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後,對於剛剛誕生僅有十年的新中國來說是異常艱難的,百年不遇的罕見乾旱蝗災等自然災害,使原本就羸弱的中國經濟遭受重創,河北、山東等產糧大省土地大面積龜裂,幾乎顆粒無收。
而一直與中國交好的蘇聯老大哥此時卻不合時宜地掣肘,在當年年中時,中蘇之間的裂痕已經難以彌補,交惡已成定局,7月蘇聯單方面提出撤走所有援華專家,這讓剛剛發展起來的中國工業變得舉步維艱。
為了逼迫中國屈服,蘇聯方面頻頻出招,在北面陳兵百萬於中蒙、中蘇邊境,在南面則利用越南、阿富汗、印度等國對中國實施戰略包圍。
原本就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一直與我國對抗的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繼續實行更加嚴密的經濟、軍事、外交孤立封鎖政策。與此同時,美國與蘇聯兩個推行“冷戰”的超級大國,則自赫魯曉夫上臺之後頻頻互相示好,合力給新中國施壓。
推行“前進政策”的印度強硬派領導人尼赫魯,頻繁在中印邊境挑起事端,這讓中印局勢變得十分緊張。
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同時為中國在各方面設定重重壁壘,使新中國外交陷入了空前嚴峻之中,但是面對這些國家的頻繁施壓,中國領導人依舊不屈不撓、態度強硬。
如何突破美蘇等國的外交封鎖,成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亟待解決的難題。經過縝密思考後,毛澤東、周恩來將目光轉向了曾經一度被稱為“黑暗大陸”的遙遠非洲。
1955年萬隆會議時,獲得民族獨立的非洲國家僅有4個,但是到了五年之後,僅1960年一年就有17個非洲國家宣佈獨立,曾經飽受殖民統治的非洲逐漸成為國際社會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此時,毛澤東、周恩來在心中描繪了一副嶄新的外交藍圖:透過與非洲新興獨立國家取得外交關係,打破西方國家及蘇聯的政治封鎖、開拓更為廣闊的外交局面。
1963年底至1964年初的非洲之行中,周恩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發生了哪些鮮為人知故事?面對迦納總統突然遭遇刺殺的危險局面,周恩來為何選擇毅然前往?
一、周總理巧妙化解美國記者刁難
埃及是非洲大陸第一個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早在1956年,中埃兩國政府就發表聯合公報,宣佈建立外交關係。
1960年9月,幾內亞總統率領代表團對新中國進行了為期一週的國事訪問,作為第一位訪問中國的非洲國家元首,塞古·杜爾的這次訪問揭開了非洲領導人訪華的序幕。
(1960年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訪華)
在此有利局面下,毛澤東和周恩來敏銳地察覺到訪問非洲的時機已經成熟。
1963年12月13日,周恩來總理在國務院副總理陳毅、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的陪同下,開啟了為期72天的亞非歐14國訪問之旅,而此次訪問的重點則是剛剛獨立不久的非洲十國。
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埃及成為了此次訪問的第一站。
當時的非洲國家及非洲人民對於遙遠的中國非常陌生,為了讓他們瞭解我國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周恩來決定首先召開一場面向全體記者的盛大記者招待會,以向全體非洲人民表示中國的友好。
地點就選在了埃及首都開羅的共和國宮內,偌大的大廳內,烏央烏央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國的記者,他們都是聞訊前來一睹中國領導人風采的。
(周恩來與埃及總統納賽爾交談)
距離招待會規定時間前幾分鐘,周恩來邁著自信的步伐,面帶微笑地走進了會場,人聲鼎沸的大廳內瞬間變得鴉雀無聲,所有人都目不轉睛地盯著這位神采奕奕的外交家。
周恩來首先做了簡短地發言,在短短的幾分鐘時間內,周恩來數次被大家熱烈的掌聲所打斷,尤其是當他說中國政府代表團此行的目的是尋求友誼和向非洲人民學習時,會場內立即掌聲雷動,不時還傳來歡呼聲。
中方的友好態度贏得了非洲記者的好感,他們透過聲音和文字將中非友好局面和期許迅速傳遍世界。
然而在隨後的記者提問環節,有些西方記者卻“不識時務”地提出了很多刁鑽的問題。美國《時代》雜誌記者就問了一個極具挑釁意味的問題:“中國政府為什麼要反對部分核禁試條約?”
(記者招待會上的周恩來)
周恩來總理顯然對此早有心理準備,面對這位西方記者的挑釁,他並沒有面露慍色,而是不慌不忙地回答道:“中國之所以要反對這個條約,是因為這樣的條約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它的目的是讓美蘇等國徹底壟斷核武器。”
周恩來停頓了一下繼續說:“中國的一貫態度是徹底全面地禁止和銷燬核武器,以完全制止核戰爭,減少世界人民的災難。”
與此同時,周總理還進一步揭露了美國人的險惡陰謀:“自從‘部分核禁試條約’簽署之後,美國政府就頻繁進行核試驗,甚至還公然對外宣稱將繼續進行核試驗,大規模生產、儲存核武器,還將核武器交給它的西方盟友,這顯然不是禁止核武器應該有的態度。”
(回答記者提問的周恩來)
周恩來的回答擲地有聲、有理有據,再一次贏得了全場記者雷鳴般的掌聲。大家明白,所謂的“核禁試條約”只會增加核戰爭的危險,而並不會降低全球面臨的核戰爭危機。
緊接著,另一個美國記者又提出了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中國為什麼不同意東西方之間展開和平協商?”
周總理依舊從容不迫,他並沒有直接回答對方的問題,而是反問道:“中國政府設什麼時候說過反對東西方和平協商,我這個總理為什麼不知道?”
面對周總理巧妙的反問,美國記者顯然有些措手不及,一時語塞的她紅著臉低下了頭,會場內頓時傳來陣陣笑聲。
過了好一會兒,這個美國記者才從尷尬和慌亂中冷靜下來,她回答說:“因為之前中國政府明確提出反對‘部分核禁試條約’,所以外界普遍認為中國無意與西方國家緩和關係,反對透過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
(1963年蘇英美三國簽訂“部分核禁試條約”)
面對對方的質疑,周總理面帶微笑語氣較為緩和的說:“這根本不是一回事,絕不能認為中國反對‘部分核禁試條約’就代表中國政府反對東西方直接展開和平談判,也不代表我們拒絕緩和局勢,如果我們拒絕和談又怎麼會在華沙同美國大使展開為時八年的會談呢?”
同時,周恩來還強調說:“我們希望透過你的雜誌,向美國政府和人民表達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友好。但是對於美國政府執行的侵略政策也會予以堅決回擊。”
周總理的話讓這位美國記者十分窘迫,說到這裡,周總理微笑地注視著他,只見他連連點頭喃喃自語說著“是”。
周總理對答如流的外交能力和不卑不亢、有理有據的回答,征服了在座的所有記者,也展現出了他大國總理的風采和智慧。
(周恩來訪問幾內亞中國援建的工廠)
二、患難見真誠
結束了對埃及的訪問之後,中國代表團立即乘專機飛赴阿爾及利亞,他們的到來受到了當地民眾的熱情歡迎。從機場到人民宮長達20多公里的道路上,擠滿了來自阿爾及利亞全國各地30萬各族群眾,他們熱情地縱情歡呼,跳躍著歡迎來自遠方的客人。
總統本貝拉激動地說:“我希望明年到中國去。”
周恩來則表示:“我們不但希望總統本人能前往中國展開國事訪問,而且歡迎其他的非洲兄弟都能到中國去看一看。”
此時,生性豪爽熱情的陳毅元帥接過話頭說:“呀,我希望再來,少一點儀式,到處走一走,到沙漠去看看,我都很有興趣。”
陳毅副總理的一番話引得大家一陣大笑,就這樣雙方會談在一片歡聲笑語中結束。
訪問阿爾及利亞期間恰逢1964年新年,而新年後代表團出訪的第一站,將會是於1960年剛剛獨立的迦納共和國。然而,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新年後的第二天,迦納國內就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件:總統恩克魯瑪遭遇刺殺。
(周恩來在迦納)
雖然總統本人只是受了輕傷,但是衛士長等數人卻在此次事件中身亡,這讓阿爾及利亞國內局勢頓時緊張起來。出於安全考慮,恩克魯瑪不得不暫時搬進克里斯興城堡,並對外宣稱將取消一切外出活動。
得知此訊息後,中國代表團成員感到十分不安,尤其是負責安全保衛任務的孔原,因為就在中國代表團準備從北京出發時,就曾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身亡事件。
如今,迦納總統遇刺負傷,讓所有人都十分擔心周總理此行的安全問題,幾人商議後決定暫時不去迦納訪問。於是,孔原立即向國內發了封急電,請示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
中央得知後也對中國代表團及周恩來的處境感到十分擔憂,多次致電詢問詳情,並傾向於取消對迦納共和國的訪問。
(孔原)
當孔原將中央的意見轉達到周恩來處時,總理的反應震驚了在場的所有人,他堅持不能改變行程:“我們不能因為人家遇到暫時困難就取消訪問,這是對人家不尊重、不支援。越是困難的時候,越要去支援。患難見真誠嘛!”
雖然大家都表示非常擔心,但是周總理卻始終堅持一定要按計劃訪問迦納,而孔原也只好同意。
為了保證安全,孔原決定先派出黃鎮等人打前哨,並提出此次訪問一切從簡,省去複雜的外交禮儀。而且恩克魯瑪也不必親自去機場迎接,以免再次遭遇危險,中方代表團此次訪問也只在城堡裡與總統展開會面,不舉行其他參觀活動。
周總理欣然批准了孔原的這個建議。
次日清晨,黃鎮乘坐的飛機就從阿爾及利亞首都機場起飛了,對於中方提出的“一切從簡”的意見,恩克魯瑪表示完全同意。
(毛澤東會見恩克魯瑪)
在收到黃鎮的電報後,周恩來等人立即動身前往。中方代表團的到來讓恩克魯瑪非常感動:“我原本以為,在如此混亂的局面下,周總理必不會前來,想不到你們竟然會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選擇支援我們!”
在之後的5次會談中,周總理著重闡述了中國政府對於非洲國家的援助八項原則,這些處處為受援助國考慮的原則受到恩克魯瑪的贊同。
事實證明,面對迦納國內混亂的局勢,周總理不顧個人安危堅持按照計劃如期訪問迦納,收穫了很大的政治成效。
回到北京後,周恩來談及此事時曾動情地表示:“我們代表團裡的這些同志整天都在考慮安全問題,作為我們的後當司令,楊尚昆同志也多次致電詢問,當然這是他們的任務。”
(舞會上的恩克魯瑪)
周恩來頓了頓接著說道:“但是,我和陳毅同志就不大關心這個問題,因為有一種強大的力量一直在鼓舞著我們。當我們看到載歌載舞夾道歡迎我們的群眾時,不但不感到被西方國家孤立,而且對於我們的安全都可以不考慮了。”
三、72天訪非之行意義深遠
離開了局勢混亂的迦納,周恩來率眾飛赴此次非洲之行的下一站。
但是迦納距離西非路途遙遠,需要中途降落在突尼西亞境內加油,由於突尼西亞一直自獨立之後就跟美國交好,所以之前制定的訪非計劃中並沒有這個國家,但是中方飛機降落之後,卻受到了突尼西亞方面的盛情邀請。
由此,周恩來決定臨時改變行程,對突尼西亞展開國事訪問,原本只是短暫停留一天的“停機加油”升級成為為期兩天的正式訪問。
(周恩來和突尼西亞總統布林吉巴)
抵達突尼西亞首都的當天下午,周總理就不顧舟車勞頓前去總統府迦太基宮與總統布林吉巴展開會談。
一直以來突尼西亞都與西方國家來往甚密,同時也沒有與中國建交,所以難免對中國缺乏基本的信任和了解,尤其是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這使得雙方在會談過程中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布林吉巴直言不諱地表示:“中國政府侵佔印度領土及使用武力解決中印邊界爭端的舉動,讓很多非洲國家感到非常吃驚,因為印度不同於美國,它是第三世界國家,是我們的朋友。”
面對對方因不瞭解而產生的誤會,周恩來並沒有太介意,耐心地解釋道:“實際上不是我們侵佔了印度的領土,而是印度在別國的挑唆下侵佔了中國的土地。中印邊界爭端由來已久,是英國殖民者造成的歷史問題,中國一直主張透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此事,但是尼赫魯卻拒絕和談,命令軍隊不斷侵入我國領土,中方不得已才予以武力回擊。”
(周總理一行人抵達馬裡)
對於布林吉巴關於中國進行核試驗等方面的質疑,周總理並沒有過多地反駁,而是輕描淡寫地回答:“將來事實會證明我們的看法。”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經過兩天的會談,突尼西亞當即表示願意同中方建立外交關係,這是此次訪非之行的意外收穫。
1月16日,周恩來一行人抵達馬裡共和國,當時恰逢中東及北非伊斯蘭教國家一年一度的齋戒活動,這個活動為期一週,在這段時間內,每天都必須粒米不進、滴水不沾。
但是出於禮貌,負責接待和陪同中方代表團的高階官員打破了齋戒規定,與周恩來他們一同用餐。用餐完畢後,這些官員就會靜靜地坐在那裡祈禱,請求主的寬恕,當然也包括那些普通的工作人員。
次日中午,周恩來一行人在馬裡方面的安排下,驅車前往距離首都巴馬科30公里遠的庫里科羅城參觀。
(周恩來等人受到了非洲人民的熱情歡迎)
位於南半球的馬裡此時正值炎夏,天氣乾燥悶熱,嚴守齋戒規定的當地司機一天一夜沒有進食,也沒有喝水,導致身體極度虛弱,出現注意力不集中的情況,返回途中中方代表團乘坐的轎車徑直撞向了正在路邊玩耍的小男孩。
孔原當即要求司機停車,先送受傷的孩童去醫院,然而陪同的馬裡高階官員卻表示這只是個小小的意外,當地政府會負擔起照顧這個小男孩的任務,堅持要求繼續趕路,去追趕周總理的車子,中方代表團工作人員只好尊重對方的意見。
抵達首都巴馬科後,孔原將此事原原本本地報告給因先行出發而對此事毫不知情的周總理。一向和藹可親的周恩來立即拉下臉來,批評他們沒有確定小男孩的身體安危就著急趕路。
(周恩來總理在馬裡)
他立即致電中國使館,要求他們立即派人前去探望,並囑咐道:“如果這個小男孩還活著,只是受了傷,那就立即送到醫院接受治療,並支付醫療費用;但如果小男孩不幸死亡,一定能要給他的家人一筆撫卹金,以示告慰。”
中國使館立即派人前往事發地點,得知小男孩在送往醫院的途中就已經不治身亡了,便給了他的家人一筆相當於兩千元人民幣的撫卹金。
中方對這件事的處理方式在當地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一時間竟廣為流傳。
此次長達72天的非洲外交之行在中國外交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首先,周總理面對美國記者的挑釁和刁難時,不卑不亢、有理有據地反駁了,展示了新中國不畏霸權的強硬態度。
(1964年周恩來繞道蘇聯回到國內)
其次,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向非洲各國呈現了一個和平友好的大國形象,打開了中非友好交往的大門,增進了新興國家對中國的認識和信任。
距離1963年周恩來一行人訪問非洲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而周總理也已逝世四十多年了,但是他們當年為拓展中非友誼、突破新中國外交孤立所表現出來的堅毅不屈和遠見卓識,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