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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黃崢退了,張一鳴退了,王小川離職了……2021年的網際網路大廠,創始人們紛紛卷向了“退休”。
當屠龍少年成為巨龍
今年10月15日,王小川卸任搜狗CEO,離開了自己創立18年的搜狗,關於往後20年,他說: “先去追尋一份遲到的愛情”。
相比之下,張一鳴退得毫無徵兆,5月,他將CEO交接給大學舍友梁汝波,宣告退休,他說自己要去探索生命科學了。
拼多多創始人黃崢在今年3月將CEO和董事長均交給了大學同學陳磊,同樣,他也要去研究自己的感興趣的事。
當我們還在為生存努力苟且時,這些企業掌門人拿著相同的劇本,手拉著手奔向了星辰大海。此時張一鳴38歲,黃崢40歲,王小川44歲。
放在幾年前,當打之年退位讓賢是不太可能的。
那時候網際網路企業忙著進行“下半場”之爭,“TMD”開始初具雛形,新戰場、新需求,將越來越多網際網路新貴裹挾到這場令人興奮的鉅變中。
唯快不破,曾是張一鳴應對世界的節奏。
2012年,張一鳴帶團隊到舊金山谷歌總部訪問,順便參觀了金門大橋,望著眼前波瀾壯闊的景色,他有感而發:
“5年時間,將今日頭條做到1億DAU(日活使用者)”
張一鳴那時剛剛卸任九九房CEO半年,今日頭條是他全新的夢想。
(圖片來源於網路)
事實證明有些人連吹牛逼都是謙虛的。今日頭條不僅在五年內實現了目標,如今位元組跳動全線產品日活使用者超過7億,成長為一個超過2500億美元估值的巨頭。
位元組跳動創業的前8 年,從通用資訊平臺到短影片直播,再到出海征服全球市場,幾乎是一路勝仗打過來。
同樣順風順水的還有黃崢的拼多多,憑藉社交電商創新,瞄準下沉市場的,5年做成了國內使用者規模最大的電商平臺。
但快速發展,也讓他們更早接近了天花板,財報顯示,截至2021年6月30日,過去一年中,拼多多年度活躍買家數達到8.499億,同比增速降至24%,創歷史新低。
根據中國網際網路資訊中心2021年2月的資料,2020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9.89億,手機網民規模9.86億。而拼多多的市場滲透率已經超過86%,已經接近流量天花板。
位元組跳動同樣遇到發展瓶頸:抖音短影片6億日活已接近峰頂;位元組全球化受阻,Tik Tok命運依舊堪憂;被譽為位元組跳動“第二曲線”的教育,也在“雙減”衝擊下變得前途不明。
曾經拼命狂奔的位元組跳動、拼多多似乎已經到了十字路口。
管理學者伊查克·愛迪思在《企業生命週期》中有個觀點,任何企業都會遵循從嬰兒期、學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穩定期,到死亡期的基本規律。也就是說,所有企業都要衰退和死亡。
當曾經的屠龍少年快速變成巨龍,這些都是他們全新的課題。
卸任是他們保留初心的浪漫
幾年前張一鳴曾思考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有天位元組被對手全面超越,一定是因為:
“競爭、政策環境變化、我自己的問題。”
張一鳴“自己的問題”是,過去三年都在 “吃老本”,認知也跟不上技術的新發展。卸任 CEO 是為了恢復思考、重拾對生命科學、虛擬現實、科學計算等新技術的敏感度。
同張一鳴一樣,黃崢、王小川在卸任時同樣了對新技術的濃厚興趣,在年初一次採訪中,王小川這樣表達生命科學對他帶來的衝擊:
一個組織與外部環境之間會受到生態位的影響,你要考自己是不是一個新的物種,有沒有自己基因,你的生命力怎麼樣。
《第二曲線》一書中也有過這樣的描述:在生活中為了向前發展,有時徹底的改變是必要的,這意味著開闢一條與當前完全不同的新道路,通常需要人們對熟悉的問題有全新的視角。
作為國內搜尋引擎第二把交易的搜狗,單打獨鬥已經沒有超越百度、位元組的可能。王小川離開了自己建立18年的“老物種”,可以讓自己有更多的時間思考,以一個生命的視角在思考一個公司的競爭力和所處的位置。
在過去的競爭環境下,針對一個需求,做了一個產品,只要滿足了這個需求你就可以在這個價值的迴圈裡存在。但當生態位受限,你就需要:
“再弄一點有意思的事出來”。
這也是他們將生命科學、虛擬現實、科學計算等未來話題作為研究目標的原因。
大佬們的卸任,似乎並沒有我們看起來的那麼瀟灑,他們需要為自己創造更多時間精力尋找新的可能,也需要把大量時間和資源投入到文化建設、人才培養、技術提升等長線且正確的事情上。
畢竟新的技術變革已經在醞釀中,未來十年的河怎麼過,石頭還是要由這些新一代的科技創業者們先去摸一摸。
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當熵增不斷增加,系統會變得不斷無序和內卷,生命、組織的發展本質上是一種逆熵行為,無事無刻都需要與熵增做對抗。
這是宇宙生命、組織的終極演化規律。一個公司從小做大,組織架構會變得臃腫,系統中的無效能量增加,整體效率和創新能力也會下降。
因此,重新梳理企業願景戰略、企業文化、社會責任等長期重要的事情,重新培育新物種、新技術,才能找到組織新的增長點。
網際網路江湖不再需要“大佬”
伴隨新趨勢的孕育,是新生代網際網路大佬們的“集體失聲”,曾經拼命站到前臺網際網路大佬們,開始變得越來越低調。
美團王興在被鉅額行政處罰後,清空了飯否和微博;
劉強東在醜聞事件後逐漸退居幕後,交班給新總裁徐雷;
風波不斷的滴滴今年在美國悄悄上市,程維始終保持低調;
黃崢在2018年之後,幾乎不再接受媒體採訪。
有人將其解讀為“趁著天晴修屋頂”,重新梳理企業願景戰略、組織架構、企業文化這些長期重要的事情,才能在新技術、趨勢降臨時,繼續帶著組織打勝仗。
這個過程背後邏輯是當一個快速企業增長放緩,競爭將從運營、市場、成本的把控能力等看得見的地方,轉移至企業管理效率、組織流程架構最佳化、人才激勵制度等看不見的地方。
正如任正非所說:“我不需要具體操心華為太多的事情,我在華為已經是一個傀儡了,現在的華為離了誰都可以。”
“凡爾賽”式的自嘲,恰恰體現了他對組織能力完善的自信。
一家企業難免被打下創始人烙印,這是企業前期發展的必然,有時也會在增長見頂時成為掣肘。
所以,63歲的孫正義遲遲找不到能夠接班軟銀的“下一個孫正義”;美的、聯想、萬科、海爾,往往要花費多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培養接班人。
而在這些方面,“不戀權”的新生代創業者們展示出了思維的躍升,對他們來說:
做出一些能夠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事情,更讓人熱血沸騰。
所以瀟灑地卸任,既是自信的表現,也是他們保留創業初心的浪漫。
今年8月10日,51歲的“勞模”雷軍辦了人生第二場年度演講,題目很宏大,“我的夢想,我的選擇”,回顧了創業10年來的關鍵時刻,三個小時裡抑揚結合。
鮮有人知,雷軍最近也開始頻繁卸任小米關聯的幾家公司的董事職務。從離開金山創立小米整整10年,除了帶領小米與蘋果爭奪手機全球第一市場份額,“造車”很可能是他下一個夢想。
而今年退休了的張一鳴38歲、黃崢41歲、王小川也不過44歲。
他們似乎都已遠離江湖,但江湖仍然期待他們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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