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邵宇（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陳達飛（東方證券宏觀研究員、財富研究中心總經理）
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大衛·卡德（David Card）、約書亞·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獎項的設定分屬兩個部分：卡得是因為對勞動經濟學的實證貢獻；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則是因為在因果推斷分析的（計量）方法論上的貢獻。
其中，卡得的研究領域包括：種族、民族和隔離；移民；工資結構、技能和技術；失業和勞動供給；最低工資；教育等多個方面。這些領域大多是基於對勞動力市場的研究而延伸開的。因為勞動力市場的不公平集中表現在工資水平的差異，這又與種族、移民、教育和最低工資等問題密切相關。實際上，安格里斯特也將其方法論大量應用於對教育和勞動力市場問題的研究。
筆者長期關注美聯儲貨幣政策，由於“最大就業”（或充分就業）是其政策目標之一，美國的勞動力市場狀況也是我們關注的重點。本文結合卡得的相關研究，談一談美國勞動力市場的不公平問題，以及拜登政府承諾但尚未透過國會審議的“最低工資法案”問題。在資本面前，美國勞動者永遠是弱勢群體，尤其是在工會示弱的趨勢下，對於強調共同富裕的中國而言也有借鑑意義。
特徵事實：美國勞動力市場的不公平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貧富分化問題日漸突出。這在收入流量與財富存量分配格局中都有體現。疫情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分化。美聯儲最新資料顯示，美國財富最高的1%的“超級富人”的財富已經超過了中間60%的“中產階級”財富。
依據族裔、學歷、行業、是否全職、年齡和性別等維度均可將勞動者劃分為弱勢群體和優勢群體。弱勢群體包括：非裔、西班牙裔等邊緣族裔；高中及以下學歷就業者；個人護理、運輸等低薪服務業從業者；兼職，或拿小時工資勞動者；25歲以下年輕就業者；和女性。當然，不同組別內部，弱勢群體與優勢群體的差異也是不同的。
就業的群體差異可分別從失業率、勞動力參與率和工資水平（或漲幅）來考察，還可以進一步考察它們的週期敏感性。一般而言，弱勢群體的失業率更高，勞動力參與率和工資水平更低，且具有高貝塔特徵，即對經濟波動更敏感。例如，當經濟遭遇負衝擊時，非裔和西班牙裔勞動者的失業率的平均增幅遠高於白人。
階層分化還體現在時間維度。弱勢群體往往是最先被解僱和最後被僱傭的——在勞動市場復甦的早期（失業缺口為正），受益的主要是優勢群體，只有當勞動力市場呈現出“高壓”（high-pressure）狀態（失業缺口為負）之後，弱勢群體才更加受益。他們與優勢群體的失業率差距會縮小，工資漲幅甚至更高。所以，勞動市場的高壓狀態維持地越長，就越有助於推動社會階層的公平。
在所有導致就業分化的因子中，族裔、受教育程度和年齡的顯著性高，性別差異不顯著。
按學歷將勞動劃分為：高中以下、高中畢業、學院肄業和本科及以上（包括研究生學位），也能觀察到類似的群體差異——學歷越高，失業率水平和週期敏感性越低。
種族和學歷比較而言，低學歷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相對劣勢更加顯著，且有加劇的趨勢。五個相對弱勢群體的絕對失業率從高到低的次序為：非裔>高中以下>西班牙裔>高中畢業>學院肄業；相對失業率的排序為：高中以下>非裔>高中畢業>學院肄業>西班牙裔。公平總是相對而言的，教育是劃分階層更重要的維度。
美國勞動市場的群體差異還可以從工資水平及漲幅的差異上去觀察。上世紀70年代中葉是美國勞動市場結構分化的關鍵節點。此前，工資與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不同分位數的工資漲幅也基本一致，貧富差距縮小。此後，工資與勞動生產率和不同分位數工資的增長都持續分化，無論是從族裔、學歷、行業，還是從工資高低角度劃分，優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工資水平的“剪刀差”都在擴大。
勞動市場不公平的直接結果就是社會階層向上垂直流動性的下降和群體差異的擴大。比較1967-1981年和2002-2016年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可發現，所有階層向上躍遷的人口比例都在下降，而且，所處的階層越低越困難；反之，所有階層向下流動的比例卻在上升，且階層越低機率越高（圖1）。
貧困或準貧困階層維持原狀的比例從57%增加至65%，升至中產階級的比例從43%[1]下降至35%[2]。低層中產階級維持原狀的比例從37%增加至50%，升至更高階層的比例從56%下降至32%，向下流動的比例從6%增至18%；高層中產階級維持原狀的比例從68%下降至65%，但向上流動的比例從26%下降到24%，反而向下流動的比例從5%增加至11%；高層中產階級維持原狀的比例從84%下降至81%，變為富裕階層的比例從6%下降到3%，向下流動的比例從10%增至15%。
[1] 低層中產階級的比例為37%，中層中產的比例為6%；
[2] 低層中產26%，中層中產8%，高層中產1%。
可見，本世紀以來，所有階層向上的流動性都在下降，但貧困/準貧困和低層中產階級下降的幅度更明顯；所有階層的向下的流動性都在增加，增加的幅度隨階層的上升而遞減——低層中產增加了12個百分點，中層中產增加了6個百分點，高層中產增加了5個百分點。
分族裔看，在任意時間段，相比白人而言，非裔和西班牙裔在低層中產及以下階層分佈比例都比較高，在中層中產及以上階層分佈的比例則更低。兩個時間段比較而言，西班牙裔整體狀況在惡化，貧困/準貧困比例增加了3個百分點；非裔和白人的貧困/準貧困人口比例都有所下降，差距主要體現在高層中產階級佔比的變化上，非裔從1%增加至14%，白人則從13%增加至37%。
分學歷而言，可得到類似的結論，高中肄業或高中畢業的弱勢群體分佈在貧困/準貧困階層和低層中產階級的比例顯著高於高學歷人群。與上世紀相比，就在中層中產及以上階層分佈的比例而言，高中肄業從35%下降至20%，高中畢業從65%下降至56%，大學肄業/準學士和本科及以上學歷維持不變；但是，他們在高層中產及以上階層分佈的比例大幅提升，尤其是對於本科及以上學歷人群。
週期、貨幣政策與勞動力市場不公平
長期以來，美聯儲貨幣政策目標並未明確包含分配的維度，但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分配格局的惡化卻直接影響到“物價穩定”和“最大就業”目標的實現，因為貧富分化是導致經濟長期停滯、壓抑自然利率和物價水平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更好的調節收入分配已經成為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題中之意（Powell，2021）。
經濟週期的一個特徵事實是，不同群體在經濟衰退中受到的負面影響和在經濟繁榮中獲得的收益有較大差異。弱勢群體具有高貝塔特徵，在經濟衰退中受到的負面衝擊更顯著（圖2），卻只能在經濟繁榮持續一段時間後才能收益。例如在大衰退期間，非裔群體的失業率下降明顯高於其他族裔，其中，“非裔/男性/高中以下”群體的失業率增加了14.8個百分點，峰值時失業率高達33.10%。大流行期間，西班牙裔失業率上升幅度最大，其中，“西班牙裔/女性/16-24歲”群體的失業率上升了9.5個百分點，峰值時失業率達到了17.9%。弱勢群體與優勢群體失業率的差距幾乎在每一次經濟衰退中都會擴大。
圖2：美國就業市場上的弱勢群體
貨幣政策天然具有分配效果（Feiveson et al., 2020）。因為不同群體的收入結構有明顯差異，而不同收入來源具有不同的週期敏感性和利率敏感性。一方面，收入水平越低，勞動收入佔比越高，資本利得收入佔比越低；另一方面，與之相對應，財富水平越高，權益和固定收益類資產佔比越高，住房資產佔比越低。40多年來，中低收入者的真實工資水平基本處於停滯，甚至是下降狀態，他們也很少能從美國繁榮的資本市場中獲益；反之，高收入人群不僅工資漲幅可觀，同時還能從資本市場獲得更多資本利得收益。即使是在2008年之後的經濟衰退期間，由於量化寬鬆政策帶來了資本市場大繁榮，富裕階層也是受益者（邁恩和蘇非，《債居時代》）。預防再次出現大蕭條或“日本式”通縮的貨幣政策間接加劇了貧富分化，進而壓縮了貨幣政策空間。
貧富分化主要是在經濟波動中實現的，尤其是在經濟衰退時期。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衰退中，最富有家庭的總失業成本相當於一生消費的2%，而低收入家庭的這一比例高達5%（Krueger et al.,2016）。所以，降低經濟衰退程度和頻率的貨幣政策策略可能會降低經濟不平等（Feiveson et al., 2020），反過來，也有助於降低貨幣政策面臨“零利率下限”約束的風險。美聯儲2020年修訂的新貨幣政策框架就考慮到了貨幣政策的分配效應。
創造與毀滅：最低工資的雙重效應
2019年1月16日，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弗吉尼亞州眾議員鮑比·斯科特(Bobby Scott)向國會提交了《提高工資法案2019》。該法案計劃分六步將聯邦最低工資提升至15美元，2024年後基於中位數工資指數化。法案還將逐步提高小費工人的最低工資（MW）——自1991年以來一直固定為2.13美元——直到與一般最低工資持平。經教育和勞工委員會修訂後，法案於2019年7月18日在眾議院表決透過，但在在特朗普任期，由於共和黨仍然控制參議院，法案並未進入投票表決環節。拜登政府執政後，該法案透過的機率提高，但至今仍未落地。反對者的一個擔憂是：提高最低工資會減少就業。卡得教授上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關於最低工資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這一論斷並不成立。筆者在今年初寫了一篇關於最低工資的專題，雖然沒有引用卡得的論文，但引用的其他實證證據與卡得結論一致，即提高最低工資並不必然降低就業。因為它具有“毀滅”和“創造”工作崗位的雙重效應。
基於對1979-2016年間州一級的138次最低工資變動的研究，Cengiz等（2019）發現，新最低工資實施後的五年裡，低於MW的工作崗位數量會顯著減少。但與此同時，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在MW或略高於MW的工資水平上，就業明顯增加。從累積分佈上看，就業整體上並沒有明顯變化的跡象。這是因為，消失的工作崗位數量與新增的工作崗位數量非常接近，分別為1.8%和2.1%。
Derenoncourt等（2020）綜述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測算美國就業彈性的20篇文獻，係數小於0的有13篇，置信區間完全落在0以下的僅有6篇。卡得教授在1992和1994年也有三篇論文測算了就業的工資彈性，係數的中位數均大於零。說明提高最低工資對於就業的“創造效應”大於“毀滅效應”。
關於提高最低工資是否會導致失業的隱憂是典型的買方思維，是站在企業的角度去思考，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勞動力市場整體而言是個買方市場。70年代以來，勞動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下降——1970年為59%，2014年降到了52%的低位——就是勞動弱勢、資本和技術強勢的一個表徵。這與近40多年來企業加成率（markup）和盈利能力的增強是相對應的（De Loecker et al.，2020）。勞動並未獲得與產出成比例的回報。1948-1973年，每小時生產率增長了97%，小時工資增長了88%，差距為9%。1973年-2018年，前者增長了155%，後者近增長了24%，差值高達121%。部分原因在於，80年代以前，工會參與率較高，勞動者基本權利有保障。其後，工會參與率持續下行，非熟練勞動者集體談判能力下降。這與90%分位數以下勞動者的收入份額的下降直接相關。
考慮到美國的勞動參與率位於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水平，提高工資還有可能提高勞動參與率。凱恩斯在《通論》中明確指出：“現行貨幣工資水平的降低將會導致目前就業勞動力數量的下降（由於罷工或其它原因）。”反之，將工資提高到至少與工作的負效用相一致的水平，就可以增加就業，尤其是在勞動市場偏緊的情況下。理論上來說，提高最低工資會減少自願失業的非勞動人口數量，擴大勞動人口的基數，提高勞動參與率（分子和分母同等數量增長）。2016年以來，美國勞動參與率——尤其是非裔和拉丁裔——的回升就與低收入階層工資[1]增速的顯著提高是同步的。
[1] 可參考美國勞動部私人非農企業生產和非管理人員平均時薪同比。
圖3：工資過低導致自願失業
提高最低工資還可以對症下藥緩解美國日益嚴峻的經濟不平等，進而緩和社會危機，減輕財政負擔。表1顯示了2015-2019年美國五個公共安全網專案的年度登記總數以及直接受《提高工資法案》影響的低工資工薪家庭的登記情況，以及每個專案的支出。在尚未透過15美元最低工資法的州，有3,200萬個家庭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專案，其中有三分之一(1050萬)的家庭成員將根據該法案直接獲得加薪，超過一半的EITC參與者(910萬)將獲得加薪。在這兩項健康安全網計劃中，約40%的參保者來自受影響的工薪家庭，其中530萬成年人參加了醫療補助計劃，1,130萬兒童參加了醫療補助計劃或兒童健康保險計劃。州和聯邦政府這這些州的專案總支出為2540億美元，其中1070億美元(42%)用於幫助根據該法案將獲得加薪的工薪家庭，他們佔EITC成本的63%。
表1：美國政府（聯邦+州）五大社會安全網專案支出及最低工資成本核算
提高最低工資是民主黨進步主義傳統的一項內容，源於羅斯福新政，聯邦實際最低工資於60年代肯尼迪和約翰遜執政時期達到峰值，最近的一次修訂來自於奧巴馬，2009年完全落地後至今未做調整，購買力已縮水近20%。無論是從實際工資增長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缺口來說，還是從當前美國的貧富分化狀況來說，抑或者是從美國政府的收支結構上來說，提高最低工資都是必要的。這將明確提升中低收入階層的工資水平，有助於緩解收入分配不均，提振消費，減少政府在社會安全網上的支出，且不一定會對整體就業和總產出造成負面影響。一個潛在約束是通脹，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價格重估。
基於奧爾森（Olson）所闡述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在選擇性激勵缺失的情況下，拜登政府能否真正代表多數但卻分散的中產（及以下）階級的利益對抗少數但卻集中的富裕階層，是值得懷疑的。但政治動盪和階層下沉年代呼籲羅斯福式的強人政治。由於兩黨對最低工資法案的分歧較大，如果在明年的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完全控制了國會，《提高工資法案》的審議或再次提上日程。
結語
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德的研究既有經濟意義，又有政治和社會意義，有助於拜登政府從勞動力市場著手縮小美國的貧富分化，還為民主黨的最低工資法案提供了實證證據。
反觀中國，我們2019年曾經從程式設計師發起的抗議“996”工作制的行動中探討了中國勞動者權力意識的覺醒問題（《從抗議“996”看勞動者權利意識覺醒的背後原因》）。認為在勞動力過剩（即人口紅利期）的情況下，再加上戶籍制度的缺失，中國勞動者整體上是缺乏“退出”權利的，這也會影響他們表達呼聲的訴求。一旦人口紅利期結束，勞動力變得稀缺，勞動市場結構的變化就給勞動者提供了“退出”的權利，他們表達呼聲的機率也會大大提高。
勞動者權利意識的覺醒內生於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轉變。勞動力市場結構變化體現於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和老齡化，經濟發展階段轉變的一個體現是人們從基本的物質文化需要轉變為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由於集體談判權的缺失，政府應站在相對弱勢的勞動者一方，規制資本對勞動剩餘的過渡擠佔，依法依規管理資本以勞動者合法權益為代價無序擴張。完善最低工資制度，保障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得到滿足。由於教育幾乎是低收入階層向上躍遷唯一的圖景，政府應該加大教育投入，增加重點城市和（或城市群）的公共教育資源的供給，同時還應該規制教育的過度市場化行為。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