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的史家是史官。
在中國歷史上，設立史官，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種由來已久、持續不斷的制度和傳統。早在夏代，國家機構中就已經設定了史官。
雖然各朝代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有不同，但大體上可以分為記錄和編纂兩大類。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大類史官是不大分別的。
後來，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分工的細化，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
正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起居郎，一天到晚跟著皇帝左右記錄的，皇帝與大臣談話是他也要在一旁待著，手持毛筆快速記錄他們的談話內容。
他所記錄的東西是不允許皇帝檢視的，不然皇帝要是可以隨時檢視，那歷史就變成了史官們對當朝皇帝的阿諛奉承了。
就像唐太宗當時想看褚遂良記錄的《起居注》被褚遂良婉言拒絕，後又以皇權相要挾“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諸遂良不假思索地回答“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何況史官不記，天下人也都記下了。
所謂密謀和秘密行動，可以分為三種情形：一是密謀和密謀行動未實施，這種情況下史官一般難以獲知；
二是密謀和密謀行動未遂或者被制止，但是造成一定影響，這種情況下史官一般是知道的，官方也會進行調查，比如明朝的“梃擊案”；
三是密謀和密謀行動已遂，那麼，已經是既成事實，或者政變成功，這種情況下史官更是清清楚楚，比如明朝的“南宮復辟”。
像這種時候，商量重要事件，不讓起居郎記錄怕流傳出去時，這時候，記錄歷史密談的責任就交給了與皇帝密談的大臣了，大臣負責記錄，在等到可以公開此次密談內容的時候，由大臣公開。
當然，這樣也不能保證密談內容的真實性，畢竟只要當事人不在了，內容還不是任由你篡改。不過，後人還是可以根據以後發生的事件了推斷當時的密談的。
比如魏明帝死前，劉放、孫資密謀扶植司馬懿，甚至偽造遺詔讓曹爽和司馬懿輔政，這個密謀的詳情的訊息來源是孫資的後人寫的孫資的“別傳”。
“別傳”是跟“列傳”相對的，實際上就是後代幫祖上寫的yy小說，給《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雖然引用了孫資的別傳，但是也感嘆說孫家人自己寫的東西，肯定是不靠譜的。
歷史上的絕密那是相對的，一般新王朝建立後，舊王朝的秘密就不算秘密了。一個朝代結束了，新朝就要給前朝修史，講述前朝的是非功過，來龍去脈，人物軼事等等。
各朝各代都有太史局，帝王生平有實錄，大臣、官員的言行也有記錄。唐朝修隋朝的，宋朝修唐朝的，元朝修宋朝的，明朝修元朝的，清朝修明朝的，民國修清朝的。
這就有了專門編撰前朝歷史的國史館，這個部門是專門負責編撰前朝歷史的，因為中國古代的傳統就是當朝編撰前朝歷史，此外就是記載本朝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實際上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統。
譬如在宋代分別有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曆所，元朝時以翰林和國史院為主體，到了明朝時主要是翰林院負責記史，到了清朝時又以翰林院掌國史、圖籍管理與侍讀等職，以國史館、實錄館負責纂修史事，起居注衙門負責編寫起居之事。
正因為這種修史的傳統，所以我們如今才能閱讀那些大量的史書，瞭解過去的歷史。不過，據說自從唐太宗為了美化“玄武門之變”強行美化史書後，歷朝歷代的皇帝都逐漸開始翻閱起居注，因此導致後面的歷史或多或少出現了一些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