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30日晚，在剛剛落成不久的人民大會堂的宴會廳，舉行了慶祝新中國成立十週年的宴會。這場國宴，諸多重要的中外來賓參加，出席者近5000人。其中包含了國家領袖毛主席、赫魯曉夫、金日成。參加這一次的賓客，乃至工作人員，對此次宴會都印象頗深。但有一件事情，他們卻並不知情。國宴進行期間，位於他們上方的天花板上，一直暗藏著數十個手裡拿著棉襖的人。如此國宴，中外重要賓客雲集，這些藏在天花板上的人到底是什麼身份？他們手拿棉襖藏於天花板之上，究竟要做什麼？筆者今天將對1959年人民大會堂國宴時發生的這個情況，給大家講述清楚。

公安局的質疑

中國人民大會堂的建設，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一個奇蹟。毛主席早年在延安期間，就提出了建設人民大會堂的設想。一直到1958年，人民大會堂才正式開始投入建設，並且要求在1959年的新中國十週年慶前就要完工。

建人民大會堂為何被稱為奇蹟？彼時的中國物資匱乏，建造的器械也遠遠不足，由於人民大會堂的特殊意義，又必須要全部使用國貨。大會堂預計建造的位置，存在著眾多的商戶和民宅，想要開工建造，必須要在短時間內完成拆遷3993間房屋才行。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大會堂開工前，準備的建設材料中連1噸鋼筋都沒有，就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僅僅在10個月後卻順利完工了。這樣的奇蹟，彰顯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也讓人民大會堂從建設之初，就與人民產生了緊密的聯絡。

1959年9月30日晚，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新中國十週年宴會。這讓負責國宴安保工作的同志們倍感壓力。畢竟，參加此次宴會的賓客，全都是中外的重要人物，安全問題容不得半點紕漏。

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這次國宴，有兩位同志身上的擔子很重。一位是全程參與人民大會堂設計建造的沈勃，人民大會堂建築本身的安全問題，他是最瞭解的人；另一位是有著“國宴總管”之稱的鄭連福，他是此次國宴的總負責人，有關宴會的所有準備工作、各項宴會的排程等問題，他都要佈置周全。

從人民大會堂的設計到準備，再到破土動工、竣工，整個過程沈勃全都有參與。這個過程中的艱辛與歡樂，失落與成就，他全都深有體會。如今人民大會堂舉辦國宴，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同時對沈勃也一次考驗。人民大會堂的安全問題，他必須要全面掌控，一切潛在的危險，都必須要徹底清除，不能給安全問題留下萬分之一的可能性。對於這一點，沈勃自然知曉，他在國宴舉辦之前，已經對人民大會堂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全面檢查，將可能存在危險的位置全都徹查了一遍，並做足了安全工作。

9月30日這天，參加國宴的外賓和海外華僑陸續抵達北京。赫魯曉夫在參加完聯合國大會以後，也於當天上午的10點飛抵北京，如期出席了此次宴會。宴會的一切都按照計劃在緊張有序地進行，這一點令沈勃倍感欣慰。中午，時任北京市建築設計院院長的沈勃正在單位食堂吃午飯，突然接到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同志親自打來的電話，讓沈勃立刻到他的辦公室一趟。此時，距離國宴開始的時間只剩下不到7小時。

接到緊急電話的沈勃不敢怠慢，立即起身趕往市委。抵達劉仁同志的辦公室後，發現屋內還有幾名市公安局的負責同志。見沈勃進門，劉仁同志也沒有拐彎抹角，單刀直入地表示，公安局的同志對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安全提出了質疑。

市公安局對宴會廳的安全提出質疑，這對即將開始的國宴而言非同小可。一旦公安局同志對於安全的質疑無法消除，這場精心準備的國宴很可能會就此取消，或者上報周總理，申請臨時轉換到其他場地舉行。原因很簡單，參會賓客的安全，必須得到百分之一百的保障。

當時，中外賓客已經悉數到場，人民大會堂的國宴即將開場，如同箭在弦上，此時取消宴會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那麼，臨時更換場地行不行呢？也不行！根據存放在外交部的一份檔案資料記載：

“時間：1959年9月30日（星期三）下午7時至9時，地點：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請柬名義：毛澤東、劉少奇、宋慶齡、董必武、朱德、周恩來。邀請範圍和人數：參加招待會人數為4647人，其中：外賓約1981人，我方參加人員2666人。”

可見，想要臨時更換場地，就必須要同時滿足許多條件。參加此次國宴的總人數達到了4647人，其中外賓的人數約為1981人，這個“約”字，意味著外賓參會的人數可能會臨時有變動，必須要按照超過“1981人”的數字來做準備，否則容易出現準備不足的情況。

在此次國宴以前，新中國的歷次國宴舉辦地都在北京飯店。以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飯店舉辦的開國第一宴為例，宴會出席600餘人，共60餘桌，與1959年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這次國宴來比，人數要相差數千人之多。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面積為7000平方米，想要在短時間內找到足以替代宴會廳的地方並不容易，這還不算已經為此國宴做的諸多準備工作。最重要的是，人民大會堂剛剛投入使用，第一次舉辦國宴就遭遇“滑鐵盧”，這樣的影響實在太大，必須要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國宴總管”鄭連福

筆者在前文提到，人民大會堂舉辦這次國宴，有兩位同志的責任很重，沈勃是其中一人，另一人是被稱為“國宴總管”的鄭連福。如果國宴舉辦的場地更換，意味著鄭連福前期的所有工作全部失去意義，對他而言，這是難以接受的結果。

鄭連福出生於1918年，家住天津的三義莊。父親是北京六國飯店的服務員，收入微薄，只能勉強維持家人的吃穿用度，再無餘錢供讀鄭連福讀書。所以，鄭連福小時候只讀了3年私塾，就不得已離家打工謀生。

鄭連福7歲就開始打工，因為當時年紀小，只能做一些小工，或者撿一些煤球補貼家裡。13歲那年，鄭連福來到北京謀生，父親託人給他找了一個在“北京球房”打雜的工作。在“北京球房”的日子並不好過，經常受外國人刁難，但鄭連福一干就是3年多。17歲時經人介紹來到北京飯店打工，在這裡找到了人生的目標，不斷得到提升。

1946年，28歲的鄭連福被華人經理看中，破格讓他穿上了紫坎肩。鄭連福獲得此次提升，憑藉的是自己一直以來的刻苦勤勞，以及在“北京球房”打雜期間養成的待人處事面面俱到的素養。最重要的一點，鄭連福本人的性格和做人標準，與北京飯店的企業文化有著不謀而合之處。

北京飯店作為馳名中外的著名飯店，管理極其嚴格。鄭連福對自己的要求也一向很高，來北京謀生後，身處都市之中的鄭連福，卻從來沒有對自己停止過嚴格要求。你很難相信，進京務工多年的鄭連福，一直都不會吸菸，也不會喝酒，更不會如其他年輕人一樣去跳舞。唯一讓他一直保持的習慣，是在工作中一絲不苟、勤勤懇懇、面面俱到。也正因如此，鄭連福得到了許多人的讚賞和認可，逐漸成長為一位可以獨當一面的“國宴總管”。

鄭連福的一生，與宴會密不可分。他負責設計、安排的高階宴會和國宴，總場次已經有上千場。論及鄭連福最自豪的一次，就莫過於1959年十週年慶的這場盛大國宴。

一場盛大的國宴，對於宴會的負責人而言，無異於是一場不容有失的“戰役”。鄭連福接到任務時，距離宴會開場的時間僅剩下三十餘小時。他第一次進入人民大會堂檢視場地的時間，也僅僅是在宴會開始前的三天而已。在這樣短的準備時間裡，鄭連福需要安排的事情很多，包括餐飲使用什麼樣的器皿，餐桌採用何種款式，現場如何佈局，確定服務人員的服務位置和區域，以及上菜時行走的路線等等，全都需要鄭連福事無鉅細的的參與設計。每一道菜品，甚至是一件飾物，他都需要親自過目，不能出現半點紕漏。

在這場盛大的國宴當中，國內的賓客來自五湖四海，對於餐飲的口味喜好各有不同。為了照顧到每一位參會賓客的感受，周總理親自下達指示，此次國宴的菜式“以鹹甜適中，南北皆宜的淮揚菜為主”。

彼時，人民大會堂剛剛投入使用沒多久，頂級的廚師不多，很多的菜品都是定完選單以後，在北京飯店製成半成品運到人民大會堂的宴會廳備用，再由人民大會堂的廚師進行加工處理，完成菜品製作。問題在於，即便是北京飯店也沒有那麼多大師級的淮陽菜大廚。為了能確保完成周總理的指示，特別請來了當時在北京城頗具盛名的淮陽飯店“玉華臺”的九位淮揚菜大師掌勺。

在周恩來的啟示下，鄭連福深受啟發，為了此次宴會更加全面周到，他創造了一種“中餐西吃法”，這種全新的用餐方式，在宴會上深受外國賓客的讚賞。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面積7000多平方米，當時預計接待的賓客數量是4647人。按照這兩個數字算下來，整個宴會廳裡至少需要擺放460多張桌子，每張桌子的佔地面積加上空餘區域需要控制在15平方米之內。即便如此，還沒將宴會廳裡的主席臺、主賓席、樂隊和過道的區域計算在內。

據鄭連福自己回憶，他當時接到的任務是在宴會廳內擺放500張桌子，因為外賓參會的人數是約數，真正來多少人無法確定，要做出充足接待外賓的準備。鄭連福親自站在宴會廳以後，才真正的感受到此次任務的重大。如何能夠在有限空間裡，將500張桌子有條不紊地擺放，還要彰顯出國宴的格局，成為第一件令鄭連福犯難的事情，也是他負責此次國宴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鄭連福在北京飯店工作多年，早已經養成了注重穿著和禮儀的習慣，但在研究如何擺放下餐桌這個問題時，鄭連福卻似乎忘掉了自己一向注重穿著的習慣。他為了圓滿完成將500張桌子擺在宴會廳的任務，獨自一人在空蕩蕩的宴會廳裡，眉頭緊鎖著量來量去。當時的鄭連福，因為害怕穿鞋劃傷新鋪設的地板，光著雙腳站在宴會廳。為了方便測量，他挽起褲腿，脫掉了整潔的外套，全身心投入到如何解決擺放問題的思考中。那段時間，宴會廳裡響起的最多的聲音，可能就是他的嘆息聲吧。

為了能夠嘗試自己想到的每一個方案，鄭連福還繪製了宴會廳的平面圖，又按照比例製作了代表桌子的“棋子”。遺憾的是，在空間有限的宴會廳內，優雅地擺放下500張桌子，他始終沒想到合適的方案。

其實，限制了鄭連福擺放桌子的條件，遠遠不止“面積有限”這一點，另外兩個方面也讓給他的設計提升了難度。其一，宴會的主桌位置必須固定，不能偏移，因為位置一旦挪動，主桌就失去了主要位置；其二，宴會廳內的安全通道和服務通道必須空出來，哪怕是一分一毫也不能佔用，這些標準都有相關部門時刻核查。也就是說，留給鄭連福擺放500張桌子的實際使用面積要遠小於7000平方米，這項任務的難度極大。

幸運的是，鄭連福陷入困局之時，傳來一個好訊息，“宴會廳擺放桌子的數量由500張變為472張”。已經對宴會廳瞭如指掌的鄭連福，聽聞此訊息後如釋重負，少擺放28張桌子的方案，他很快就設計了出來。

根據儲存在外交部的宴會桌位分佈圖來看，最終的方案中，共佈置了472張桌子，共分為十個區域。其中11張桌子設為主賓席，另設19、21、23、78、81、107、394、396號桌子為空桌，屬於預留的部分。

安排好472張桌子的鄭連福，沒有時間休息，立即投入到下一項工作當中。如何不失禮儀地擺放好桌子，只是國宴重要工作中的一項，還有很多重要工作等著鄭連福去安排。食品安全問題、衛生問題，以及上菜的線路問題，服務人員的站位問題等等，都需要鄭連福逐一解決。

1959年的這次國宴，堪稱盛況空前。為了能夠順利完成此次國宴，北京各大飯店的優秀廚師和服務員匯聚在人民大會堂。但熱鬧歸熱鬧，198名廚師，1000多名服務員，近5000位賓客，472張餐桌。這些來自不同單位的人員，從未在一起工作過。由於宴會時間緊張，也沒時間給他們做一次統一的培訓。如何將如此龐大的廚師和服務員隊伍進行統一管理？如何協調後廚備餐上菜？如何讓1000多名服務員在餐廳內行走順暢不發生擁堵？諸多問題，都等待鄭連福來安排。

鄭連福甚至想到過拿擴音器來指揮，但立即就否定了，這種工作方式雖然可以協調服務員和後廚，但會場用餐的人會受到很大影響。如何不干擾現場，還能讓後廚與服務員全都能接收到整齊劃一的指令，讓鄭連福再次陷入苦想。

走路時都在想如何解決難題的鄭連福，竟然受到了馬路上紅綠燈的啟發。想到此處，立即命人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的廚房和東西兩側的出入口安裝了三色指示燈，讓會場內所有的服務員和廚師都能看到。

鄭連福又將472張桌子分為十個服務區，在每個服務區配上同樣多的服務人員。這樣一來，就可以統一指揮，十個服務區同進同退。鄭連福的計劃是，等到宴會正式開始，他就站在視野開闊的主席臺東側，透過指示燈來控制宴會廳內的排程。黃燈亮起，服務員和廚師準備就緒；綠燈亮起，各個服務區的服務員開始有秩序地上菜、走菜；紅燈亮起，原地肅立，停止一切工作。後來的事實證明，鄭連福設計的這個三色燈排程法，切實可行，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效果。

忙完這一切，鄭連福又開始著手菜品和酒水的準備工作。國宴招待外賓的三大標準是茅臺酒、中華煙、龍井茶，寓意著中國拿出最好的東西招待外賓，體現對外賓的重視。同時還備了一些北京啤酒、俄口燒、白蘭地、檸檬水、礦泉水、蘇打水等等，來滿足不同賓客的不同需求。

可以這樣說，鄭連福在負責這場近5000人的國宴期間，細緻周到的安排了非常多的工作，為此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試問，如此繁雜的準備工作，國宴臨時更換場地如何能做到？所以，臨時更換場地的結果，只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沈勃的決定

國宴的準備工作難度大，國宴的場地無可替代。但如果真的存在安全問題，也絕對不能勉強。沈勃對安全問題十分重視，在國宴準備之前，他就已經反覆對人民大會堂存在的安全問題做過檢查，甚至在建設期間，沈勃對人民大會堂的質量問題都非常重視。當公安局的同志對宴會廳的安全提出質疑後，沈勃也提出了問題：“什麼地方不安全？怎麼不安全？”

劉仁同志答道：“公安局同志講，宴會廳防火不安全。”對於公安局同志提出的這個“安全問題”，沈勃其實是有了解的。沈勃當即解釋道：

“因為時間緊迫，宴會廳和大禮堂的吊頂採用了木吊頂，這當然對防火不利。但是對於吊頂上面的電線都穿了鐵管，並在鐵管周圍採取了消防措施。這些又都是和公安局消防處共同研究辦理的。”

沈勃解釋後，依然無法打消公安局同志的疑慮，畢竟國宴上的防火安全問題不是小事，草率不得。最終，沈勃當眾表態：

“宴會廳今晚進行國宴，從建築來說是經過試驗的，是安全的。”隨後又表示，“我敢負責任。”

沈勃對人民大會堂的瞭解很深，再加上他表現出來的堅定態度，這才讓公安局的同志打消了疑慮。最終決定，國宴繼續在人民大會堂的宴會廳進行。

沈勃離開市委以後，並沒有因為自己的過往經驗而放鬆警惕。立即找到人民大會堂機電科的電工和一些有經驗的老工人，親自帶他們爬上了頂棚，對宴會廳的頂棚進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排查。

宴會廳的天花板上，木龍骨架的數量很多，雖然做了安全措施，又進行了一次突擊排查，但安全問題依然不容小覷。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沈勃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找來了50名辦事穩妥的老工人，讓他們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一件棉襖，暗中爬上天花板。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沈勃對這次行動進行了嚴格的保密，不僅現場的賓客全不知情，即便是鄭連福對此事也不知情。

沈勃安排這數十人手拿棉襖暗藏於天花板上，到底要幹什麼？其實，這是他想到的一個確保萬無一失，消除消防隱患的特殊辦法。他命令這五十人在國宴進行期間，藏於宴會廳的天花板上，一旦發現哪條線路出現火花，就拿著棉襖把它捂滅。

根據沈勃的回憶，國宴進行的兩個多小時時間裡，他一直坐在宴會廳上層走廊的西北角觀察天花板有無異常情況。由於精神高度緊張，宴會上總理的致詞和赫魯曉夫的講話內容，他一個字都沒聽到，那是他有生以來度過的最漫長的兩個多小時。

最終，這次國宴進行得非常順利，參會的賓客全部沉浸在熱情洋溢的氛圍當中。直到宴會圓滿結束，沈勃和鄭連福，以及藏在天花板上的50個人才算鬆了一口氣。

1992年，人民大會堂迎來了一次大規模維修改造，所有的木龍骨在這次改造當中，全都被替換為輕鋼龍骨吊頂，徹底消除了木龍骨帶來的消防隱患。

人民大會堂從建設之初，就創造了奇蹟，展現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凝聚力。一場國宴的成功舉辦，背後是無數人的艱辛付出。藏於天花板上的救火隊，承擔的是國家榮譽；手中所拿的棉襖，成為了國宴背後的“護盾”。人民的殿堂，由人民來守護，跟著共產黨堅定前行，必然能戰勝一切艱難險阻。願祖國繁榮富強，人民昂首闊步，這樣的偉大祖國，任何強敵都無法戰勝！

參考資料：《人民大會堂建設紀實》《國宴總管鄭連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