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的一天，蘇聯遣返的第一批偽滿人員共二百多人乘火車抵達綏芬河，他們已經被關押5年。其中有一位比較特殊的人，他叫張紹紀，是偽滿國務總理張景惠的次子。

他們被關押到瀋陽的一座監獄內，為了弄清他們的詳細情況，監獄讓每個人都填寫一份表格。其中包括“家庭情況”“社會關係”“參加何種反動組織及會道門”等內容。

張紹紀在表格上填寫了“參加過東北青年救亡會，是潛伏的地下工作者”，並註明了參加時間和自己領導人的姓名。監獄工作人員看到後大吃一驚，東北青年救亡會是中共領導的外圍組織，如果張紹紀早就參加革命工作又怎麼會被關進監獄裡呢？

監獄方面立即向上級彙報查詢，查到張紹紀的領導人高亮正在東北公安部工作。於是張紹紀立即被送到東北公安部，等候在那裡的不僅有高亮，還有張紹紀的堂哥張紹維。幾個人見面如同老朋友一樣，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張紹紀作為偽滿高層的後代，為何會背叛父親成為一名紅色地下特工？既然他是紅色地下特工，又為何會被蘇聯當成戰犯關押5年？張紹紀的人生結局又將如何？

大漢奸之子

張紹紀出生於1922年，他的父親張景惠是張作霖的拜把兄弟，也是奉系的核心人物。張景惠娶了7個太太，卻只有原配夫人為他生下一個兒子。然而這個兒子並不成器，早年患梅毒連鼻子都被病毒蝕掉，長相非常嚇人。

七姨太徐芷卿生下張紹紀時，張景惠已經51歲，算是老來得子，他對張紹紀疼愛有加。生在這樣的豪門，張紹紀從小便是錦衣玉食，據他自己說到9歲時還需要傭人幫提褲子。

張紹紀

張景惠與張作霖雖是拜把兄弟，但他卻曾背叛過大哥。1922年，張作霖打算對吳佩孚宣戰，但張景惠卻極力反對，消極怠戰，導致其指揮的西路軍大敗。張景惠害怕受處分，避居北京不敢回山海關，最後竟到吳佩孚支援的北京政府任職。

張作霖聞訊大怒，放言兩人恩斷義絕。直到1925年，張景惠母親病逝，他寫信讓另外兩個拜把兄弟向張作霖求情才得到原諒，又回到奉軍任職。

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喪生，少帥登基需要老臣支援，張景惠得到重用。被任命為東北政務委員，東省（哈爾濱）特別行政長官。東北易幟後，張景惠還代表張學良擔任南京軍事參議院院長。

不過張景惠是個有野心的人，在這期間他已經與日本人建立了聯絡。為了保障在東北的既得利益，他向張學良建議與日軍“和平相處”，遭張學良拒絕。

“九一八”事變後，張景惠既不組織士兵抵抗，也不打算從東北撤離。果然不久後他就投降日本當了漢奸，出任東北臨時政委委員會委員長。1935年，張景惠擔任偽滿國務總理，直至日本投降。

任職10年，張景惠可謂政壇不倒翁。日本人評價他，沒什麼優點，但很聽話。民間嘲諷他為“豆腐總理”。可見，張景惠是個徹頭徹尾的漢奸。

當時張紹紀還在上小學，他不能理解父親的事情，但由於在學校裡經常受到一些特殊待遇，同學們漸漸知道了他是張景惠的兒子。那時候同學們就開始嘲笑他是漢奸的兒子，甚至經常欺負他。

年幼的張紹紀才漸漸意識到父親幹了不光彩的事，內心對其產生了憎恨。同學們的嘲諷讓他想徹底擺脫這個家庭，一次他給家裡請的俄文老師留下一封信後便離家出走，但父親還是找到了他，一個特務在朝鮮新義州將其帶回。

張紹紀非常苦悶，他內心總是在想：“要是自己生在一個普通家庭該有多好？那樣就能自由地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張景惠

影響二戰程序的重要情報

1938年，堂哥張紹維來信鼓勵他到日本留學，張紹紀正想擺脫家庭的束縛便與父母商量。留學日本，與日本人親善，將來正好接自己班，張景惠對此是非常支援的。

經過一年預備學校後，1940年，張紹紀來到日本。由於他的特殊身份，很順利便進入著名的日本早稻田大學第二高等學院。

張紹紀從小就與堂哥關係很好，兩人幾乎無話不談。但是到日本後不久，他發現堂哥有些異常。他們住在一間叫“國際友誼會館”的公寓的二樓，但是堂哥的房間在西邊，他的在東邊，張紹紀一直想不通為何不訂兩個挨在一起的房間。

而且張紹紀讓堂哥帶他出去玩，他總說沒時間。每次張紹紀去堂哥房間找他，裡面總圍坐著一些青年學生，激烈地討論著事情，一看到張紹紀來卻又都沉默不語……

一次他偷偷聽到堂哥與幾個人的對話：“工人階級不能再忍受這種剝削才起來反抗的……”張紹紀猛然想起小時候俄文老師給自己看的那些俄文小說，難道堂哥也在搞秘密革命活動？

張紹紀也想與堂哥一起參加革命活動，但他知道秘密組織規矩很多，自己不能貿然向堂哥提出要求。於是兩人心照不宣，直到一天堂哥問他是否願意加入“新知識研究會”，張紹紀愉快地答應。

張紹紀是解放後才知道，“新知識研究會”是“東北青年救亡會”的分會，總會領導機構設在長春，隸屬於中央晉察冀社會部。除了宣傳抗日救亡外，該會還派遣了一些人打入偽滿高層。因此他們需要吸收偽滿高官的後代入會，這也是堂哥鼓勵張紹紀到日本留學的原因之一。

張紹紀在“新知識研究會”學習了很多進步書籍，思想產生了很大轉變，由一開始與父親賭氣到真正理解革命的目的和意義。

1941年10月，組織交待一項重要任務——摸清日本關東軍未來的調動方向。當時蘇德戰爭已經爆發，蘇聯在戰爭初期處於劣勢，部隊傷亡嚴重。不過蘇聯在遠東地區仍然有大量部隊用於防備日軍，他們需要了解日軍的動向才敢將這些部隊調往西線對付德軍。

北進蘇聯還是南進東南亞，是當時日軍內部爭論非常激烈的問題。日本是個島國，對領土有著原始的慾望。1939年，蘇日爆發過諾門罕戰役，日軍對蘇軍產生了恐懼。加上東南亞有更多日軍急需的戰略物資，他們最終決定執行南下政策。

張紹維明白，這個任務只有張紹紀有希望完成，張紹紀接到任務後便以探親的名義回到長春家中。張景惠晚上經常在家打牌，張紹紀一反常態總是陪在他身邊。一天張景惠輸了錢，讓兒子去樓上的房間取錢。張紹紀在找錢時發現一份檔案，內容大概是“山下奉文辭去滿洲防衛軍司令”。

張紹紀弄不明白這份檔案的意義，只能想辦法在偽滿高層人員中套訊息。他從交通大臣谷次亨口中得知日軍內部的“北進”“南進”之爭，且支援“南進”的海軍一派佔據上風。張紹紀很快把這些情況彙報給上級。

蘇聯綜合各方面的情報，得知山下奉文秘密抵達三亞，推測日軍很可能在南方有大動作。便決定將遠東地區兵力調往西線，最終取得了莫斯科保衛戰等戰役的勝利。雖然無法證實是否是張紹紀提供的情報讓蘇聯下定決心，但可以肯定他提供的情報為蘇聯提供了重要參考。

被蘇聯“抑留”5年

1943年，美國向日本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後，日本國內形勢更加惡劣，憲兵特務到處抓人。組織決定將“新知識研究會”陸續撤回國內。張紹紀也提前結束學業，回到國內加入了“東北救亡總會”。他的任務是利用家庭條件，瞭解偽滿上層人物的思想動態並獲取情報。

為了獲取父親的信任，張紹紀極力改善與家庭的關係。他常常陪母親去偽滿“紅十字會”打牌，這裡名義上是個慈善機構，實際是偽滿高層的俱樂部。很多高層人員的家屬都在這裡活動，張紹紀逐漸練出了長袖善舞的本領，與各方面的人都有交往，從他們口中得知了很多情報。

父親張景惠下班後很少討論公事，無法從他口中得知資訊，張紹紀就趁父親打牌時偷偷去翻他公文包內的檔案。張紹紀將獲知的偽滿高層人物的思想動態以及一些人事安排一一彙報給組織。

由於張紹紀的特殊身份，總有一些商人求他辦事。一個叫李雙振的商人準備開一家造紙廠，但沒有營業許可證，於是找到張紹紀。經請示組織同意，張紹紀以擔任該廠社長為條件幫其辦理了許可證。最終，張紹紀將大量地下工作人員安排到該廠工作，並將工廠部分經營所得交給組織當活動經費。

張紹紀（左）留學日本時的照片

當時地下組織在瀋陽、哈爾濱、長春都設有活動點，但相互之間聯絡成了一個大問題，穿越日偽軍重重檢查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最終這些任務都由張紹紀來完成，他利用自己特殊身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檢查，而且不容易引起注意，每次都能安全地將情報送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溥儀帶著偽滿人員逃至大栗子溝，隨後又帶著幾個親信隨從準備從通化乘飛機赴日本，但在瀋陽機場換機時才發現這裡早被蘇軍佔領。於是溥儀成了俘虜，被蘇軍押往蘇聯。

張景惠帶著一眾漢奸回到長春成立臨時維持會，企圖等待國民黨接收。那時張紹紀擔任父親的俄文翻譯，他向組織請示下一步工作計劃，得到答覆要其與蘇軍建立聯絡，以個人身份向蘇軍提供偽滿高層情報，但不能暴露組織。

一開始張紹紀並不被蘇軍信任，一位蘇軍中尉要他寫下一份保證：“我自願為蘇軍提供一些情況，如不屬實，願受軍法懲處槍斃。”看到槍斃這兩個字他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但為了完成組織交代的任務，他還是在保證書上簽字。

一天，張紹紀從父親口中得知偽滿高層一些官員準備逃往關內，他立即將該情況彙報給蘇軍。蘇軍隨即展開了抓捕，作為翻譯人員張紹紀親自帶著蘇軍到家裡將父親抓走。

不久蘇軍準備將這些人帶回國內，名單唸到最後一個名字時竟然是張紹紀。張紹紀非常詫異，立即向蘇軍反饋說：“我不能走。”

蘇軍一個大校瞪著眼問他：“為什麼？”

張紹紀說：“請問城防司令部政治部知道嗎？”

蘇軍大校說：“這個名單就是司令部擬定的，無法更改，請上飛機吧！”

數十年後，張紹紀回憶起這一幕還有些氣憤。他說這是他一生的遺憾，突然被帶走，來不及向組織彙報。

張紹紀隨偽滿人員被押到蘇聯赤塔，與溥儀關押在一起，他開始擔任翻譯。雖然張紹紀幾次向蘇軍反映自己的身份，但當時蘇聯正處於戰後重建階段，並沒有人關心一個外國人的情況。

很久後，蘇軍才查明張紹紀的身份。張紹紀提出要回國參加革命，但蘇軍表示：“你們的政府還沒有建立，我們無法直接將你送回去，現在我們需要了解這批偽滿官員的情況，希望你能留下來幫助我們。”

於是張紹紀便成了一名“抑留者”，與偽滿人員關押在一起，為溥儀、張景惠等人當翻譯，同時瞭解他們的思想動態。經過工作，後來溥儀作為證人，出席遠東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

溥儀被俘

一直到1950年，當時新中國已經建立，張紹紀作為第一批偽滿人員被遣送回國。他在填寫簡歷時，身份被組織證實。後來組織安排人員與他談話，問他想繼續潛伏還是公開身份。

張紹紀希望能公開身份，洗刷漢奸的汙名，以便參加革命工作學習更多的知識，這是他最大的願望。組織將其安排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工作，張紹紀穿上了嶄新的軍裝，實現了自己願望，於是改名張夢實。

不久，溥儀也被遣送回國，但他聽說第一批遣送回國的人員都被處決，因而惶惶不可終日。為了穩定其情緒，組織安排張紹紀與其見面談話，溥儀才安定下來。

張紹紀還見到了一同遣送回國的父親，此時兩人身份已是天壤之別，一個是監獄裡的罪犯，一個成了監獄的看守。我們難以揣摩兩人見面時的心情，後來有記者問張紹紀：“那時你父親知道你的身份了嗎？”

張紹紀沉默了一會兒說：“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想他應該不知道。”事實的確如此，在一份情況報告裡，張紹紀感謝中共對自己家人的安排。他大概認為兒子能當上戰犯管理所的看守是因為自己的關係。

除了罪犯之外，此時的張景惠已經成了一個普通人，也就是張紹紀一直期盼的父親的形象。由於工作關係，他們總有見面的機會，父子兩人都更加珍惜那份親情。

據張紹紀回憶，由於張景惠年紀已大，組織表示可以將其接回家中照顧。但事實上張紹紀的日子過得很緊，家中只有一間房子，無法讓父親落腳。戰犯所內不僅有較好的伙食，還有專門的醫護人員。而張紹紀生活過得很苦，遠遠達不到戰犯所給父親的待遇。

張紹紀與家人商量，讓父親暫時留在戰犯所。1959年，張景惠在戰犯管理所內病亡，張紹紀與家人說，要是把他接回來肯定活不了那麼長時間。

後來張紹紀調到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工作，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於2014年病逝。

小結

張紹紀曾寫過一本回憶錄，他以“出身不由己，道路可自尋”十個字來總結自己的一生。有記者問過他一個尖銳的問題：“你算不算一個孝子？”

晚年張紹紀夫妻

張紹紀回答得很乾脆，他說：“從家庭關係來看，我確實不算一個孝子，我背叛了我的父親，也未曾照顧過他的生活。但從政治上看來，我對國家是忠孝的，父親想找我這麼一個孝子也找不到。”

人最難的就是背叛家庭和親情，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張紹紀卻做出了正確的選擇。他義無反顧地背叛父親和家庭，幫助國家抵抗外敵。這正是因為張紹紀建立了正確的價值觀，有著堅定的革命信仰。對父親也許他有歉疚，但對祖國和民族，他卻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