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時任廣東省委政法委書記寇慶延的兒子寇廣廣從部隊轉業回鄉，想要去鐵道部門做個乘警，但寇慶延得知後卻說：“乘警是要處理很多突發事件的，你做不了。”寇廣廣轉而說去公安部門做個司機總可以吧，沒想到寇慶延直接回絕：“你別打進我政法系統的主意。”
最後，寇廣廣被分配到廣州市港口機械廠工作，幾年後在國企下崗潮中下崗。
根據當時的退伍軍人安置政策，城鎮戶口的退伍軍人由政府負責安排工作，一般安排的單位都是國營企業或者機關事業單位，安置的過程中會充分考慮本人的意願。因為政法系統和部隊有一定的相似性，退伍軍人安置到政法系統擔任警察的，在當時不在少數。
與現在安置工作首選機關事業單位的情況不同，當時企業的福利待遇要比機關事業單位高的多，之間的身份也沒有現在這樣涇渭分明，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之間的幹部工人調動很頻繁也很簡單。當時退伍軍人在被安置時，首選的單位是中直、部屬等大型國營企業，其次是省屬的國營企業、市區屬的國營企業，最後才是機關事業單位。
寇廣廣想進政法系統的想法即不過分也不違規，寇慶延完全可以不打招呼，等待組織將兒子分配到政法系統，但他出於對黨的事業負責，直接拒絕了兒子的要求。
離休之後的寇慶延
不僅在兒子分配工作這樣的大事上寇慶延大公無私，後來在兒子面臨下崗時，寇慶延更是做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80年代國企破產潮來臨後，機械廠也因效益不好面臨著倒閉。因為寇廣廣在平時的工作中比較努力，又是退伍軍人，機械廠的上級主管廣州市政府研究決定將寇廣廣調到機關事業單位。如果調動成功，寇廣廣就可以避免失業，但寇慶延聽說後，立馬給廣州市的有關領導打電話：“為什麼別人可以下崗，我的兒子不能下崗？”因為寇慶延的這通電話，寇廣廣和他也在廣州港口機械廠工作的妻子雙雙失業下崗，靠著開復印社，接些列印、影印的小活來維持生計，直到退休。
寇慶延是河南新縣人，自幼家境貧寒但追求進步。1928年，在革命最低谷的時候，他加入光山縣赤衛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1年正式加入紅軍併入黨，曾擔任川陝邊區省保衛總局秘書長。
寇慶延參加紅軍以後，由於作戰勇敢很快被提拔為班長、指導員，因為他政治立場堅定，又被調到保衛部門，先後任師政治部保衛隊指導員、川陝邊區省保衛總局秘書長、川陝省委秘書等職務。
但就是這樣一位保衛戰線上的老革命，在紅四方面軍長征結束後不久卻差點被張國燾殺害。
1936年10月，時任紅31軍91師司令部偵察科長的寇慶延按照師首長的部署，帶領一個偵察連在甘肅武都與天水之間執行任務。期間，偵察連與國民黨軍一個營遭遇發生了激戰，多名戰士犧牲，只有寇慶延等7人突圍後回到駐地。
本來，這是一場很普通的突圍，但張國燾懷疑寇慶延“生還有詐”，就讓31軍保衛局把他關了起來，還給他扣上了一頂“改組派”的帽子，想要槍斃寇慶延。朱德聽說此事後，非常生氣的命令31軍政委周純全：“寇慶延不能殺。”這才救下了寇慶延的命。
雖然朱老總髮話，寇慶延撿回了一條命，但仍被追究戰敗損失之責，被關進了軍法處。由於紅軍長征中沒有監獄，寇慶延被罰做苦力，每天白天行軍要揹著七八把槍或者油印機、印刷品，晚上睡覺也要被五花大綁。這樣的日子，寇慶延度過了三個多月。
但即便被冤枉，寇慶延也沒有氣餒。在經歷了生死考驗後，寇慶延反而對共產主義信念更加堅定。
抗戰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寇慶延又接著從事保衛工作。歷任129師政治部鋤奸科秘書、八路軍新四旅鋤奸科科長、冀南軍區政治部鋤奸部部長、冀魯豫軍區鋤奸部部長等職務。
從這裡可以看出，那段被冤枉的經歷確實影響到了寇慶延的發展，本來以他的資歷和在紅軍時期擔任的職務，在八路軍時期他是完全可以擔任更高的職務的，但受那件事影響，又再次從基層做起。不過，對於真正的革命者他來說，職務上的高低並不重要，在崗位上為革命做更大的貢獻才是更重要的。
解放戰爭開始後，寇慶延改為在一線擔任部隊政工主官，先後任第二野戰軍第二縱隊第五旅政委、鄂豫軍區獨立師政委等職務。
時任鄂豫軍區獨立師政委的寇慶延
從熟悉的保衛工作到陌生的主官崗位，對於寇慶延來說也是一種挑戰。但多年革命生涯中的成長讓他在陌生的主官崗位上仍然遊刃有餘。在他的指揮下，獨立師這支力量薄弱、遠離主力的地方部隊在掩護劉鄧大軍轉移的戰鬥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鄂豫軍區是在1947年12月15日，以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一縱隊第19旅、第二縱隊第5旅和第六縱隊第16旅48團、第17旅51團、第18旅53團為基礎組建的，隸屬於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王樹聲，政委段君毅，副司令員郭天民、昌炳桂，副政委鮑先志。
新中國成立後，寇慶延離開部隊，轉到地方工作，擔任湖北省委社會部副部長兼省公安廳副廳長。
寇慶延在湖北工作的時間不長，不久後就調到廣東省。他在廣東上任之初，就給國民黨特務組織當頭一棒，偵破了著名的“趙一帆案”。
1951年，寇慶延從湖北省委社會部第一副部長、省公安廳第一副廳長的崗位上被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點名，調去廣東省擔任公安廳廳長。從這時開始，寇慶延一直在廣東省工作了30多年，而且大多數時間是在政法系統工作。
他身居官場高位幾十年，但對子女、家人、親戚、身邊人從未有過照顧。就像他常說的，共產黨不是為個人辦事，是為群眾服務，服務物件不是家人，而是人民群眾。
開頭所講的那件事正是發生在寇慶延任廣東省委政法委書記之時，在對待子女的問題上，寇慶延是一視同仁的嚴格，不管是兒子、兒媳還是女兒、女婿。
寇慶延的女婿王桂斌原本在福建郵電系統工作，1979年，深圳市成立後，王桂斌主動申請到深圳邊防站幫助工作，負責檢查過境郵件。由於王桂斌的工作重要，再加上為了優待人才，邊防站領導特批為王桂斌安排了樓房居住。這事被寇慶延知道後，立馬給女婿說：“別人都能在平房裡住，你怎麼不能？”隨後，又打電話給特區邊防站的領導，讓他們立即收回王桂斌居住的樓房，在邊防站工作人員居住的平房裡給王桂斌安排住處。
深圳特區成立後，王桂斌調到新成立的深圳電信工作，寇慶延對他說：“你去深圳工作，我送你三個字”，隨後寫下了“孺子牛”三字，送給女婿，勉勵女婿在特區的熱土上吃苦耐勞，頂住誘惑。
他的六個子女，無一在政法系統工作，無一靠他的關係經商，河南老家的子侄們他也沒有安排一個，他的司機小吳，跟了他20多年，仍然是個普通職工。這正如寇慶延在《家風傳》中所說的：“聽黨話，跟黨走，學馬列，意志堅，對己嚴，對人寬，樹家風，代代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