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詠茵
《美蘇文化外交：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在美的首次公演》是美國學者卡德拉·彼特森·麥克丹尼爾（Cadra Peterson McDaniel）的作品。該書圍繞1959年蘇聯芭蕾舞團到美巡演一事，深入分析了具體演出劇目的呈現與寓意，蘇聯期望達到的目標，以及美國的實際反響等內容。而美蘇對巡演成功的不同解讀，表明了藝術在各自的社會和政情中扮演著不同角色。透過探究文化藝術作為某種外交手段的實際效用，麥克丹尼爾指出，文化外交在蘇聯的對外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時，作者也借1959年芭蕾舞團巡演展開對“解凍”（thaw）概念的探討，並對話“赫魯曉夫時期的文化外交是美蘇緩和的重要表現”等相關說法。麥克丹尼爾把美國人對芭蕾舞團的讚賞看作“解凍”中的“春期”（spring period），而把蘇聯在巡演背後隱藏的政治意圖看作“霜凍”（frosts）的證據。美蘇雙方對藝術的共同欣賞，使得巡演可被視為藝術交流層面的緩和；但蘇聯意在取得冷戰勝利以及擴大其意識形態的目的，則使得巡演成為政治層面關係緊張的一個體現。因而，作者指出，研究蘇聯芭蕾舞團到美巡演，有助於更全面地認識赫魯曉夫時期的美蘇文化外交，從而對蘇聯的戰略設計有更深入的理解。
麥克丹尼爾對“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的界定取自於弗雷德裡克·巴洪（Frederick C. Barghoorn）。巴洪認為文化外交是政府間宣傳的一個分支，為了達到宣傳目的，相關的文化材料和人員是受到操控的。在談及作為蘇聯外交政策工具的文化外交時，麥克丹尼爾更強調了其在資訊、藝術、科技等領域對文化材料、符號和人員的運用。在以芭蕾藝術作為媒介的具體研究中，麥克丹尼爾和學者斯蒂芬妮·貢薩爾維斯（Stéphanie Gonçalves）均關注了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在20世紀50年代到西方的巡演，她們認為聚合了大眾媒體和政治因素的芭蕾藝術是一種強大的文化和外交手段。從貢薩爾維斯綜合以往研究後得出，多數研究“芭蕾外交”的學者都是美國人，他們主要關注的物件是美國芭蕾，對蘇聯芭蕾藝術的研究則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因而，麥克丹尼爾的論著為舞蹈外交研究中的蘇聯視角提供了有益的補充，這正是其作品的重要意義。
在本書中，麥克丹尼爾分析了蘇聯文化藝術的發展脈絡、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領導的政策環境、以及受傳統外交影響的國際局勢等多重背景；並在此基礎上介紹了巡演準備階段的各項事宜，詳細分析了巡演的具體劇目和美國觀眾的反響，並對藝術作為外交工具的效用做了評估。以下是對本書內容的介紹。
推動美蘇間文化外交擴大的因素
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作為有別於政治軍事等傳統外交方式的文化因素，在意識形態鬥爭中日益得到重視。美蘇雙方均有推進文化交流合作的意願。文化外交不僅符合雙方的總體戰略追求，也契合美蘇在這一時期的策略轉向。本書主要從蘇聯方面探討美蘇文化交流專案得以推進的原因；其中，蘇聯的政局變動——赫魯曉夫成為最高領導人，被認為是美蘇能夠在官方層面達成文化交流協議的主要契機。
麥克丹尼爾指出，就蘇聯內部而言，幾任領導人對共產主義終將取得勝利的信念始終沒有改變，因而其政策具有延續性。文化在蘇聯的語境中似乎總是與“教育、培訓、鼓舞和動員”相關聯，總是被用作傳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工具和武器。因此，在官方的倡導下，文化藝術在蘇聯社會中一直佔有重要地位。
而作為政府宣傳的一個分支，文化外交的推進同樣仰賴於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因而對它的研究能夠為探析美蘇兩國政府的戰略和策略提供依據。在赫魯曉夫時期，加強文化外交是綜合考量多種因素的結果。首先，赫魯曉夫開啟了去斯大林化時代，在文化上給予相對擴大的自由限度，受批判的藝術家名譽得以恢復，符合國家官方信條的文藝創新得到支援。其次，美蘇關係相對緩和，在“三和路線”的旗幟下蘇聯積極尋求透過非暴力手段與美競爭；利用文化外交把自己塑造成熱愛和平、可與之合作的友好國家；並盡力消除西方國家對蘇聯的負面形象，以削弱反共情緒。再次，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動盪（如匈牙利起義），也讓蘇聯意識到加強意識形態宣傳的重要性，藉此扭轉世界對蘇聯行動的看法，從而促使更多人接受共產主義政策。由此，文化外交成為赫魯曉夫對外政策的核心部分。
蘇聯領導層也認識到，文化藝術對內能夠提升公民的文化水平，培養新蘇聯人正確的政治觀念；對外則可以透過超越虛假教條的現實主義影象為各階層的人民所欣賞，從而改善蘇聯的形象，為蘇聯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文化外交於是成為總體戰略中的重要一環。
另一陣營的美國也認識到了非傳統戰術在與蘇對抗中的重要性，東西交流同樣成為了美國積極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實踐。在裁軍和避免公開化衝突的背景下，文化交流被提升為對抗蘇聯持續威脅的主要途徑。儘管美國官員公開宣揚文化交流是一種善意的努力和改善兩國關係的手段，但他們支援的文化交流專案顯然是作為一種對抗共產主義的非軍事選擇。
最終，在美蘇的共同推動下，雙方於1958年簽訂《關於文化、技術和教育領域的交流協議》（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Exchanges in the Cultural, Technical, and Educational Fields）。美國對資訊自由流動的渴望體現在協議中有關交流無線電和電視廣播的條款中，而蘇聯的文化倡議則體現在藝術和文化代表團交流的條款中，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1959年到美巡演的約定便包含在其中。（pp. 18）
巡演中意識形態的表達
芭蕾藝術在赫魯曉夫時期成為蘇聯意識形態表達的工具，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在西方國家的巡演肩負著重要的文化外交使命。麥克丹尼爾認為，如何體現其意識形態特徵，並起到最大限度的宣傳作用，是巡演計劃的主要考量；這貫穿於劇目和人員的選擇，音樂、舞蹈、劇情、場景等元素的具體呈現之中。
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於1959年4月16日到6月8日赴美巡演，在紐約、華盛頓、洛杉磯和舊金山四個主要城市演出四場完整劇目及亮點節目（含多部作品選段）。
麥克丹尼爾認為四部完整的芭蕾劇目均符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指導原則，從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角度對藝術加以詮釋，以求展示蘇聯的藝術成就並且在不經意間向美國觀眾傳達共產主義資訊。舞劇中往往利用風格鮮明的音樂和舞蹈對角色和劇情進行區分，使其成為觀眾容易理解的作品。同時，舞劇突出表現“群眾”推進歷史程序的作用，“群眾”作為人民集體的代表，其選擇傾向往往帶有宣揚意識形態的目的，指向共產主義社會。
其中，《羅密歐與朱麗葉》選自莎士比亞經典作品，意在凸顯蘇聯的編舞成就。劇目運用戲劇芭蕾的形式，表達了主人公克服自私衝動和擺脫舊社會束縛的能力，象徵著歷史進步，邁向更公正的社會。同時，劇中群眾的選擇和傾向也表明了他們對擺脫封建社會，追求進步的渴望。對於社會逐漸進化的表達契合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發展程序的解釋。
劇目《天鵝湖》是對前革命芭蕾的重新詮釋，以使其切合馬克思主義原則。改編既體現了對古典文化的接納和繼承，又突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信條，但相對弱化了原芭蕾的哲學內涵（原芭蕾更注重對內心世界的探索）。（pp. 96）同時蘇聯評論家也更傾向於從階級鬥爭的角度重新解讀《天鵝湖》。（pp. 98）作品為了更好傳達馬克思主義，在編舞上有所增刪。如，為了削弱對男主角個人奮鬥的強調，減少其舞蹈演繹，而增加面部表情、動作、音樂等表現形式。這部蘇聯版的《天鵝湖》旨在減輕共產主義社會中對沙皇藝術的崇拜而產生的內在矛盾，突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對世俗幸福和共產主義社會的追求。（pp. 107）
《吉賽爾》的重點落在更新和改造古典藝術，以此證明前革命芭蕾也可以契合蘇聯芭蕾的新理念。同時透過創作比西方更優秀的版本，以證明蘇聯的制度——至少在藝術領域——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為優越。在這個邏輯下，美方評論家對蘇版吉賽爾的讚頌，被視為美國資本家對共產主義優越性的確認。另外，《吉賽爾》把救贖的愛作為中心主題，主角被愛所改變，預示了社會也可以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發生改變；於是男主角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社會也就可以透過文化外交等努力被改變，轉變成共產主義世界的一部分。蘇聯由此可以改造美國人。（pp. 134）
《寶石花》是新時代的舞劇，完成於1949年，但在赫魯曉夫時期才得到蘇聯官方的認可。編舞者受到當代潮流的影響，有更大的創作空間，雖然挑戰了戲劇芭蕾和劇院領導的地位，但並沒有脫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寶石花》展示了蘇聯芭蕾舞的現代成就和新一代表演者的才能。該舞劇因取材於日常生活而易於被理解，力圖傳達為偉大目標而自我犧牲的主題。當美國人開始認同為了更大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幸福，認可與不公正的社會規範作鬥爭的行為時，他們將慢慢接納蘇聯的想法。
除了四部完整劇目，還有彙集了多部作品選段的亮點節目。多元化的選擇證明了不論是革命前還是現當代的作品、俄羅斯還是非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優秀的蘇聯藝術家都能夠駕馭。對於沙俄時期文化的認同和再造，則體現了蘇聯文化的內在張力——革命前的作品也能在蘇聯體制下被改進，並煥發出新的活力。亮點節目重點突出藝術家的創造力，而弱化了意識形態因素，以此中和前面四部完整劇目對共產主義資訊的強調。這樣的處理有利於減少受眾的反感，達到蘇聯的宣傳目的。
對於麥克丹尼爾的分析，傑西卡·布萊克（Jessica Black）認為作者對芭蕾術語的使用是較為有限的；對舞劇的分析則主要基於作者對1950年代表演影像的研究和她個人的詮釋，而不是1959年巡演。對於巡演劇目的選擇，作者提供了有價值的觀點和分析，但若能進一步參考蘇聯檔案材料以及來自相關官員和表演者的證據，將有助於提高作者分析的客觀性和說服力。另外，作者雖然對於每部劇目的具體分析各有不同，但最後都落腳在宣傳意識形態的目的上，論述結構和結論也較為重複，或許有礙於論斷的準確性。
舞團巡演的反響與作用
對於文化手段的效用分析絕不能僅停留在政策設計、目的預期、實行過程之上，還需要對其實際效果進行評估。麥克丹尼爾對觀眾反響的考察主要來源於美國各家報刊雜誌上發表的評論，這也是蘇聯媒體報道和領導層評判舞團巡演效果的主要依據。
美國方面的評論記錄了觀眾對巡演的熱情讚頌，也傳達了評論家對舞團的演出和表演者藝術才能的肯定。麥克丹尼爾認為蘇聯從始至終把芭蕾作為冷戰武器，作為向美國人滲透共產主義思想的工具。蘇聯期望透過獲得美國在藝術上的認同和讚賞，強化自身意識形態和影響力。美國評論家的讚美在蘇聯看來是得到西方認可的證據，這也堅定了蘇聯對藝術可以超越政治分歧，促進美國人轉向共產主義的看法。然而，對於巡演中的意識形態因素，美國評論家們始終保持警惕而不是接受；美國民眾對蘇聯表演藝術的態度，也主要是出於好奇、欣賞，以及彰顯個人身份地位的原因。因而蘇聯的期望在美國註定是缺乏社會土壤而難以實現的，美國的反響也並非如蘇聯媒體所稱的接受蘇聯意識形態的表現。美蘇雙方對芭蕾的不同設想和理解，削弱了芭蕾舞團巡演的效力，這與蘇聯的預期存在較大差距。
總的來說，美蘇雙方對芭蕾藝術以及巡演反響的認識和解讀是不同的：蘇聯認為對舞團的讚美是對蘇聯國家的認同和讚美；而美國的評論家和觀眾只是從表演層面欣賞，而沒有上升到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的認可。由於美蘇雙方的不同認識，這項文化外交的努力只能取得部分的成功，並沒有為長期的意識形態勝利打下基礎。對此，布萊克認為麥克丹尼爾的觀察是有效的，只是限於多次重複強調而缺乏更為有力的說明。
另外，作者也關注到舞團巡演期間的國際局勢變化，不過巡演並沒有給在柏林危機僵持的雙方帶來很大的緩和。對於艾森豪威爾政府而言，接待舞團巡演並不是白宮的題中之義，美國政府的重心仍然落在由傳統外交和軍事危機所帶來的安全問題上。因此，比起文化交流等形式，蘇聯以軍事和傳統外交手段擴張共產主義，才是美國首要關心的問題。
麥克丹尼爾還觀察到，雖然舞團巡演在美國取得的效果不達預期，但在蘇聯內部的宣傳似乎是成功的。蘇聯媒體報道巡演在美取得巨大成功，傳達出已然達到展示蘇聯優越性的訊號。對於普通蘇聯公民而言，這些報告旨在培養他們對國家成就的自豪感。另外，蘇聯媒體為使政府免受動機不純的攻擊，基本上只提供正面報道，表現蘇聯努力透過文化交流促進與美關係改善的形象；這些做法維持了公眾對這次訪問抱有善意意圖的印象。因此，芭蕾舞團作為宣傳武器的效用對於蘇聯人似乎是更明顯的。
蘇聯在國內奏效的策略不一定在國外也卓有成效。儘管巡演取得的效力不及預期，但並不意味著它不重要。觀看者對馬克思主義內容的淡化並沒有妨礙意識形態的攻勢。作者認為這次巡迴演出的劇目不僅是為傳達善意的姿態，更是讓美國人反覆接觸蘇聯理念的嘗試：表面上借用藝術的手段彌合雙方分歧，實際上則把芭蕾作為持續有效的冷戰武器，幫助蘇聯擴大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因此，文化交流並不意味著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政治關係的解凍，這支援了“蘇聯不把文化交流看作是促進國際關係緩和的手段”的觀點。這一結論表明，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並沒有放鬆，蘇聯意圖不在於從政治上緩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世界之間的關係，而是致力於減弱美國人的反共立場，加速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取得勝利的進展。（pp. 212）
對此，筆者認為在當時的國際局勢下，蘇聯在美蘇爭霸中處於相對弱勢的位置，芭蕾舞團巡演更有可能是蘇聯釋放緩和訊號和彰顯自身文化優勢的手段。其中固然包含有意識形態因素的傳達，但首要目標不一定就是追求文化上的進攻。麥克丹尼爾為我們提供的分析思路契合了西方對蘇聯的主流認識，但具體到本次舞團巡演，可能需要對國際局勢的變動以及蘇聯高層決策有更為深入的考察，才能對這次巡演有更準確的把握。另外，若研究涉及到以目的作為定性分析的主要依據，需要對物件國方面的原始材料作更全面的考察，以避過度解讀之嫌。
作為觀察俄羅斯的視窗，作者對後蘇聯時代的文化外交同樣做了延伸性的考察。藝術與政治的交織也出現在有關俄羅斯官方文化政策的出版物中。文化政策的基本內容是形成完整統一的俄羅斯公民——既是俄國文明歷史文化傳統的繼承者，又是當今創新發展的開創者。
藝術作為外交工具的效用
本書的亮點之一在於，麥克丹尼爾對藝術作為外交工具的深入分析建立在瞭解藝術這一角色的基礎之上，解釋了為何藝術能夠作為文化外交的重要載體之一，並被政策設計者賦予意識形態宣傳的重任，以及為何文化外交在物件國社會中收效不達預期。
麥克丹尼爾從政治和文化雙重維度對1959年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到美巡演進行了考察，兼顧蘇聯國內國外的文化和政治局勢，在其互動關係中研究文化外交。其中，作者對文化在美蘇社會內部所處位置以及雙方芭蕾藝術發展史的觀察，不僅為蘇聯內外文化政策的延續性提供了依據，也從觀眾層面解釋了巡演效果有限的原因。透過對此次芭蕾巡演的詳細分析，作者評估了藝術在外交中所起作用。同時，藝術作為洞察俄羅斯外交政策目標的重要視窗，可幫助學者對俄羅斯當前的文化政策和外交政策有更深入的認識。因而本書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麥克丹尼爾的研究為冷戰時期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蘇聯視角，從具體案例的分析中考察了蘇聯的冷戰戰略。然而，筆者認為雖然本書的學術價值立基於此，但是這個邏輯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給本書帶來了侷限。麥克丹尼爾冷戰的國際關係背景中考察舞團巡演一事，目的是在文化交流的主題下檢驗藝術作為外交工具的效用，進而考察蘇聯的冷戰戰略。也就是說巡演一事完全服務於蘇聯的冷戰戰略，從這個角度出發，一旦明確了蘇聯的戰略目標也就可推知巡演期望達到的目的。背後的戰略意圖決定了具體外交事件的性質，有定性先於分析之嫌；並且對巡演效果的分析著重於與其預設目標進行對比，雖然肯定了巡演在文化層面上的良好反響，但對其成功與否的衡量主要聚焦在意識形態層面，似乎缺少更為具體和深入的見解。
對於後續的研究，筆者認為可以進一步分析舞團巡演在蘇聯國內及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影響，以此作為對照，更全面地檢驗藝術工具的效用。研究對蘇聯國內的影響，意在觀察和芭蕾藝術擁有共同文化背景的觀眾能否準確接收到劇目想要傳達的意識形態資訊；而對於東歐國家的考察，則可以探討在意識形態相同而社會文化不同的國家內，芭蕾藝術能夠產生多大的影響。另外，以藝術作為文化外交的手段，其效用也體現在對國家內部、社會主義內部的宣傳之上。文化外交也可以成為對內加強意識形態、國家形象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手段。
此外，本研究還可以在以下方面進一步的補充和延伸。一是麥克丹尼爾在書中提出的從財政支出的佔比看文化外交在對外關係中的重要性。這是一個不錯的實證例子，但論證並不十分充分。對於美國觀看巡演的人數、蘇聯民眾觀看芭蕾的頻率等問題，若能找到資料加以說明，也能成為研究中十分有力的支撐。二是，麥克丹尼爾有認識到蘇聯舞團訪美不僅是對外輸出意識形態，也是對內鞏固社會主義陣營意識形態的手段。但作者對訪美事件的內部影響關注有限，可以加以補充。三是，本書引用的俄文材料比較少，特別是對於蘇聯戰略意圖、政治政策等的探討，多以英文分析性的文獻作為佐證。這些都是未來相關研究可以進行補充的地方。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