來了。
本來麼,一個個都認定美軍天下第一,心想即使自己帶兵也不可能打贏,結果美軍卻被彭德懷帶著裝備簡陋的志願軍打得體無完膚。自己做不到的事,人家做到了,怎麼能不佩服呢。於是回頭一想,當初解放戰爭輸的完全不冤,國軍不但不得民心,在軍事角力上也是完敗。
既然對共產黨軍隊的戰力和功績服氣了,另一種心理便油然而生:抗美援朝已經是國與國之戰了,身為中國人,誰還會希望中國輸給美國呢。於是,功德林的戰犯們也態度積極地參與了一項全國性的運動:為志願軍做炒麵。
眾所周知,志願軍的糧食給養和後勤運輸是非常困難的。在冰天雪地、莊稼荒蕪的朝鮮無法獲取糧食,志願軍又沒有制空權,從國內到朝鮮的後勤路線每天都遭到美軍飛機的狂轟濫炸,飢餓和寒冷導致我軍白白損失了相當多的戰鬥力。
前線官兵餓肚子的問題非常緊迫,志願軍總部決定以炒麵、炒米做士兵的野戰口糧,吃把炒麵吃口雪,能最低限度地維持生存。但即使是不起眼的炒麵,每天每月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再考慮到運輸途中被飛機轟炸造成的損失,經過總部計算,每個月至少需要1482萬斤的炒麵。
最先開始全民炒麵的是毗鄰朝鮮的東北。但即使東北全員上陣,每個月最多隻能做出1000萬斤。於是炒麵任務擴充套件到關內,功德林的戰犯們也參與了聲勢浩大的炒麵活動。
這些戰犯多是馳騁沙場的將軍,領兵打仗多半輩子,年輕時也在一線戰鬥裡摸爬滾打,懂得當兵吃不上飯的那種痛苦。因此他們做炒麵的熱情很高,炒起面來也非常認真。
他們深知,這些糧食會送給遠在朝鮮那些浴血奮戰、還打贏了世界最強的美國軍隊的中國小夥子們。同為中國人,這種同仇敵愾的民族心理使他們一個個不禁熱血沸騰。也加速了他們接受改造、轉變思想、願意融入並建設新中國的程序。更加印證了毛主席的構想:人是可以改造的,包括國民黨戰犯,改造他們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任務。
經過了對抗美援朝的觀察與思索,很多國軍戰犯開始反思自己的錯誤、反思國民政府的種種弊病,並敞開心扉、願意接受改造,願意融入新中國成為新社會的一份子。他們開始明白國家要為人民服務、沒有人民就沒有國家這個最基本的、卻一直視而不見的道理,也懂得了只有共產黨才能建設新中國,為人民群眾帶來幸福生活。
因為很多戰犯在抗日戰爭中有過傑出貢獻,再加上認真接受改造和思想徹底轉變,國家先後分批特赦了這些戰犯,他們也獲得了人民的諒解。其中一些人還積極遊走、推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對國民黨戰犯的改造無愧為新中國歷史上一項成果輝煌的偉大歷史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