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我參加了廣東省社會組織委員會 001、002 黨建工作站 “我為群眾辦實事”黨建實踐與黨史教育活動,再一次有機會逐步深入瞭解普寧,瞭解普寧革命時期的熱血崢嶸,瞭解今天普寧在新時期的社會面貌,可以說是一次深度的教育。
尤其是活動中,革命先烈彭湃,廣東革命時期這塊赤色土地的締造者的孫子彭浩會長,還有中共早期先驅黎樾廷孫女黎虹會長的現身追憶,更是將我們拉回到了當年那一段苦難艱危的歲月。這真是:
振臂南疆勢不孤,豪情有伴萬山呼。
當年偉業今朝盛,後代百秋握手圖。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後,起義部隊在周恩來、賀龍、葉挺等率領下南下廣東,於9月23日進入潮州城。革命委員會決定,以周逸群的第20軍第3師的教導團和第6團的一部,共700人左右駐守潮州,而起義軍主力則從潮州城出發,攻佔汕頭。
24日,賀龍的第20軍第3師傅維鈺團進駐汕頭。當時在汕的國民黨軍政人員300多人倉皇逃往香港。
起義軍的進駐潮汕,為潮汕地區人民,開展武裝鬥爭、組建紅軍和建立革命根據地提供了有利條件,雖然只有短短的七日,但恰似狂風暴雨撞擊著南穹大地。
當日,起義軍與廣東省委派來的人員共同宣佈成立了汕頭市革命委員會。
並任命廣東省委派來的賴先聲任委員長,古漢忠為秘書長、李立三為公安局長(後由徐光英代理)、郭沫若為海關監督兼外事交涉使、劉伯承為軍政學校校長、周逸群為潮汕警備司令、彭湃為東江工農自衛軍總指揮。
這些重要任命從政權、治安、外交及教育等多方面對革命委員會在汕頭的治理作出了規劃,尤其是提出了“實行土地革命”,“一切權力歸工農”等口號,讓勞苦大眾看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希望。
如革命委員會迅速組織各方的力量,積極開展各項工作。各級單位及市總工會和農民協會都設立了機關,掛出了牌子,開展了工作。
一、革命委員會組織接管了舊政權,維持社會治安,組織復市復工。指揮部的糾察隊經常在街頭上巡邏,秩序也恢復了”,還著手恢復與擴大群眾組織,政治保衛處著手鎮壓反革命分子,槍決了一些冒充起義軍進行搶劫的匪徒。
二、市革命委員會和起義軍接管了《嶺東民國日報》。出版了套紅的《革命日報》,登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名單和革命佈告。
三、市革命委員會著力發動工農和商會參加革命。該委員會在牛屠地召開了群眾大會,周恩來、賀龍、葉挺等同志也分別發表了講話。
25日,李立三和賴先聲還代表起義軍和市革命委員會召集市總商會人員開會,曉以革命大義,想透過分攤的辦法籌措軍餉10萬元,以解決起義軍給養。同時,起義軍財政委員會還出佈告,實行禁止銀元出口,否則沒收充公等財政金融管制措施。
起義軍的佔領汕頭,併成立了市革命委員會,引起了國內外敵人震動,敵人立即像洪水一樣合圍而來,國民黨反動當局急忙從潮梅和廣州調集十多個團共3萬餘人的兵力,從四面八方壓向潮州、汕頭和三河壩,起義軍處於數倍於己的敵人合圍之中。
英、日、美、法等列強也調集了近10艘軍艦,幫助運載國民黨反動軍隊向汕頭市登陸反撲。迫不得已,起義軍必須進行戰略轉移,主動出擊。
9月26日,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第11軍第24師和第20軍第1、2師共6000多人抵達揭陽縣城。27日,起義軍接到不實情報說,揭陽湯坑鎮僅有敵軍王俊部1000餘人。於是,前敵指揮部決定殲敵。28日,起義軍主力向揭陽汾水進發,汾水之戰,亦稱湯坑戰役,正式打響。
誰知,棋錯一遭,情報有誤,敵人像蝗蟲一樣湧來。原來,不只是國民黨守敵王俊部1000餘人,更有國民黨第八路軍東路軍代總指揮陳濟棠率領的3個師和潮(州)梅(縣)警備部隊共1.5萬人,正由豐順縣進擊揭陽,尋求與起義軍主力決戰。
力量雖然懸殊,但賀龍、葉挺等率領起義軍奮力拼殺,和彭湃這個“農運大王”發揮的巨大影響力,卻打贏了這次圍追戰。
彭湃發動組織起成千上萬的工農群眾,組成了運糧隊、運彈隊、擔架隊隨軍前進。甚至還有一、二、四區的兩千多名農會會員和赤衛隊員,也隨軍開拔,以協助戰勤和外圍警戒。他們打著農會會旗、赤衛隊隊旗,和起義部隊官兵一起匯成了滾滾的鐵流。
所以,在兩天兩夜的激戰中,起義軍殲敵3000多人,自損2000多人後,主動撤離了戰場。後來在揭陽縣炮臺鎮與從汕頭撤出的前敵委員會、革委會等人員匯合,渡過榕江,經潮陽貴嶼,向普寧流沙方向轉移。前路漫漫,這境地雖悲壯,卻也昂揚:
《汾水戰役》
舉義徵波已月餘,連番敗跡亦旗舒。
猶聞汾水鏖兵甚,獵獵軍魂照後書。
至此,潮汕地區革命的熊熊烈火,暫時陷入低谷,紅色政權也隨之失去。但我們要看到的是,革命沒有一蹴而就的事,更不可能一帆風順。潮汕地區雖然只有七天“改天換日”,但卻讓勞苦大眾看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希望,革命者們濃烈的革命熱情為粵東大地增添了一抹赤紅。為後來潮汕地區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打下了深深烙印。
“當時烽炬傳千里,從此風雷遍九陔。”這是起義參與者郭沫若對這時期的真實寫照與概括。
10月3日,周恩來、賀龍、葉挺等率領起義主力部隊到達普寧流沙。中共前敵委員會在流沙教堂側廳召開了軍事決策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彭湃、李立三、惲代英、譚平山、張國燾、賀龍、葉挺、劉伯承、聶榮臻、郭沫若、吳玉章、林伯渠、張曙時、廖乾吾、賀昌、楊石魂等。
會議由正發著高燒的周恩來主持。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總結了南昌起義以來的經驗教訓,決定了取消國民黨旗號,由“下海”改為“上山”掛紅旗,把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結合起來的今後鬥爭方略,並研究了部隊接下來的撤退路線和行動計劃,以及護送領導同志撤離戰區,轉移香港、上海另行安排工作。
可以說,“流沙會議”的召開,不僅對當時而言是迫切需要的,在後來的歷史上也是意義重大的。有詩這樣歌頌 《流沙會議》:
南昌烽火烈,熱血挽洪舟。
鏖戰奔千里,爭鋒蕩百丘。
流沙宣赤幟,海陸耀紅州。
從此工農固,東江大業籌。
軍情依然緊急,流沙會議尚未結束,敵軍來襲戰報又響起,軍閥陳濟棠的兩個師已向流沙逼近。危急之下,起義部隊按會議精神向海陸豐方向轉移。
尤其值的一說的是,由於彭湃是在廣東地區巨大影響力,所以,他對於處在困境中的起義軍,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如他在普寧流沙軍事會議召開之前,他透過地下交通站,通知湖東農會領導、富家子弟出身的共產黨員陳宗堯前往流沙。陳宗堯一接通知後就到了流沙,與彭湃匯合了。
彭湃交代他,很快就有起義部隊領導人要從湖東港轉移出海,要他返回湖東以後準備保衛隊伍,僱用漁船和備用有關物資。
同時,就起義部隊和起義領導人轉移的事,彭湃對普寧黨組織也做了周全安排,並迅速成立了一支保衛和嚮導的隊伍,幫助起義部隊。
尤為顯示彭湃極具戰爭經驗的一事是,流沙軍事會議召開之中,敵13師突襲而來。在這危急時刻,彭湃首先想到的是總指揮賀龍,因他是蔣介石、汪精衛的心頭大患,要抓的頭號首領。於是,他利用自已對當地熟悉的優勢,與巾幗夫人許冰一起,保護著賀龍,隨後又保護了劉伯承、廖乾五、林伯渠、徐以新等領導人,一起安全抵達了湖東港,後在陳宗堯的組織下,他們一行安全出海。
而周恩來、葉挺、聶榮臻等也循著彭湃行進的路線到達湖東,葉挺、聶榮臻恐怕患重病的周恩來在海上有危險,於是轉移至南塘蘭湖。
這次領導人大轉移,在陸豐黨組織和革命群眾掩護下,沒有一位被捕、被殺,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而這是一個奇蹟的創造者,正是彭湃。
尤為可貴的是,彭湃並沒有與其他領導人一起轉移到他地,而是深深紮根在自己的故土,在革命最低潮之際,獨撐危局。而天資卓越的他,不甘屈服,矢志鬥爭,很快又起狂瀾,向舊世界與反動勢力發出了更大的怒號。
僅僅是一個月後,即1927年11月,彭湃等領導著海陸豐人民,再次爆發武裝起義,並建立了海陸豐蘇維埃政權。到1928年春,彭湃等率領工農革命軍將以海陸豐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擴大到東江南部地區。再到海陸豐及東江革命根據地高峰之時,一共建立了9塊縣級根據地:
①海陸豐,②揭豐華,③潮普惠,④梅埔豐,⑤五興龍,⑥蕉平尋,⑦潮澄饒澳,⑧饒和埔詔,⑨陸惠。
革命根據地面積共約6萬平方公里,蘇區人口共約200萬。這真是:
《憶秦娥 •東江赤色》
被迫起,猙獰舊日蒼天淚。蒼天淚,生無所願,哪有天理。
東江赤色綿千里,心燈閃耀崢嶸地。崢嶸地,成鋼淬火,百川交匯。
今天,我們尋故問跡,依然能看到彭湃及其他人的戰友們在這一時期,在南疆大地,海陸豐、東江、大南山等各處,留下了太多的歷史足跡,讓我們後人感懷其中,無不追憶他們當年的崢嶸歲月。
如地處大南山腳下的什石洋村,是大南山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1928年2月至3月,彭湃夫婦就居住在什石洋村蔡國元舊屋,與徐向前、李富春、鄧發、古大存、方方等領導人一起,帶領紅四師舉行年關暴動,取得了重大勝利,並建立了普寧縣蘇維埃政府……如詩所憶:
《彭湃在什石洋村》
南穹火焰勢燎原,百里千村耀赤幡。
蔡屋留存先烈跡,光輝片段嘆君恩。
大南山地處普寧、惠來、潮陽交界,是蓮花山系南陽山的延續,境內峰巒重疊,密林山洞星羅棋佈,利於隱蔽,易守難攻。在土地革命戰爭這一時期,時任中共東江特委書記彭湃等革命前輩在這裡領導著人民群眾,開展革命鬥爭,並建立了大南山革命根據地。這正是:
《臨江仙 • 大南山革命根據地》
鬱翠蒼林真寶地,南山赤浪奔流。旗幡處處激無休。邊川延百里,喚醒萬家仇。
多少男兒風雨礪,坦然笑看殺頭。錚錚血氣固城丘。後來多少事,點點耀春秋。
緬懷先烈,謳歌精神。一代傳奇,彭湃先烈已遠逝,但他及他的戰友們,在南疆所留下的革命足跡與光輝往事,百年來卻依然縈繞在我們後人的心頭。今天,我們隨著黨組織一道追懷過往,就是願他們的革命之花、精神之柱永相輝映。
願精神永存、先烈萬年。
《彭湃烈士贊》
當年農運大王風,血水蒼茫革命功。
鬥志一腔騰大業,才華滿腹傲雄空。
崢嶸剛赴征塵轉,挫折接連災難同。
本願蒼生消疾苦,龍華遺怒待酬穹。
參考資料:
1、《南昌起義史料》;
2、《海陸豐及東江革命根據地史料》;
3、《大南山革命根據地史料》;
4、《彭湃生平史料》;
5、網路相關史料。
【作者】
谷新光:湖南嶽陽人,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高階研究員、深圳市科技專家庫專家、紅色文化傳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