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躍
《紅樓夢》被譽為傳統社會的百科全書，深受社會各階層的喜愛。除了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家族，《紅樓夢》也有較多的軍事描寫，顯示了四大家族的軍功背景。比如《紅樓夢》第七回曹雪芹借尤氏和焦大之口，道出了寧國公的軍功背景：“他從小兒跟著太爺出過三四回兵。”第二十七回賈蘭因賈寶玉嗔止他追射小鹿，便以軍功風尚給自己解圍：“這會子不念書，閒著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第五十五回探春以先輩軍功艱難為由，主張厲行節約：“又好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下來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馬揹著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告訴他，我不混添減，混出主意。”這些描寫不僅體現了賈家的赫赫軍功，也顯示了後期軍功作風的蛻變。
為了深入解析《紅樓夢》，近代以來大家習慣用文史互證的辦法來探討。自胡適以來，學界多將《紅樓夢》與清國史掛鉤，認為曹雪芹是清代曹寅家族之人，而曹家就是賈家的原型，以赫赫軍功起家。那麼曹寅家族在真實的歷史中有沒有軍功？軍功是不是如目前所傳“戰功赫赫”？曹寅在曹家武運上起到了怎樣的作用？紅學與清學的契合度有多高？等等問題至今多是糊塗賬。接下來我們就儘可能以明確史料為基礎，穿過歷史的迷霧，去追尋這一著名家族的軍旅足跡。
曹寅雕像
高大的先祖
曹寅的先祖曹振彥和曹璽等人，在清朝開國之際曾跟隨努爾哈赤、皇太極和多爾袞等人，參與對明戰爭。學界對曹振彥和曹璽有沒有立下軍功，存在兩個極端看法：一種認為此二人“軍功赫赫”，一種認為此二人並無“戰功”。這兩種看法似乎都不太合適。
“軍功”和“戰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帶有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我們從清代的軍功規定可以看出：“戰功”指官兵前線作戰的功績，具體指殺敵取利和攻城略地；“軍功”的範圍要廣，不僅包括“戰功”，也包括“招撫功”，甚至“官兵勞苦”，至近代以來既包括作戰功績，也包括勤衛功勞。
尤其是“招撫功”，即官兵能夠招降敵軍，不戰而屈人之兵，實為不流血的戰功，非常划算。早在皇太極時期，它就被納入軍功範圍內。到多爾袞時期，招撫功被清晰地列入軍功制度內。順治五年規定：“招撫兵一千名以上，船五十隻以上，及官民未徙之全城者，統兵主帥分發將領，及將領下遣去招撫之人，俱準敘功。”按照這個寬鬆的規定，即便“下賤包衣”若能勸降敵兵，也能獲得軍功獎賞。
目前零星的清史資料難以證明曹振彥、曹璽是否創立了“戰功”，但是無論以當時標準還是近現代軍功觀來看，曹氏父子還是有“軍功”的。何以為證？
1、明清遼東曹氏有深厚的軍功傳統。馮其庸先生透過梳理《五慶堂遼東曹氏總譜》、清實錄、明清地方誌等史料，已成功證明了曹振彥創立軍功，有時代背景、地緣業緣和家族人脈的優勢。
2、軍功規定的制度便利。曹振彥作為王府包衣，當過多爾袞的“旗鼓牛錄章京”等職。按滿族規定，在主子作戰時他必須聽從調遣，或前線協同作戰，或從旁勤務招降，按清初寬泛的軍功規定，有立下“戰功”“勞績”而得“軍功”的制度便利。
3、曹振彥“因功加半個前程”。“半個前程”是清初低階世襲爵位，對一個下級包衣小官來說，可謂重大賞賜。一個漢族包衣小官，只有立下重大功績，方能獲得如此殊榮。黃一農先生綜合考證後，認為曹振彥極有可能憑藉出色的語言能力和特殊的血脈關係，在招降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如此曹振彥則立下了“招撫功”。
4、曹振彥的軍政履歷。曹振彥曾當過八旗軍內的“教官”，後又升到“旗鼓牛錄章京”，被皇太極特別允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後又轉做知府、鹽法道等文職。曹振彥在八旗軍政系統中的上升，反映了後金權貴對其軍政“勞績”的認可和獎勵。以清初軍功標準來看，其招降功或勞績被視作“軍功”，沒有不妥。而以近現代的軍功標準來看，曹振彥有軍功是毫無疑問的。
5、曹璽扈從多爾袞平定姜瓖之亂。康熙朝《江寧府志》和《上元縣誌》的兩篇《曹璽傳》都記載曹璽曾以“侍衛”身份“隨王師徵山右”，在平定姜襄叛亂中“建績”“有功”，因此被順治帝提拔為內廷二等侍衛，管理鑾儀。這是曹璽軍功一個比較有力的佐證。聯絡戰爭的客觀需要、曹璽的自身優勢、與多爾袞的主奴關係、文獻不言戰功多贊文能、曹璽戰後又能敘功，可推知：曹璽作為侍衛，帶有警備性質，本職當為護衛多爾袞，親臨前線戰鬥的可能性不大；在扈從多爾袞征戰大同姜瓖等部時，初出茅廬的曹璽，雖無赫赫武藝，最終卻能建績有功，應當是憑藉出色的文言能力，協助清軍繕寫漢語文告或入城勸降，疏通內外滿漢交結事宜，最終才得以戰後敘功領賞。雖不排除曹璽射殺立功的可能性，但綜合史事邏輯，其“功”似偏指“勞績”或“招撫功”。無論曹璽的“功”是“勞績”“招撫功”還是“戰功”，以清初軍功標準，均可算作“軍功”。至於事後的曹振彥，目前的史料並不能證明他親自參與了作戰平叛。順治九年的曹振彥奏本，可證明其為清軍提供了善後支援，是平定山西中的一環，所有功績當屬“勞績”，談不上“戰功”。
以上可見：曹振彥和曹璽戰功不明，軍功有據，即便沒有清朝嚴格意義上的“戰功”，但也應該是有“軍功”的。而以近現代軍功觀來說曹氏有軍功，基本上沒有問題。不少學者認為“曹家以軍功起家”，並非完全無理，只不過他們獲取軍功的途徑多來自政務後勤能力，當屬“勞績”或“招撫功”，而非直接的“戰功”。曹氏軍功多屬勤衛輔助型，對軍事有其佐助之功，然後受到上司賞識，成為晉升的一大基礎，豈曰與軍功毫無干係？
但曹振彥、曹璽的軍功也談不上“軍功赫赫”。《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在《凡例》曾說：“尼堪等姓，軍功顯著者甚少。”聯絡曹氏的包衣身份、宦途經歷、極少的軍功記載以及曹寅的回憶，可推知：曹振彥、曹璽的軍功實際上並不多，且含金量也不是太高，遠不如五房曹恭誠一脈，相比滿漢名將更是不值一提，否則其後代應當會大加宣頌。可從現有的清廷封告、旁人評說、曹寅詩文中看不到此類記載，因此不能誇大曹氏軍功。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曹氏之所以能夠評敘軍功，主要是因為滿洲大兵得勝和相對模糊寬鬆的軍功則例，以及多爾袞等權臣的聲望，才能勉強混在官兵中分一杯羹，實際上作用並不突出，更絕非不可替代。故若說曹振彥、曹璽“戰功赫赫”或者“軍功世家”恐怕離史實太遠。但曹氏經歷了戰爭磨礪，多少還是繼承了先祖的一些軍功風尚。那曹寅在曹家武運中又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軍功泡影夢
康熙十三年，吳三桂、耿精忠等相繼叛亂，引起天下震動。曹寅《句容館驛》一詩說明當時曹寅已離京南下，協助乃父曹璽籌辦防務。有學者認為曹寅到句容，是協助乃父參與揚州或江淮防務。此說不妥。曹寅和乃父參與的應該是江寧防務。為何？當時清廷在江浙的兵力和戰防中心以江寧和杭州為中心，而非揚州。從諭令來看，江蘇揚州雖鬧過水災，卻基本無警，守衛價值不大，因此康熙並未釋出防守揚州的諭令。康熙十三年，康熙徵調江寧兵力馳援浙江平定耿精忠，造成江寧防務空虛。江寧一旦有失，大局恐有決裂。這引起了康熙的高度警覺，故多次下旨令包衣左領、八旗軍等前往支援。史稱十三年在京部分侍衛奉命參與了江寧防務。曹寅是包衣兼侍衛，本身就是禁旅一員，是有很大機會的。再就政治地理來講，二人所到的句容隸屬江寧省，是其東南要衝，臨近浙江耿精忠部，因此成為南防耿精忠北上的要地，構成了江寧大防守的一環。所以他們當時參與的應是江寧防務，而非揚州防務。
由於江寧無戰事，所以父子倆在當地從事的主要是後勤工作，沒有戰功。而相比要員曹璽，青年侍衛曹寅在戰防中的角色無足輕重。雖然如此，年輕的曹寅卻常常想快馬彎刀立軍功。
康熙十四年三月前後，北京外圍爆發蒙古察哈爾王叛亂，而“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形勢危急。康熙聽從孝莊太后的意見，派圖海徵集了京八旗和“家奴之健勇者”，揮師北伐，不到兩個月就粉碎叛亂。勝利後，康熙大加封賞。但多愁善感的曹寅卻從未在詩文中提到這次戰役。根據史料推演，弓馬嫻熟的青年曹寅錯過了這次戰役。一種原因可能是當時曹寅不在北京，尚在南京與曹璽協助防務；察哈爾王叛亂髮生後，康熙因慮京防空虛，將曹寅在內的不少禁旅重新召回北京；曹寅奉命北返後，叛亂已被平息了，故沒有平叛的親身經歷，也就談不上印象深刻，卻因南北奔波備嘗軍旅反覆之苦，沒有時間寫詩抒情，導致他兩年間基本未做詩，直到康熙十五年北京局勢穩定後才開始增加詩文。另一種可能是曹寅已在北京，未能參與前線戰鬥，卻因扈從雜役，備受軍旅煎熬。《不寐》曾雲：“曉車如秋潮，雷鳴過空堂。塵役苦無厭，附躬自彷徨。”
曹寅雖未經歷蒙古平叛，但卻經歷了漫長的三藩戰爭。不過曹寅心有餘而力不足，被圈在京城扈從康熙，不能親身參與作戰殺敵，只能以旁觀者的角度看待這場戰爭，也就無所謂什麼戰功了。
儘管如此，曹寅身在樊籠心在外。他創作的《宿來青閣》《冰上打球三首》《聞恢復長沙誌喜四首》《喜雨紀事》《過甘園》等詩歌，與戰爭密切相關。曹寅用詩歌體現了自己關注戰局的進展，對重大戰績深表欣喜，欽佩和頌揚康熙的光明偉大正確，對戰亂中的百姓多表同情，對陣亡的親友更是深感難過。不過若要認為曹寅以天下為己任，時刻關注戰局和民生疾苦，以至於積極毛遂自薦南下作戰，未免異想天開。他所做有關戰時民生疾苦的詩文並不多見，且給人的感覺多像官樣文章，是寫給別人看的，不敢揭露清軍的腐敗無能。其詩文主要部分還是反映他在京城中的侍從、交遊、偶感和閒時趣好，恰好反映了他的生活偏向，透露出青年曹寅對京城生活和個人狀況的關注度，似比國家大事和民生疾苦要高。這與他的身份背景、狹小的生活圈子以及森嚴的制度密不可分。《圈虎》等不少嚮往閒適自由的詩，襯托出他京城生活的期盼與無奈。
面對三藩戰爭，他很羨慕那些建功立業的人，希望有朝一日創立軍功，光宗耀祖。《宿盧溝題壁》說得最為直白：“十年馬上兒，門戶生光輝。明朝挾弓矢，應射白狼歸。”但有意思的是，在說完豪言壯語之後，往往一轉身就去與文人僧侶交結唱和，拍康熙的馬屁，沉湎詩酒，然後不時做些閒適叫苦甚至愁怨的詩。因此“軍旅詩”的比重要明顯低於“閒怨詩”。這種反差體現了他對自己的軍功夢亦即亦離和內心深處的掙扎。他曾酒後賦詩：“人生貴自足，所獲良不誣。”或許正是掙扎之後聽天由命的選擇吧。
曹寅之所以說“貴自足”，就是因為在三藩戰爭中，面對戰事的不利乃至親友的被殺，實際上曾有多次的“不知足”，很想效仿先人，殺敵建功，萬古留榮。曹家祖孫三代，始終有一心結，即改換“下賤包衣”的身份。曹氏作為滿人家奴，表面看似風光無限，但實則在夾縫中生存，生死榮辱全憑帝王的無常喜惡，稍有不慎便會家破人亡。若能南下立功，曹家從此揚眉吐氣，可藉機脫籍出頭，走出包衣家奴的陰影，洗刷身份恥辱，建立相對穩定的家業，實現“門戶生光輝”。
可是康熙始終沒有給他這個機會。誠如鄭天挺先生的分析，包衣制度滿足了滿族權貴既想避免宦官干政之禍，又想得宦官內務之實用的雙重需要。作為包衣的曹寅，文武兼備，滿漢皆熟，性格忠順，可謂是服侍康熙、充當眼線的優秀人選。深諳帝王心術和康熙豈有輕放和不用之理？在這些情況下，曹寅幾乎沒有南下作戰立功的機會，被康熙牢牢地拴住，無法改變家族的政治社會地位，只能繼續扛著父輩身上的低賤標籤，被康熙反覆利用。曹寅終其一生，為康熙當牛做馬，勞績甚多，更因連續接辦康熙南下花銷，以致敗家，但康熙直到其臨死都未讓他及子孫脫籍出頭。這是曹寅的人生悲劇，更是滿洲權貴強加給他的悲劇。
漸變的後代
中年的曹寅，心態已老，再也不願涉足危險的軍旅，使曹家的軍功風尚逐漸從主家轉移到旁支脈。康熙三十五年，曹寅二弟曹荃於康熙三十五年扈從康熙參戰平叛噶爾丹之役。康熙三十六年春，康熙第三次親征噶爾丹，其間曹寅曹荃之親叔曹爾正也參與其中。康熙三次親征噶爾丹期間，清軍普遍缺水，不少部隊還常有缺糧的問題，以致大批官軍兵困馬乏，吃盡了苦頭。康熙第二和第三次親征的時間均選在了春季，正處西北少雨乾旱時期，軍中乾渴可想而知，且又因路途遙遠，大軍糧餉接濟困難，以致不少部隊人馬飢疲。像曹荃曹爾正這類低階扈從，捱餓口渴在所難免。而戰時有不少人直接陣亡，或因缺糧水、染病身亡。曹荃曹爾正見到死屍為正常事，從死人堆裡走出來是說得通的。這段特殊資歷對曹荃爭奪家權、繼承家業有了更多的人脈和資本。
儘管兩兄弟履歷如此豐富，但曹家的軍功教育並不到位。一則康熙後期，八旗的軍事教育普遍下滑。二則曹荃英年早逝，曹寅子嗣凋零，曹家苟安享樂。曹寅等人對後代的騎射教育，主要是在家內進行，訓練強度不大，技術難度不高，更未將其推進軍旅進行艱苦磨礪，學習真正的作戰本領。他們演練騎射，多是按例而行，實已退化。曹寅後人喜歡抓“巧宗”，走捷徑，選擇花錢買官，不會對家業之難有多少切身體會，反會進一步加速衰敗。若曹氏後人反思家族興衰的話，應該會重點提及軍功風尚的蛻變。
巧合的是，曹雪芹多次在《紅樓夢》中追念家族軍功史，批評軍功教育的退化。第七回、第二十七回、第五十五回的軍功追憶便是例證。周汝昌先生認為第七回影射了曹家扈從西征的軍旅史，可作參考。另外，第七十五也描寫了賈珍“較射破悶”的鬧劇，與曹家後代荒廢變質相近。賈珍因居喪無聊，邀集紈絝“比箭較射”，暗地裡吃喝玩樂。賈赦、賈政不明就裡，“反說這是正理，文既誤矣，武事當亦該習，況在武蔭之屬”，遂命寶玉等人跟著習射。不料賈珍卻將較射蛻變成賭博，非但武功未成，反令賈府丟錢。比起尊重焦大的尤氏和念苦改革的探春，這些腐朽的鬚眉濁物，真是“上辱先人，下誤後人”！
走出紅樓夢
曹雪芹在反覆提及賈家軍功風尚的衰退，並非是無意的，是有意藉此反思。他借焦大、探春等人，痛苦地反思歷史，進而警示世人要居安思危，飲水思源不能忘本，為人莫苟且，時時要努力！
清朝歷代都高度重視軍功，對立功人員往往格外施恩，使其進可升官發財，退可降罪保命；對內可拓展基業，對外可光宗耀祖。曹氏先祖傳承了先祖風尚，文武兼修，以致家業興隆。但是到了曹寅，在內外不利條件和苟安心態下，最終還是沒有成功，轉型失敗。後代受內外影響，不願參與軍旅謀取軍功，多選擇花錢買官，奢侈享樂。等到曹家後人醒悟過來，可惜歷史已經不給曹家多少機會了。高鶚後四十回有關探春遠嫁平海疆和賈家復興的續寫，可以看作是對賈家悲慘結局的同情。但小說歸小說，現實歸現實。無論《紅樓夢》與曹寅家族史是否吻合，歷史事實是殘酷的。曹寅一脈後期一蹶不振，而高鶚的續寫不過是一廂情願，再也無法實現了。
這也提示我們要區分好文學演繹和歷史現實的區別。文史互證，需要建立在確鑿的證據之上，而宏觀的歷史構建更要強調證據鏈的存在和完整。目前曹家所遺留的史料多屬片語殘跡，難以形成完整流暢的證據鏈。後人據此建構的圖景非常有限，且再建的圖景到底是否屬實，也是疑問，很難與小說細節完全對號入座。非要這樣，必會走火入魔，究竟能得到什麼？誠如紅樓的《好了歌》：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曹公編修紅樓，本意是想幫助世人洞明事實，“走出紅樓夢”，邁向真善美，構建更美好的社會。若我等自覺或不自覺地重新“扎進紅樓夢”，回到那個派系林立、爾虞我詐的世界，於人於己皆有不利，恐怕不是曹公所期望的。所幸人有常識理性。以往不少研究紅樓的英雄好漢，在紅樓內外磕磕絆絆數十載，最後都轉向寬恕與平實，無論對與錯，都是好事。若能都做到這些，真相大白於天下之日可能也就不遠了。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欒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