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譚甫仁將軍16歲就投身了革命，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平型關大捷，遼瀋、平津戰役和解放萬山群島等著名戰役、戰鬥，可謂是“半生戎馬、功績卓著”，1955年，他被授予了中將軍銜。

1970年，譚甫仁將軍突然遭人暗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內、軍內不幸遇害的職務最高的領導幹部。

1971年1月23日下午，參加譚甫仁將軍的追悼會人數達1000多名。同日，新華社播發了《譚甫仁同志逝世》的新聞稿件，高度評價他“一生忠於毛主席，忠於黨，跟隨毛主席幹革命，幾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對黨對革命事業，作出了貢獻。”

圖 | 譚甫仁將軍

而譚將軍的死，不僅是讓人感到惋惜，還牽扯出了太多的問題……

譚甫仁被暗殺，“〇一七專案”偵破工作緊急展開

20世紀70年代初，昆明軍區司令部大院的中心——32號院，住著譚甫仁一家。

譚家的人口不多，兒子參軍在外地，女兒在軍區總醫院工作，住在單位宿舍，不常回家。平日裡，32號院裡只有譚甫仁、他的老伴王裡巖、未來兒媳以及譚的小姨妹王文瑩幾人，其餘的則是譚的內勤警衛員、保姆、門衛戰士。

圖 | 譚甫仁和妻子王裡巖

1970年12月17日，凌晨4點，當人們正在熟睡之時，突然，大院深處傳出了幾陣槍響，開始啪啪兩聲，三四分鐘後又響了三聲。

譚甫仁被殺！

當時，唯一在現場目擊兇犯殺譚的王文瑩，在兇手逃走後，驚魂稍定，才倉皇跑到新大樓報了案。很快，軍區領導人聞訊紛紛趕來。

據王文瑩回憶說：

就在這樣一個門禁森嚴的高牆深院，兇犯單身潛入。上樓後，兇犯先敲開姐姐（王裡巖）的門，因姐姐和姐夫（王和譚）各居一室，兩室有門相通，又另各有一門出入。當姐姐意識到不對勁兒時，她一邊奮力阻攔兇犯，一邊叫譚快跑。

譚甫仁見兇犯和老伴纏鬥之際，立即跑下樓，緊急敲響了警衛員的房門。與此同時，兇犯連開兩槍將王裡巖槍殺，緊接著追到樓下，最終在一個封閉的巷子裡開槍擊倒了譚甫仁。

譚甫仁被暗殺的訊息傳開後，中央對此極為重視。立即批示昆明軍區組成以周興（雲南省革委會副主任）為組長、王必成、蔡順禮為副組長的專案領導小組。

圖 | 周興

責成由蔡順禮負責領導專案工作，並將此案定名為“〇一七專案”。與此同時，以公安部幾個局長為主組成了中央工作組，進駐昆明。不僅如此，為了更快破案，中央還調來了曾經審訊日、偽、國民黨重要戰犯的審訊局局長姚倫，延安時期的老保衛工作幹部劉堅夫，以及公安部最有權威的指紋、彈痕鑑定專家等。

接下來，“〇一七專案”的偵破工作開始了。

工作組一行人先是去了譚甫仁遇害的32號院尋找線索。經過專業人員的現場勘測，很快便有了結果：

兇犯是從伙房後面養魚池南側翻牆進院的。越牆處，留有從食堂爐灶旁挪來的一把破木椅，以助攀登。牆頭裡外均有翻越的痕跡。著落點留有清晰的軍用膠鞋腳印。

兇犯進入夥房後，還無法進入主樓，從現場留下的痕跡上看，兇犯是從伙房出來，繞到院內樓的北側，從開著一扇窗戶的衛生間爬進去的。

據唯一的目擊證人王文瑩回憶說：

兇犯上樓後，叫姐姐（王裡巖）開門，兩人曾有過幾句大聲的對話。當時，我只聽到姐姐責問：“你怎麼這時候來了！”其餘的都聽不大清楚。隨後樓上便發出了嘰裡咕嚕打架的聲音。起初，我還以為是姐姐老兩口吵架了，便趕忙披上衣服往樓上去。結果剛到樓梯口，我便看到姐夫急步下樓，我問他“怎麼回事？”，他說“他也不清楚”。就在姐夫去喊警衛員的時候，從樓上衝下來一個持槍的男人，將姐夫打倒在地。

圖 | 譚甫仁和王裡巖的合影

事後，工作組人員從譚甫仁和王裡巖屍體上的子彈孔裡找到了彈藥，經鑑定，確定了子彈是用兩支59式軍用手槍發射的。

工作組此番還有收穫，那就是根據王文瑩所說兇犯的相貌特徵，以及對足跡、翻牆落地足痕，分析出了兇犯的大概年齡、身高、體型等資料，並繪製成畫像，立即向軍內外骨幹傳達，嚴密追查兇犯……

保衛部手槍被盜，“紅領巾”破案立頭功

譚甫仁被槍擊躺倒之後，兇手又向他身上的致命處補了一槍。因此，縱然醫術再高超的專家，也是回天乏術。

此時此刻，軍區一邊組織團以上和駐昆部隊師以上幹部向遺體告別，一邊召開破案動員大會，很快掀起了一個群眾性的提供破案線索熱潮。

案件發生後，軍區保衛部除了個別人在應對日常工作外，其餘的人都投入到了“〇一七專案”裡了。

而保衛部部長景儒林，被軍區指定為專案辦公室主任，負責此項專案的具體組織工作。

據瞭解，檢查機關幹部的手槍，並加以封存，最早是由景儒林部長提出來的。

但是，當機關普遍驗槍時，他的部署卻享有豁免權，都佩戴著59式手槍夜以繼日地忙於破案工作。等北京來的技術專家，鑑定出作案兇器是59式手槍時，景儒林這才意識到自己的地盤也要查一查。

爾後，景儒林把秘書袁孔祥叫到跟前，向他做了一番交代。一直以來，軍區保衛部幹部都配有59式手槍，還有一些機動槍支，在保密室的保險櫃中儲存，由袁孔祥負責保管鑰匙。

接到命令的袁孔祥返回部隊後，首先打開了保險櫃，想先檢查完自己所保管的手槍，再檢查別人。但是，當他一眼看到兩支59式手槍不在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袁孔祥又懷疑自己存放的位置是否記錯了，於是慌忙打開了所有的保險櫃，反覆尋找皆無蹤影。

這樣一來，袁孔祥大驚失色的同時，還感到莫名奇妙：辦公大樓晝夜有哨兵執勤巡邏，保密室的鐵門，既有彈子鎖，又裝有號碼鎖，並且密碼只有袁孔祥自己知道。那麼，兩支59式的手槍是怎麼沒的？

不容袁孔祥細想，他必須趕緊打電話給保衛部部長景儒林彙報情況。景儒林一聽如五雷轟頂，急忙喊副部長前來商量，決定對袁孔祥連夜突擊審訊。

就這樣，對袁的審訊進行了四、五個小時。年輕的小秘書到底挨不過部長的逼、誘。他沉默了半個鐘頭之後，只得順著部長誘導，編造了一段漏洞百出的謊言。

袁說：“過年前，炮兵師我的一個老鄉來找我，說他要復員了。他很想帶支槍回去打鳥，我就把保險櫃裡那兩支手槍拿給他了。”

這樣一來，景儒林帶著審訊的“結果”，與副部長一起去軍區首長處做彙報了。

另一邊，在袁孔祥被戴上手銬推入囚車之後，他痛哭流涕地對押送他的幹事說：“你趕快報告景部長，剛才我說的都是假的。我沒有拿槍……”

可惜，小秘書的翻供，並沒有引起景儒林的重視。根據他的建議，工作組連夜派人到湖南袁孔祥的家鄉追查槍的下落去了。

保衛部丟失的兩支59式手槍，與兇手所用的槍型相符。身為專案辦公室主任的景儒林，知道佩戴這種新型手槍的範圍很狹窄，他應該首先把丟失的手槍與兇器聯絡起來考慮。但此時的他，卻一門心思等候去湖南的人回來，好把保衛部丟失的手槍排除在兇器之外。

過了些時日後，奉命去湖南的工作組回來了，縱有當地政府的合力配合，其結果也可想而知，仍然是一無所獲。等他們回昆明報告時，景儒林的頭上像是潑了一盆涼水。

就在工作組的調查陷入山窮水盡之際，一位叫馬蘇紅的小孩子提供了重要線索。

據小蘇紅回憶說：

12月17日凌晨，我在平房的廚房正熟睡呢，突然被敲門聲給吵醒了。我拉開電燈，見一較胖的中年幹部模樣的人站在屋內問：“陳漢中科長在哪兒住？”我只覺得來人有些臉熟，卻想不起來他是誰，便隨口說了句：“這就是陳科長的家。”

根據小蘇紅的線索，工作組又找來了陳漢中的妻子詢問，得到的資訊是一致的。

事情也湊巧，十幾天後，小蘇紅在路上遇到了保衛部的一個叫王東昆的小朋友。他忽然想起來，那天凌晨來找他詢問“陳科長”的人，正是王東昆的爸爸王自正。

那個時候，王自正因被群眾揭發有嚴重歷史問題，正被隔離審查，當時還被關押在昆明市郊區的西壩。

圖 | 西壩老照片

也就是說，除非王自正有分身術，否則他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

軍區領導和工作組對小蘇紅提供的情況極為重視。因為在時間上正是案發之後，與宣傳部宿舍旁鐵柵門有人翻越的線索相銜接；王自正的年齡、相貌，與王文瑩提供的兇手相貌特徵相符；王自正長期擔任軍區首長的安全保衛工作，對32號院的情況熟悉；王自正曾是保衛部的老秘書，瞭解保密室門和保險櫃的密碼，具有盜槍的條件。

種種跡象把矛頭指向了王自正，但身為保衛部部長，又兼任西壩審查小組負責人的景儒林，對此線索是斷然否定的。他說：“西壩專案組是我管的，我三天兩頭去，關押王自正的房間夜晚電燈長明，門口哨兵時刻不斷，他能夠出來作案，那真是今古奇談了！”

這樣一來，為了保證萬無一失，工作組決定帶著小蘇紅去西壩，由小孩親自來指認。

這天，當小孩走進西壩院時，正好與王自正打了個照面，王當時就驚恐萬分。小孩一看王自正就說：“那天拂曉去找陳科長的就是他。”

有了小孩去西壩辨認的結果，工作組決定把進度條調快一些。蔡順禮提議：今夜就去取王自正的指紋和膠鞋，倘若和現場的一樣，就給他戴上手銬，進行審訊。這項任務由保衛部部長景儒林直接負責。

圖 | 蔡順禮

王自正因白天見到小蘇紅後，情緒緊張，表現異常。景儒林建議等王睡著後，再突然叫醒他提取指紋和膠鞋。幾個小時過去了，大家都以為王已熟睡，景儒林和另一干部走到王的床前，剛喊了一聲“王自正起來”，就見王自正掀掉遮在頭上的報紙，翻身下床，亮出手槍，邊打槍，邊往門外跑。

此時，在院內等候的工作組人員聽到槍聲，急忙掏出手槍向衝出來的王自正射擊。王跑到廁所門口，自知無法逃脫落網，就選擇用59式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後經過技術鑑定，王自正的指紋、手槍、膠鞋與32號院現場所留痕跡完全一樣。王自正是槍殺譚甫仁夫婦的兇手已確鑿無疑。

王自正死後，保衛部部長自縊身亡

不久後，王自正潛出殺譚、又自殺身亡，在軍區機關成了議論的中心。廣大幹部都很疑惑不解，一個有哨兵日夜輪流看管的人，如何瞞天過海，越獄作案？

原來，王自正在筆記本中詳細地設計了逃出俘管所的具體辦法。他把院子中站崗的哨兵值班順序記錄下來，誰什麼時候值班，誰接誰的班，都記寫的很詳細。

王自正對一名站崗的新戰士很注意，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小迷糊”。並特別寫明：“小迷糊一點鐘上崗。”他透過較長時間的觀察發現，崗哨交接班時有空子可鑽。

上一班哨兵站完崗後，要離開哨位到宿舍去叫下一班站崗的戰士。這樣至少空崗5分鐘，這就給王自正潛入潛出留下了可乘之機。

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後，原來高唱“今古奇觀”論調的景儒林，猶如墜入了雲霧之中。

當領導問他誰與王自正關係密切時，他點了一連串名字。一時間，保衛部出現了無數個作案“同夥”。一夜之間，軍區國防體育場的10來間平房，都關滿了被審查的物件。

因保衛部門，肩負著保衛黨政軍高階領導、純潔部隊的光榮使命，保衛幹部具有獨特的自豪感。如今，大批人員被懷疑，被審查，無不感到莫大的恥辱。

在譚甫仁被害案件發生後第82天，包括景儒林在內的保衛部大多數人員都到城裡的軍區外訓隊參加學習班，接受調查。學習班開學的第二天早上，景儒林趁大家去食堂用早餐的機會，自縊身亡。

圖 | 譚甫仁

景儒林為何選擇自殺呢？實際情況是，自從兇手王自正自殺後，保衛部部長景儒林深感失職，壓力很大。

原本王自正被關押到西壩俘管所前，就應該被槍決的。王是河南省內黃縣人，解放戰爭時期，內黃縣一度是解放軍和國民黨軍隊“拉鋸”的地方，王與村武委會主任有仇，國民黨佔據時，王藉機將其殺害了。

時間一轉，到了解放後。王自正等到了正義的審判，不過，他這個人還是十分狡猾的。他心裡明白，他若是出了事情，對他自己的子女也是有影響的。於是，他日夜苦思冥想，向陳科長提出了一個異想天開的要求，他表示，要對他開槍打死的村武委會主任開棺驗屍。

他是這樣說的：“如果死者身上有兩個槍眼，說明是我打的，如只一個槍眼就不是我打的。”詭稱當時還有另外一個人也開了槍。

王自正荒謬的要求，被迅速彙報給了景儒林那裡。景儒林立即召集了其他領導幹部開會研究。有位幹部說：“人死這麼多年了，那裡又是黃泛區，屍體早已朽爛了，怎麼個驗法？即使骨頭沒爛，能看出幾個槍眼來嗎？”

而景儒林則主張在狠打王自正的囂張氣焰的同時，接受其開棺驗屍的要求。雙方各執己見，議而未決。這一情況景儒林從未向政治部黨委彙報過。王自正的案子，就這樣無限期地拖延下來了。

因王自正的歷史問題由他負責審查，又是他同意王的荒謬要求，致使案件一拖再拖，王自正才得以作案。

他多次和身邊的人說：“兇手是保衛部的，槍是保衛部的，遭暗殺的首長又是保衛部警衛的一號首長。我這個部長無臉見人，我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

對此，工作組也下了這樣的結論：景儒林同志自殺實屬工作失職內疚而致，絕非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