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隊伍中，有一個人長年累月地奮戰在基層農村，透過無數次拜訪詢問和研究調查，他先後參與了我黨和政府關於土地與農村的許多重大政策的制定。在這一方面，他可謂是鞠躬盡瘁，作出過突出貢獻。
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也將他的貢獻看在眼裡記在心上，毛澤東就曾用這樣一句話評價過他，毛澤東說：“他是我們黨內最懂得農民和土地問題的人之一。”由於這個人極其出色的表現，1954年，他被正式任命為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
這個人就是中國共產黨中最早從事農民運動和關注土地問題的領導人之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的總編輯——王觀瀾。
無論是在解放前，還是解放後，只要是農村或者農民出了什麼問題，王觀瀾都是極為關注的，畢竟，土地和農村問題，這些都是他的老本行。
在日常生活中，王觀瀾非常簡單樸素，但是在對待工作的時候，他卻極其嚴肅認真，即使是大雪紛飛的深冬季節，他的身影也會出現在基層農民家中的炕頭上。
圖|王觀瀾
出門走訪基層的時候，王觀瀾身邊不會前呼後擁，他絲毫沒有當領導的派頭，農民們見到王觀瀾的時候，他往往穿著一身樸素的棉衣棉褲，這讓基層的農民們覺得格外親切。
農民們覺得這位穿得破破爛爛的同志，就像是哪個村莊裡的老農民，和大家一樣，都過著吃鹹菜、睡土炕的生活。就這樣，王觀瀾為了摸清楚農民們最真實的生活，他將自己中央農業部門高官的這一身份隱藏得很徹底。
1956年4月前後，王觀瀾率領著一個工作組前往浙江基層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摸清當地農民的真實情況，啟程回到北京之後，王觀瀾草擬了一份報告，在報告中他如實反映了浙江基層農村各方面的情況，在寄給毛澤東的這份報告中，王觀瀾寫道：
“農民實際的生活要比書本上所記載的那些複雜得多，也豐富得多。我黨許多負責這方面問題的同志，特別是負責財經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那些同志，最好都抽出一點時間，去基層農村看一看，去了解一下。”
王觀瀾的這份報告非常受毛澤東的重視，很快，這份報告就得到了批示，之後被迅速轉發到全國各地。當時毛澤東是這樣回應這份報告的，他說道：“王觀瀾同志在報告中指出的，是農民不能增加收入的問題，如果這樣的地區和農民越來越多的話，情況會很不樂觀，這個問題非常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
圖|偉大領袖毛澤東
看到毛主席的這一番批示之後，王觀瀾非常高興，在那個時候，他以為自己反映上去的那些問題很快就可以得到解決。然而，這件事情後來的發展情況卻和他設想的不太一樣，因為一些原因，王觀瀾所反映的問題後來被忽視掉了。
轉眼就來到了1961年初，這個時候的王觀瀾決定透過寫信的方式，再次向毛主席反映土地和農村的問題。考慮到當時的各方面局勢，王觀瀾也意識到了這封信所要承擔的風險，以及可能造成的後果。
信寫好之後，在某一天的傍晚，他將自己的三個兒女叫進一間房子裡，當時他的三個兒女已經全部入黨，她們都是黨員。等人到齊後，王觀瀾語重心長地向大家解釋了自己向毛主席寫這封信的原因，隨後，他向自己的兒女們解釋道：
“這封信一旦寄出去，之後的情況很難預料，但是身為黨員，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國家的利益，我們一定要將農村真實的情況反映給毛主席。我現在是豁出去了，就算丟了官也沒什麼關係，但是你們幾個要做好思想準備，如果這封信真的出了什麼問題，你們要沉著冷靜，不要害怕！”
那麼，王觀瀾冒著丟官的風險寫信，痛斥浮誇欺騙風氣的這件事情，毛澤東是如何回應的呢？被當時普遍流行的浮誇和欺騙風氣所遮蓋的土地和農村問題，最終是否真的得到了解決呢？
圖|王觀瀾（左）
我們剛剛還提到，除了和土地、農民打交道之外，王觀瀾的另一個身份是《紅色中華》報的總編輯，這又是怎麼一回事？請大家繼續往下看。
王觀瀾於1906年出生，他出生在浙江省臨海縣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長到9歲的時候，王觀瀾進入當地的私塾正式開始學習，在這期間，王觀瀾會幫家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農活，比如去山坡上放牛，或者撿拾柴火。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貧寒的家境讓王觀瀾早早地養成了勤奮刻苦的好習慣。長到16歲的時候，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臨海縣第六師範學校，之後，他就一直在那裡學習新文化和新知識。
為了不給家裡增添太多負擔，在這段時間裡，王觀瀾還找到了一份工作，他開始透過給《台州日報》抄寫稿件來賺取一點微薄的收入，因為白天得上課，所以他常常用夜晚和放假的時間抄寫稿件。
1925年，臨海縣第六師範學校正式成立了學生會，在周圍人的一致推舉之下，王觀瀾最終擔任了學生會主席，隨後，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6年冬天，王觀瀾順利轉入中國共產黨，隨後，他擔任了學生黨支部書記。從這一刻起，王觀瀾正式投身我黨的革命事業，開啟了自己的戎馬生涯。
大革命失敗後，遵照黨組織的委派命令，王觀瀾和蕭勁光等人一起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隨後，他轉入了莫斯科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接下來，他先後進入列寧學院和蘇聯紅軍總醫院學習。
1930年底，遵照黨組織的命令，王觀瀾秘密地從蘇聯啟程，再次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就這樣，王觀瀾在莫斯科為期三年的學習生涯正式宣告結束。
隨後，王觀瀾奉命前往江西中央蘇區開展接下來的工作。王觀瀾最先抵達的地方是閩西永定縣的虎崗，在那裡，他擔任了中共閩粵贛特委代理宣傳部部長，主要負責主編中共閩粵贛特委的機關報《紅旗報》。
中共閩粵贛特委機關報《紅旗報》的駐地虎崗鄉，是閩西蘇區當時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四周都有山巒圍繞，只在中間數十里的平坦地帶生成了幾個自然村，虎崗就是其中較大的一個村莊，其中大約有300多戶農家。
圖|《紅旗日報》
身處虎崗的這段時間裡，除了負責主編《紅旗報》之外，王觀瀾還常常深入基層農村去了解廣大農民的真實生活。在其中一個村子裡，他發現當地的鄉村政權，仍然被一些地方勢力掌握著，生活在那裡的農民一直被剝削被欺負，卻又沒有反抗的能力。
王觀瀾很快就將這個情況報告給了中共閩粵贛特委。相關領導經過一系列研究討論之後，王觀瀾和其他幾位同志風塵僕僕地抵達了虎崗當地的鄉村，接下來，他們透過一切力量，發動當地的窮苦農民，幫助他們分到土地和財產，並領導著這些農民，從地方勢力的手中奪取鄉村政權。
伴隨著這一系列工作的有效開展，王觀瀾獲得了極高的知名度，受到當地農民群眾的高度讚揚。在王觀瀾自己主編的這份《紅旗報》上，就有多篇文章詳細報道過他在當地農村開展工作的具體情況。
正是主編《紅旗報》的這段經歷，讓王觀瀾對印刷和出版刊物有了一些瞭解，這些都為他日後主編《紅色中華》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這段時間裡，王觀瀾還擔任了汀州市委書記等職務，無論擺在面前的是什麼樣的工作，王觀瀾都會完成得很出色。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之後沒過多久，王觀瀾就接到了黨組織的命令。接下來，他就開始做《紅色中華》報前期籌備的一些工作了。
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舊址
在最初起步的時候，《紅色中華》報的編輯部只有三四個工作人員，人手非常緊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工作量卻很是巨大，《紅色中華》的編輯部既是報社，又是江西蘇區的中央通訊社，當時被稱為“紅中社”。在最初創刊的時候，《紅色中華》報是週刊，後來改成了三日刊。
它的編輯部不僅需要編輯和出版報紙，還要負責向其他根據地釋出各種訊息，以及編寫和出版報紙之外的其他宣傳材料，工作內容十分雜亂，也非常繁重。
為了克服這一困難，王觀瀾沒日沒夜地和編輯部的這些工作人員待在一起，他們在極差的工作環境中刻苦奮鬥，每個人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在那段時間裡，熬夜加班簡直就是家常便飯，大家常常圍在一張小桌子前邊，點著一盞煤油燈繼續工作。
皇天不負有心人，王觀瀾一行人辛勤的汗水沒有白流，這一年的12月初，這份新興的無產階級報紙——《紅色中華》報，終於成功創刊，正式和中央蘇區內外的全體軍民見面了。
圖|《紅色中華》報
這份《紅色中華》報是當時中央蘇區最具影響力的新聞陣地，也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蘇區全體工農群眾的喉舌。
這份《紅色中華》報憑藉自身巨大的發行量和影響力，最終成為了中央蘇區中央局、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全總蘇區執行局和少共蘇區中央局等多個單位合辦的中央機關報。
遵照最初創刊時候制定下來的辦報宗旨，在王觀瀾等人的不懈努力之下，《紅色中華》報越做越大。它總共出版了200多期，最初起步的時候發行量只有3000多份，伴隨著自身影響力的不斷擴大，在最高峰的時候，《紅色中華》報的發行量將近50000份，遠遠超過了當時在國民黨統治區普遍發行的《大公報》。
這份《紅色中華》報最終成為了當時我黨對外進行革命宣傳的重要陣地，以及動員人民群眾投身蘇區建設的重要平臺。
王觀瀾等人從基層農村得到的一些民情民意，以及黨中央的相關指示，最終全都透過這份《紅色中華》報廣泛傳播出去，這些論文、時評、新聞和文藝作品如春風一般吹到了人民群眾的耳邊，極大地豐富了蘇區內外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
圖|田間勞作的蘇區農民
在主編《紅色中華》報的那段時間裡，王觀瀾常常深入基層，前往瑞金雲集區的一些農村開展調查研究。不久後，王觀瀾甚至兼任了瑞金縣雲集區的區委書記，最終，雲集區九個鄉的每一處山坡上和每一道溝渠裡，都留下了王觀瀾的足跡。
那一時期，王觀瀾常常帶著春耕、選舉、支前、組織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濟會這一連串的問題，風塵僕僕地跑去和當地的區幹部進行討論研究。久而久之，他謙虛溫和的待人之道和嚴肅謹慎的工作態度，得到了當地人民群眾的一致讚揚。
後來，中央蘇區就廣泛流傳起了一句話，無論是幹部還是普通群眾，人們紛紛這樣稱讚王觀瀾，大家風趣地說道：“看不出王委員是個吃洋麵包的大知識分子，只覺得他是個吃鹹菜、睡土炕的老農民。”
這份《紅色中華》報最初創刊的時候，由周以慄擔任主筆，隨著時間的推移，沙可夫、瞿（qú）秋白、李伯釗等人也先後加入了這份報紙的領導和主編工作。
在當時，刊登在《紅色中華》報上的眾多社論，之所以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歡迎，是因為寫作這些社論的作者本人就極其優秀，其中包括了毛澤東、周恩來、博古、項英和任弼時等人。
圖|項英
除了親自寫作社論之外，毛澤東對這份《紅色中華》報的其他工作也非常關心。一旦忙完手邊的事情，毛澤東就會走進編輯部來看望大家，如果手邊的工作不是很多的話，毛澤東還會坐下來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這樣的聊天其實是一舉兩得，其一，毛澤東真的是在關心大家的生活，這份報紙之所以辦得這麼好，這麼具有影響力，這和編輯部同志們的辛勤勞動是分不開的。
其二，透過與大家的聊天，毛澤東也可以對這份《紅色中華》報近期的情況有一個瞭解，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遇到了什麼困難。透過談話，毛澤東很快就可以摸清楚這些情況了。
1932年7月，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華北的局勢變得越發嚴峻。然而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行動方針，不久後，他就集結起了50多萬的兵力，兵分兩路向蘇區展開進攻。
在這樣的危急關頭，為了讓蘇區軍民清楚瞭解到國內局勢和蔣介石的醜惡嘴臉，《紅色中華》報挺身而出，它在當年7月下旬出版的一期報紙上，刊登了一則訊息，告知了國民黨反動派即將進攻蘇區的訊息。
圖|蔣介石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遵照黨中央的命令，王觀瀾正式擔任了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長和中央土地委員會副主任，在接下來的工作中，他透過自己的刻苦努力和不懈奮鬥，為中央蘇區的擴紅徵糧和農業生產作出了突出貢獻，受到了蘇區軍民的一致讚譽。
之後，王觀瀾追隨著紅一方面軍開始了自己的長征之路。
長征後期，糧食斷絕，王觀瀾為了填飽肚子，殺掉了一匹馬，卻意外地感染了痢（lì）疾，當時病得非常嚴重，整個人都虛脫了。
幸好，身體非常虛弱的王觀瀾最終遇到了毛澤東等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相互幫助下，王觀瀾最終克服重重困難，順利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
中央主力紅軍完成長征抵達陝北後，為了適應全新的革命發展形勢，不久之後，《紅色中華》正式改名為《新中華報》，“紅中社”也正式改稱為“新華社”。
圖|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紀念園
最後，讓我們重新回到王觀瀾在1961年初，冒著巨大風險給毛主席寫信的事情，王觀瀾一心想要反映的土地和農村問題，是否得到毛主席的回應了呢？
1961年春節期間，收到邀請後，王觀瀾前往中南海懷仁堂參加一個晚會。許久不見的兩位老戰友終於重逢，這讓毛澤東和王觀瀾二人都十分高興。毛澤東更是非常熱情地拉著王觀瀾的手不放開，執意要讓王觀瀾坐在自己身邊。
隨後，毛澤東問起了王觀瀾的身體狀況，還捎帶詢問了一些王觀瀾家裡的情況，在這之後，毛澤東風趣地對王觀瀾說道：“自從進了城，你一直都不來看我，咱們之間疏遠了不少啊！”
對於毛澤東講出的這句話，王觀瀾並不反對，自從進了城之後，他們二人聯絡得的確比較少。另外，二人在中南海懷仁堂的這次見面，使得王觀瀾的心裡很不平靜，他好幾次話到嘴邊，最後又都嚥了回去。
王觀瀾當然很想將當時農村裡的真實情況，親自反映給毛澤東，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機會啊！可是，一想到自己此刻身處在中南海懷仁堂，他就又覺得這個場合不太好，並不適合反映這個問題。
圖|偉大領袖毛澤東
此次晚會結束後，王觀瀾回到自己的家中，經過反覆思考，他決定透過寫信的方式繼續反映問題。而且，他決定用妻子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一封信，希望相關領導能夠對土地和農村問題重視起來。
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王觀瀾還想出了一個辦法，這封信外邊總共套了三個信封，外邊的兩個信封上寫的收件人都是別人，只有最裡邊的信封上，才寫著毛澤東的名字。
皇天不負有心人，王觀瀾所做的這一切努力都沒有白費，這封冒著巨大風險寄出的信，最終順利到達了毛澤東的手中。不僅如此，這封信寄出後，僅僅過了三天，毛澤東就親自給王觀瀾打了一次電話，毛澤東在電話裡說道：“我收到了你們的信，信的內容我也已經看過了，謝謝你們！”
接到毛澤東的電話後，王觀瀾心裡一直緊繃著的那根弦才算是稍微放鬆了一點，因為這個電話，他甚至興奮得好幾天都沒有睡好覺。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王觀瀾對祖國和人民的一片赤膽忠心，他冒著巨大風險反映問題，將人民群眾的困難，當作他自己的困難來關心和解決，自從入黨之後，王觀瀾一直都是如此。
圖|《王觀瀾文集》
1962年初，毛澤東再次向王觀瀾打來電話，邀請他前去聊天。等王觀瀾到了二人提前約好的地方後，他發現毛澤東早就站在那裡親自迎接他了，這讓王觀瀾非常驚訝。
那一天，兩位老戰友一直聊到深夜，他們分析時代局勢，探討祖國的前途和命運，談得特別開心。
這次談話結束後不久，毛澤東就下達了一條命令，他指出：全黨務必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隨後，毛澤東還說道：
“我們中國共產黨歷來都有實事求是的傳統，最近幾年，大概是官做大了，所以就不怎麼摸底了，相應的調查也做得少了，我自己就是這樣，官做大了之後，下到農村基層的調查研究，現在已經做得很少了！”
王觀瀾從1956年4月開始反映問題，一直到1962年毛澤東下達命令的這一刻，他的心願才算是真正達成了。
圖|王觀瀾
1981年9月前後，王觀瀾帶領一個工作組前往河北保定、博野等地考察，為期兩個多月的考察結束後，年過七旬的王觀瀾親自撰寫了調查報告。
同年的11月底，王觀瀾病倒了。最終，1982年1月19日，王觀瀾在北京病逝。就這樣，一生熱心於出版事業和農村、農民問題的王觀瀾，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