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世紀之後，魯迅關於兒童文學的主張、對於兒童也應擁有大文學的呼籲依然訴說並追問著今人關於兒童教育與童書創作的現實。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魯迅與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講述了魯迅的童話教育觀與外國童話譯介實踐。較原文略有刪減，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魯迅與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嚴吳嬋霞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
原文作者 | 嚴吳嬋霞
摘編 | 青青子
一、童話只是寫給孩子看的嗎？
中國有“童話”一詞，最早見於孫毓修編撰的《童話》系列叢書，時為1909年，即清宣統元年。至於是否如周作人所說是由日本傳來的轉借語，學者仍不能確定。
當時“童話”的含義廣泛而混亂，差不多相等於“兒童文學”或“兒童讀物”的同義詞，這種情況在日本也一樣。孫毓修是中國編輯兒童讀物的第一人，他的《童話》系列叢書十分流行，除了翻譯外國童話外，也包括了兒童小說、民間故事、歷史故事等非童話體裁的作品。因此，更引起當時人對“童話”這個詞的誤解，以為凡是給兒童看的故事便是童話了。
魯迅在“五四”之前便從事兒童文學活動了。只是當時還沒有用上“兒童文學”這個名稱。他對童話這種獨特的兒童文學體裁特別喜愛，並且把它譯介到中國來。在孫毓修編輯《童話》系列叢書時，魯迅在日本和弟弟周作人合譯了《域外小說集》二冊，其中便包括了童話。
《域外小說集》，周作人/魯迅編譯，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
從1909年回國，一直到逝世前一年的1935年期間，魯迅所翻譯的童話計有： 《愛羅先珂童話集》（1922）；《桃色的雲》（童話劇，蘇聯愛羅先珂著，1923）；《小約翰》（荷蘭望 · 藹覃著，1928）；《小彼得》（奧地利至爾 · 妙倫著，1929）；《俄羅斯的童話》（蘇聯高爾基著，1935）。雖然這些童話都不是世界兒童文學最優秀的作品，其讀者物件是否兒童也很有疑問。如高爾基的《俄羅斯的童話》，魯迅在書中“小引”就很清楚地說明並非是寫給孩子們看的：
這《俄羅斯的童話》，共有十六篇，每篇獨立；雖說“童話”，其實是從各方面描寫俄羅斯國民性的種種相，並非寫給孩子們看的。發表年代未詳，恐怕還是十月革命前之作；今從日本高橋晚成譯本重譯，原在改造社版《高爾基全集》第十四本中。
至於《愛羅先珂童話集》裡面的童話，則充滿成人的“悲哀”，沒有半點童趣，看來也不像專為兒童而創作的童話。魯迅在序中這樣說出作者的“悲哀”：
……因此，我覺得作者所要叫徹人間的是無所不愛，然而不得所愛的悲哀，而我所展開他來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實性的夢。這夢，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紗罷？
魯迅很喜歡《小約翰》。1906年在日本留學時，他從一本文學雜誌《文學的反響》（Das Literature Echo）看到其中所載《小約翰》譯本的節選，便十分神往。這當然是因為他本身一向很喜歡植物學，於是便託丸善書店向德國定購。魯迅一直念念不忘翻譯《小約翰》，直到二十年後的1926年夏天，他才和齊宗頤合作譯成。
《小約翰》，[荷蘭] F. 望·藹覃著，魯迅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2月。
《小約翰》其實也是一篇成人的童話。魯迅在“引言”中這樣說：
這誠如序文所說，是一篇“象徵寫實底童話詩”。無韻的詩，成人的童話。因為作者的博識和敏感，或者竟已超過了一般成人的童話了。其中如金蟲的生平，菌類的言行，火螢的理想，螞蟻的平和論，都是實際和幻想的混合。我有些怕，倘不甚留心於生物界現象的，會因此減少若干興趣。但我豫覺也有人愛，只要不失赤子之心，而感到什麼地方有著“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的人們。
比較之下，只有《小彼得》才算得上是寫給兒童看的童話。魯迅說：“不消說，作者的本意，是寫給勞動者的孩子們看的……”至於作者至爾 · 妙倫，魯迅介紹如下：
作者海爾密尼亞·至爾·妙倫（Hermynia zur Muehlen），看姓氏好象德國或奧國人，但我不知道她的事蹟。據同一原譯者所譯的同作者的別一本童話《真理之城》（一九二八年南宋書院出版）（按：南宋書院為日本東京的一家出版社。）的序文上說，則是匈牙利的女作家，但現在似乎專在德國做事，一切戰鬥的科學底社會主義的期刊——尤其是專為青年和少年而設的頁子上，總能夠看見她的姓名。作品很不少，緻密的觀察，堅實的文章，足夠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底的名聲者，則大概由於那獨創底的童話雲。
海爾密尼亞·至爾·妙倫。
由此可見，至爾·妙倫是慣常為兒童寫作的作家，《小彼得》這篇童話是為兒童而作的。《小彼德》原本是魯迅選給許廣平譯的，作為學習日文之用。後來他校改許廣平的譯本成書出版，原意並非翻譯給中國的小讀者看。魯迅認為中國勞動者的孩子們限於教育水平、經濟條件、文化背景和生活經驗的不同，並不能欣賞《小彼得》。因此，他以成年人為這譯本的讀者物件。他說：
總而言之，這作品一經搬家，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意料。倘使硬要加上一種意義，那麼，至多，也許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或並未勞動而不忘勤勞大眾的人們的一覽，或者給留心世界文學的人們，報告現代勞動者文學界中，有這樣的一位作家，這樣的一種作品罷了。
在魯迅翻譯的兒童文學作品中，只有《表》才是真正為兒童翻譯的。魯迅把這篇兒童小說稱為童話，那是因為當時“童話”一詞的定義，還沒有明確的界說。魯迅在“譯者的話”中把他的目的說得很清楚，但又發覺為孩子翻譯很不容易。他說：
在開譯以前，自己確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將這樣的嶄新的童話，紹介一點進中國來，以供孩子們的父母、師長，以及教育家，童話作家來參考；第二，想不用什麼難字，給十歲上下的孩子們也可以看。但是，一開譯，可就立刻碰到了釘子了，孩子的話，我知道得太少，不夠達出原文的意思來，因此仍然譯得不三不四。
魯迅所翻譯的童話，除了《小彼得》外，都是成人的童話，實不能列入兒童文學的範圍。世界兒童文學中傑出的童話作品都有一個共通的特點，那就是可供成人和兒童讀者於不同程度去領略和欣賞。最顯著的例子便是英國路易斯 · 卡洛爾（Lewis Carroll，1832―1898）所作的《愛麗絲漫遊奇境記》（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922年1月，趙元任的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中的場景。圖片來自《時代》週刊雜誌。
在魯迅一生的文學活動中，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佔了不少時間。1898年魯迅在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就讀時，看新書的風氣很流行，他買了嚴復譯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論》來讀，很受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影響。至於當時流行的林紓翻譯小說，他也看了不少。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有機會讀到更多的外國文學作品，而且動手翻譯和介紹到中國來。戈寶權在《魯迅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一書中說到魯迅翻譯外國文學的動機：
魯迅很早就認識到翻譯介紹外國文學，對於喚起中國人民的覺醒，激發中國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推動與建立中國新文學的重要性。
戈寶權又補充說：
魯迅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他棄醫學文，從事文學活動，一開始就是為了中國革命。他當時認為，從事創作 “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他翻譯介紹和研究文學，則是想借外國反抗黑暗統治，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的文學，來促進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因此他側重於介紹外國的科學幻想小說，特別是重視介紹被壓迫、被損害的弱小國家、民族和人民的文學……
魯迅原本也不是想創作小說，他起初注重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作品。1933年3月5日，他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這樣說：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
《表/小彼得》，(蘇)班臺萊耶夫 / (匈)妙倫著，魯迅譯，少年兒童出版社，1982年。
接著魯迅在3月22日寫的《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裡，又說了同樣的話：
後來我看到一些外國的小說，尤其是俄國，波蘭和巴爾幹諸小國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這許多和我們的勞苦大眾同一命運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為此而呼號，而戰鬥。
由此看來，魯迅翻譯童話的目的並非在於介紹外國兒童文學，用以推廣和發展中國兒童文學。他在每篇童話前面的引言中都說得很清楚，他的讀者物件是成人，並非兒童。這也說明了他為什麼選擇翻譯這些今天在世界兒童文學裡佔不了重要席位的童話作品了。從他親自說明自己翻譯《愛羅先珂童話集》和劇本《桃色的雲》的動機，便很明顯地看出他同情弱者及被壓迫者的立場。他在《雜憶》一文中這樣說：
當愛羅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驅逐之前，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這才看起他的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於登在《讀賣新聞》上的一篇江口渙氏的文字。於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的劇本《桃色的雲》。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麼“藝術之宮”裡伸出手來，拔了海外的奇花瑤草，來移植在華國的藝苑。
魯迅是關心和愛護兒童的。當時中國的兒童和婦女一樣，不受尊重，也沒有社會地位。這些幼小者，既是弱小者，也是受壓迫者。魯迅為他們發出“救救孩子”的呼聲，也說過“俯首甘為孺子牛”。他所翻譯的童話，雖無不是以兒童為讀者物件，但在當時也是屬於兒童讀物一類的。魯迅譯介外國童話的工作，足以促進和鼓勵中國童話的發展。於是引起了茅盾和鄭振鐸等人從事童話的翻譯工作，以致後來葉聖陶和張天翼等走上童話創作的路。魯迅在《關於翻譯》一文中就這樣說：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著創作。
二、“鳥言獸語”之爭
魯迅只從事童話的翻譯，他並沒有撰述有關童話理論的專著。可是，他在翻譯的外國童話的譯者引言、譯後記，以及雜文、書信中都論述過他自己對童話的獨特見解，而這些見解至今仍為兒童文學界所重視，甚至奉為金科玉律。魯迅一邊肯定童話的教育功能，一邊討論童話的創作問題，對後來中國童話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有關童話的教育功能，古今中外，都有不少爭議。1912年，周作人在《童話研究》裡曾這樣說過：
……故童話者亦謂兒童之文學。今世學者主張多欲用之教育，商兌之言，揚抑未定；揚之者以為表發因緣，可以輔德政，論列動植，可以知生象，抑之者又謂荒唐之言，恐將增長迷誤，若姑妄言之，則無異詔以面謾。顧二者言有正負，而於童話正誼，皆未為得也。
由此可見，在民國初年，童話的教育作用還未被一般人所接納。
《兒童文學小論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新經典文化 |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5月。
周作人以童話為兒童之文學，供兒童閱讀，從中受益。他甚為強調童話的教育功能：
童話之用，見於教育者，為能長養兒童之想象，日即繁富，感受之力亦益聰疾，使在後日能欣賞藝文，即以此為之始基，人事繁變，非兒童所能會通，童話所言社會生活，大旨都具，而特化以單純，觀察之方亦至簡直，故聞其事即得了知人生大意，為入世之資。且童話多及神怪，並超逸自然不可思議之事，是令兒童穆然深思，起宗教思想，蓋個體發生與系統發生同序，兒童之宗教亦猶原人，始於精靈信仰，漸自推移，以至神道，若或自迷執，或得超脫，則但視性習之差，自定其趨。又如童話所言實物，多系習見，用以教示兒童，使多識名言，則有益於誦習，且以多述鳥獸草木之事，因與天物相親，而知自然之大且美，斯皆效用之顯見者也。
繼《童話研究》之後，周作人又發表了《童話略論》一文，闡述童話的教育作用。他說：
童話應用於教育，今世論者多稱有益，顧所主張亦人人殊，今第本私意，以為童話有用於兒童教育者，約有三端：
1. 童話者，原人之文學，亦即兒童之文學，以個體發生與系統發生同序，故二者，感情趣味約略相同。今以童話語兒童，既足以厭其喜聞故事之要求，且得順應自然，助長髮達，使各期之兒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進，正蒙養之最要義也。
2. 凡童話適用，以幼兒期為最，計自三歲至十歲止，其時小兒最富空想，童話內容正與相合，用以長養其想象，使即於繁富，感受之力亦漸敏疾，為後日問學之基。
3. 童話敘社會生活，大致略具，而悉化為單純，兒童聞之，能了知人事大概，為將來入世之資。又所言事物及鳥獸草木，皆所習見，多識名物，亦有裨誦習也。
1931年，中國童話界曾經就童話的教育功能劇烈爭論。事緣當時湖南省主席何鍵寫給教育部的一份諮文而起。他反對國文課本中的“童話”教材，建議改良課本。諮文中說：
民八以前，各學校國文課本，猶有文理，近日課本，每每“狗說”，“豬說”，“鴨子說”，以及“貓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詞，充溢行間，禽獸能作人言，尊稱加諸獸類，鄙俚怪誕，莫可言狀。
當時，教育界和文學界對此反應不一。首先是教育家尚仲衣在“兒童教育社”年會中作了一次演講，題目是《選擇兒童讀物的標準》。從他列舉的選擇兒童故事的“消極標準”看來，他顯然反對選童話給兒童閱讀。他認為鳥言獸語、神仙鬼怪等故事是違反自然現象的。他說：
何謂違反自然現象？世界上本無神仙，如讀物中含有神仙，即是違背自然的實際現象，鳥獸本不能作人言，如讀物中使鳥獸作人言，即是越乎自然。教育者的責任在使兒童對於自然勢力及社會現象，有真實的瞭解和深刻的認識。
接著是吳研因對於尚仲衣的說法表示異議。他不認為鳥言獸語的故事就是神怪。他向尚仲衣提出質問道：
……但貓狗談話鴉雀問答，這一類的故事，或本含教訓，或自述生活，何神之有，何怪之有呢？
一場論戰，就此開始。尚仲衣在5月10日的《申報》上答覆吳研因的質問，完全否定童話的教育價值。他說：
我們覺得童話的價值實屬可疑，維持它在兒童讀物上的地位之種種理由，實極不充分。所謂“啟發想像”，“引起興趣”，“包括教訓”云云，皆在或有或無之間，而不違背自然現象的讀物皆“可有”童話“或有或無”之價值。
尚仲衣更認為“從心理分析的觀點看來，童話最類似夢中的幻境和心理病態人的幻想”，對兒童的心理健康是有所危害的。他把童話的危機，歸納為以下五點：
1. 易阻礙兒童適應客觀的實在之進行；
2. 易習於離開現實生活而向幻想中逃遁的心理；
3. 易流於在幻想中求滿足求祈求不勞而獲的趨向；
4. 易養成兒童對現實生活的畏懼心及厭惡心；
5. 易流於離奇錯亂思想的程式。
5月19日《申報》又刊出吳研因的《讀尚仲衣君〈再論兒童讀物〉乃知“鳥言獸語”確實不必打破》。文中指出當時中國的小學教科書，根本屬於“幻想性童話”的題材就不多：
關於“幻想性童話”的材料，實在不多，所謂自然社會或者常識等教科書，關於“幻想性童話”教材，固然一點都沒有，就是國語教科書有一些兒，也是微乎其微的。
對有關小學教科書的“兒童化”問題，吳研因慨嘆說：
可悲的很，我國小學教科書方才有“兒童化”的趨勢，而舊社會即痛罵為“貓狗教科書”。倘不認清尚先生的高論，以為尚先生也反對“貓狗教科書”，則“天地日月”、“人手足刀”的教科書或者會復活起來。果然復活了，兒童的損失何可限量呢？
《商務新學制國語教科書》，吳研因/莊適/沈圻著，貴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
接著陳鶴琴在《兒童教育》第三卷第八期（1931年5月）發表了《“鳥言獸語的讀物”應當打破嗎？》一文，舉出幾件孩子日常生活的事例，證明他們是喜歡“鳥言獸語”的讀物的，而且不見得會有害處。他說：
總結起來，小孩子尤其在七八歲以內的，對於鳥言獸語的讀物，是很喜歡聽，喜歡看，喜歡錶演的，這種讀物，究竟有多少害處呢？可說是很少很少，他看的時候，只覺得他們好玩而並不是真的相信的。……鳥言獸語的讀物，自有他的相當地位，相當價值，我們成人是沒有權力去剝奪兒童所需要的東西的，好像我們剝奪小孩子吃奶的那一種權利。
1931年8月《世界雜誌》第二卷第二期，發表了魏冰心的《童話教材的商榷》一文，文章開宗明義地說：
小學國語應採用兒童文學，低年級的國語教材，當多供給於兒童想像生活的童話，這是近代中外教育家所公認，早已不成問題了。
至於魏冰心他本人的主張則是：
……小學低年級的國語文學，在有條件之下，應該採用童話。理由是：“童話是幼兒精神生活上的糧食”，“幼兒閱讀童話有益而無害”。
三、魯迅的回應
對這場長達半年的爭論，魯迅又有什麼看法呢？何鍵的諮文發表在1931年3月5日的《申報》上。魯迅雖然沒有在《申報》上著文反駁，但在尚仲衣和吳研因展開討論之前，4月1日，他在為孫用翻譯的《勇敢的約翰》寫的“校後記”中曾這樣說：
對於童話，近來是連文武官員都有高見了；有的說是貓狗不應該會說話，稱作先生，失了人類的體統，有的說是故事不應該講成王作帝，違背共和的精神。但我以為這似乎是“杞天之慮”，其實倒並沒有什麼要緊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員的不同，它會進化，決不至於永遠停留在一點上，到得鬍子老長了，還在想騎了巨人到仙人島去做皇帝。因為他後來就要懂得一點科學了，知道世上並沒有所謂巨人和仙人島。倘還想，那是生來的低能兒，即使終生不讀一篇童話，也還是毫無出息的。
在這以前，1924年7月，魯迅在陝西暑期學校講《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時，聽眾中有不少小學教師，他特別提出了兒童應否閱讀神話書籍的問題，並說明了他自己的看法：
在我以為這要看社會上教育的狀況怎樣，如果兒童能繼續更受良好的教育，則將來一學科學，自然會明白，不致迷信，所以當然沒有害的；但如果兒童不能繼續受稍深的教育，學識不再進步，則在幼小時所教的神話，將永信以為真，所以也許是有害的。
魯迅一再強調，等到孩子長大了，學會了一點科學知識，便自然懂得辨別幻想和現實以及科學和迷信了。因此，童話中的超自然幻想，對兒童是無害的。
幻想是童話所不可缺少的。一篇沒有幻想的童話，就不能成其為童話了。幻想是兒童的天賦本能，而童話的重要功能，就是增長兒童的幻想能力。魯迅認為幻想對兒童是無害的，只是成年人自己長大了，便忘記了自己小時候也曾有過幻想。他說：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處，想到昆蟲的言語；他想飛上天空，他想潛入蟻穴……
然而我們是忘卻了自己曾為孩子時候的情形了，將他們看作一個蠢材，什麼都不放在眼裡。
因此，對於1931年這場關於童話的爭議，魯迅認為何鍵等人反對童話實在是“杞人憂天”，是違反兒童愛好幻想的本性的。他跟周作人一樣主張童話有教育的功能。
《魯迅論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魯迅[著述]/蔣風編，少年兒童出版社，1961年。
魯迅所提出的童話對兒童無害的主張，對中國現代童話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從他的主張可以看出，他不僅對童話有深切的認識，對兒童教育也很有遠見。當時一些作家便是受了他的影響而譯介和創作童話的。中國現代童話之所以能繼續發展，魯迅的功勞不小。後來的童話作家，也以魯迅的話為圭臬。
至於童話的創作方法，魯迅特別強調“實際和幻想的混合”。他在《小約翰 · 引言》中這樣說：
這誠如序文所說，是一篇“象徵寫實底童話詩”。無韻的詩，成人的童話。因為作者的博識和敏感，或者竟已超過了一般成人的童話了。其中如金蟲的生平，菌類的言行，火螢的理想，螞蟻的平和論，都是實際和幻想的混合。
童話之富於魔力，便是由於有豐富和奇特的幻想，而幻想是必須植根於現實的。以幻想來反映真實生活，正是中外童話作家的寫作法則。
魯迅之後的童話作家也都很注重“實際和幻想的混合”這一法則。洪汛濤說：“童話的幻想，必須植根生活，從生活中去產生幻想。”他又說：“幻想要生活化，生活要幻想化，這是童話必須遵循的規律。”
《童話學講稿》，洪汛濤著，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1986年12月。
蔣風也認為童話中的幻想必須以現實生活為基礎。他說：
童話中的幻想往往是離奇莫測的，令人驚異不已，但決不是虛無縹緲的胡思亂想。它必須是以現實生活為基礎的一種虛構。童話中的人物和他們的活動和鬥爭，儘管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也不曾發生過，卻是現實生活最大膽最誇張的概括和集中。
賀宜在《目前童話創作中的一些問題》一文中在談到童話中的幻想與現實時，也認為現實是幻想的根基。他說：
沒有幻想，就沒有童話。
但是，幻想並不是童話的目的。它是童話在完成自己的藝術任務時所運用的一種特殊方法，而且實際上是構成童話的一種有機因素。就教育意義來說，從現實生活出發的想像或“幻想”，可以幫助兒童從日常的平凡生活與可貴的理想及願望之間，找到他們的聯絡，可以將兒童喜愛幻想的特性誘導向正確的方向發展，從而也就對於他們的精神品質和知識修養有所增益。
賀宜又引俄國作家別林斯基的話說：
把人引導到虛無縹緲和空想境地的幻想是有害處的；但是和現實生活相聯絡，喚醒對自然界的興趣，喚醒對人類理性力量的信心的想像力的活動，卻是有益的。
與賀宜同時的陳伯吹在《談童話》一文中，說到童話的幻想和現實的關係時，也引用了上述別林斯基的話。至於幻想和現實應怎樣才能協調呢？陳伯吹說：
總起說來，幻想和現實的結合必須自然而不生硬，豐富而不簡單，深刻而不浮面。
童話從現實的基礎上產生幻想，再從幻想的情景中反映現實，現實與幻想的結合要達成如詩如畫般的藝術的境地。
以上這些說法，和魯迅的“實際和幻想的混合”的法則是相一致的。魯迅在《表》的“譯者的話”裡特別表揚葉聖陶的童話集《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他欣賞這些童話正是因為其取材來自現實生活。直到今天，《稻草人》仍被公認為中國第一篇優秀的現實主義童話。而在十年後出現的張天翼童話《大林和小林》及《禿禿大王》，其現實主義的精神更為強烈。張天翼的童話顯然受到了魯迅很大的影響。
原作者 | 嚴吳嬋霞
摘編 | 青青子
編輯 | 劉亞光
校對 | 吳興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