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儀 新三屆2
作者簡歷
邢儀
邢儀，油畫家。1969年延安插隊，1973年西安美術學院上學。北京市美術家協會、北京女美術家協會、油畫協會會員，副研究館員。出版著作《知青·陝北速寫集》《我在陝北延川插隊的日子》。油畫作品《三八節留念》被中國美術館收藏。作品內容多以知青生活和陝北風俗等題材為主。
原題
永平文化館
作者：邢儀
我此生參加工作的第一個單位是延川縣的永平文化館。
近50年前的經歷，幾乎就像是上輩子一樣。只留下些遙遠的印象和模糊的感受，肯定有許多完全錯誤的。望各位看官只管好玩萬勿當真對號入座。
我17歲到陝北延川插隊，從1969年初開始整整三年在村裡當農民，幹農活。其間也和同學們輪換著當過村裡的民小老師，也去公社的一所初中部當過代課老師。所謂代課老師就是自己從生產隊背糧食，在隊裡記工分。“代課老師”是公社派給生產隊的公差，就像出民工一樣。
那年我正在關莊公社的楊家坪學校當代課老師。有一天，縣通訊組組長曹谷溪（大人物）為了新聞報道的事由來到關莊巡視。想必是在青平川走累了，順便爬上土坡來到楊家坪學校歇腳。他坐在教師的辦公窯裡與我們幾個年輕教師侃天。聊了些什麼當然不記得了（但是谷溪一定記住了我帶美術課的事）。據說我的心直口快給他留下了印象。在1972年和1973年間，縣委書記申昜正在大批錄用北京知青到縣裡當幹部。事後我才知道，是熱心兼“多事”的谷溪向縣裡推薦了我。不久下來一紙公文，上調我去縣文化館當美工，這不明擺著是谷溪透露的資訊嘛。而且讓我有兩個選擇：文化館或者公社婦幹。
這下我可犯難嘍。我的同隊同學就有人已經當了公社的婦幹。那時延川縣的婦乾和團幹幾乎都是北京知青了。而我這人有個毛病就是“不從眾”，總想另闢蹊徑“走獨木橋”。所以直覺是婦幹就算了。但是真不知還有文化館這樣的單位？北京倒是有文化宮。更加為難的是我對這個“提拔”應承不應承？說實話我一直抱著能再上學的夢想，生怕去了縣裡工作影響“圓夢”（事後證明了我的擔心）。於是馬上給北京寫信詢問家裡。沒想到連平時不通訊的長輩們都破例回了信。意思是，你們是革命的後代，組織的需要就是你們的需要。尤其你（我）己經入黨了，堅決服從組織分配，不應該有個人的考慮。
可是等具體通知下來報到的地點是永平文化館（實際是文化站）。我有點受騙上當受擠兌的感覺。
永平，當然熟悉啦。在隊裡時常去永平鎮趕集。比如過個10天半個月，我們在村裡呆得煩了，就去趕集。幾個同學約好起個大早從窯裡出發，一路上也有挑擔子的和趕牲口的老鄉相跟著，翻兩座山，40裡地。我們到集上胡亂逛一氣，中午買個兩面饃吃碗粉湯，便往回趕。又是進溝，爬山，下山，再上山，直到天漆黑了才能回到村裡。要說起來還真不知道為什麼總要跑那麼遠去趕集？什麼也不賣什麼也不買。年輕人精力不知怎麼使？就是要遛一回腿吧。再有就是長途汽車站在永平，回北京時必須去永平買票搭車。
永平川比青平川寬的多。永平有很老的油礦，所以永平有公路，通縣城和延安。永平川的河道很寬，但河裡的水流很細。蹲在乾涸的河床裡，還可以看見有從地下冒出一小股一小股黑色的水，那是洩漏出來的石油，老鄉們拿個小碗來弄點回去點燈。永平鎮有一座石橋連線兩岸。從我們村裡趕集必經的山溝出來，先遇見文化館。然後過橋，對面是長途汽車站、小旅館、商店、糧站，遠處還有學校什麼的。
離開永平許多許多年了，我常在記憶裡站在文化館這頭觀望：每逢趕集的日子，在橋那頭的一條街上，尤其是商店的門前，人頭攢動，驢馬嘶鳴，塵土飛揚。沒有集市時，永平鎮像縮了水似的，與石橋垂直橫著一條路，路邊幾處房，房上面的背景是光禿禿的黃土山，一層一層地退向天際。那風景顯得乾癟又單調。站在橋這頭就把橋那頭一覽無餘。
永平鎮商店的門前
村裡的老鄉幫我把大木箱和行李捲送到永平。
永平文化館原是由一座小廟改成的。從已經沒有了神像的廟門進去是一個扁長方的小院子，坐北朝南迎面一溜四孔窯洞。廟門算是正門，在院子裡的左手邊還有一個小側門，我們平時都走側門。
從側門數，最裡面的一孔窯住著白超一家。據說白超在地區運動會上參加女子四百米跑了1分19秒，冠軍。於是被錄用到文化館的。我有點悄悄壞笑，心想我在中學跑四百米也曾1分19秒，但什麼名次都沒有。白超三十歲上下，在館裡負責財務。她男人是司機，在當時可是好營生。白超有個兩三歲的孩子，整天在院子裡亂跑。她邊呵斥孩子邊幹家務。白超永遠是忙碌的有活兒要乾的，不是坐在小板凳上搓洗衣服，就是放下菜籃子拿起合面盆。她手裡忙嘴也不閒著，新聞軼事源源不斷。白超人很好接觸，大大咧咧的。
第二孔窯住著李館長。李館長四十幾歲的樣子。人長得瘦幹狼似的，人瘦就容易彎腰，對人倒總是笑模樣。彎著腰對你笑，你總沒脾氣吧？李館長的家屬時來時往。李館長早上提著籃子晃晃悠悠出門去街上買菜。每次買菜回來就給大家報菜價，茄子扁豆等等等，最後還總要搖頭長嘆一聲：菜太貴。然後自己在窯裡做飯。炒菜的味道充斥著文化館。館裡訂了一兩份報紙和雜誌，開始時掛在大門口那個廟堂裡，因為從來沒人去那裡翻看，落滿了灰塵。後來乾脆就都掛在李館長的窯裡。他在下午沒事時就翻翻報紙。
第三孔窯裡住著小章子。他是延川縣的回鄉知青老三屆高中生，比我大五六歲。個子不高，極精明，能拉會唱，是個文藝人才。美中不足的是患過小兒麻痺，有些顛腳。如果他和我有事出門走在大街上，他一定要在馬路牙子上面走，顯得高一些。哈哈。小章子單身，不耐煩自己做飯，每天去永平鎮電影放映隊的灶上搭夥。到了飯點拿個飯盆一顛一點就出去了。小章子一天到晚唱唱咧咧的。晚上沒事自己在窯里拉拉二胡，咯吱咯吱，咿咿呀呀。
第四孔窯就是我的了。窯後半截是炕。灰磚漫地。窯裡有一張書桌，一把椅子，一個臉盆架。我把大木箱子在炕上靠牆頭擺好，鋪蓋卷開啟。順勢坐在炕沿上，打量著這個窯洞，打量著從窯門看出去的院子，耷拉著兩條腿下意識地晃盪來晃盪去。
難道這就是我參加工作的第一個單位？
難道這就是文化館？文化館就這樣？
當然了，這是我初到文化館的個人的片面印象。文化館也學習，每週有兩個上午我們四人集中到館長窯裡念報紙或社論。我們參加永平鎮的集體勞動，比如冬天的修水利夜戰。我們教育群眾的方式之一是負責在大集上的高音喇叭，廣播內容多是轉播中央電臺的新聞和說唱節目。
對了。我們館裡還有一位編外人員老黑頭。他不大在文化館露面，偶爾有事來一下。據說他原是老館長，但因為在文革時操弄大喇叭不小心撥錯了臺，向趕集的群眾轉播了一段臺灣電臺反攻大陸的聲音。犯下重大的政治錯誤，被開除公職。可是大喇叭廣播的工作還一直是他在負責著，這樣他每月也可以領到一點補助。
再有就是文化館要配合縣裡的中心工作，常有下鄉的任務。所以四個人的文化館，人也不常齊。
那時的文化館很有群眾意識。逢到趕集的日子，我們早早開啟大門和側門，煮好開水灌滿幾個暖瓶，並在鍋臺上擺好一摞粗瓷碗。說時遲那時“快”，兩腿泥土的老鄉們抬腳便入，嘴裡嚷著：“到文化館串來了”。他們把買下的或準備賣的東西暫存在這裡，黑褐色的粗麻袋堆了半個院子。不用別人招呼，他們會熟門熟路地進窯喝碗開水。你來我往，好不熱鬧。李館長的窯裡擠滿了他自己沾親帶故的老鄉，人們大聲地聊著村裡的大事小情和各種傳聞訊息。
平時文化館來客多是小章子的“狐朋狗友”。凡永平鎮各個公家單位的小章子的校友同學和朋友們，沒事就來看望看望，說些東長西短，順手拿起二胡，文藝一下。白超是上頭綏德人，親戚們不常來走動。但她把在文化館的日子過得有模有樣，每天做好晚飯擺上桌，邊哄孩子睡覺邊等著司機老漢。
在我來永平鎮之前，永平的許多單位已經有不少知青了。比如水泥廠、旅店、供銷社、放映隊和糧站等等。但我一位也不認識。小章子建議我到糧站搭夥，說那裡有好幾個北京知青。於是他帶我去糧站辦妥交錢吃飯的事。從此我的一天兩頓飯（那時好像吃兩頓吧）就過橋去那邊的糧站，在人家的灶上打好飯，端著碗到一對在糧站工作的夫妻的窯裡，他倆人都是北京知青，他們的窯收拾得乾乾淨淨漂漂亮亮的。我和他們一起完吃飯便把碗筷存在那裡。
再說說我這個美工的事。我從小的“偉大”理想中從來沒有畫畫這件工作。要說有什麼緣分，倒是畫畫對於我一向很容易，美術作業輕輕鬆鬆得5分。但是我無論在小學還是在中學時，從沒上過美術班更沒進過北京文化宮的少年美術組。因為我的理想是當科學家呢。現如今我到了文化館，把我擺在美工的崗位上。我卻從來沒學過美術專業。這讓我心裡惶惶然。
但是不管怎樣我也得表現一下，顯示出文化館新來了一個美工唄。我決定在大街上畫一幅宣傳畫。就在文化館門外的那塊破舊褪色的宣傳板上重畫一幅新的。我對自己打格放大的臨摹能力還是有信心的。但是問題來了，那是塊鐵板子，館裡沒有油漆或油畫色，只有些廣告色。小章子幫我出主意，我們找來六大張厚紙，鋪在小廟堂屋的地上，一張一張區域性畫完，然後用乳膠粘在鐵板上，最後再塗上清漆保護一下畫面，免得淋雨。
我畫的內容是：手拿紅寶書的女民兵和手舉紅燈的李鐵梅組合。小章子為我和我畫的廣告畫拍了一張照片。天哪，我自己的臉和畫上女民兵的臉一樣的鼓。這說明不論生活在哪裡，不論生活如何簡陋，青春總是鼓脹的。
我在永平畫的宣傳畫
漸漸地有同學來我這裡走動了。同在青平川插隊的初一校友小五到永平趕集後順便到文化館來找我玩。她情緒很好，年輕姑娘的臉上容光煥發。這次見面她情不自禁地從頭到尾一直興奮地給我講著她自己的戀愛。她愛上了與我同級的一個男生。她說她那位長得又高又帥。眼睛什麼樣？鼻子、嘴多好看。怎樣說話，怎樣走路，深沉文靜，活躍陽剛。真是千般美萬般好集於一身。我們倆在永平鎮上逛，我聽著她聊。晚上我們躺在炕上，我還聽著她誇。她被愛情燃燒了，她陷在幸福的羅網裡，她在那個美妙的羅網裡蕩呀蕩呀的。我在旁邊努力想，努力回憶這個男生，哪班的？什麼時候見過？想來想去得到的只是一個淡淡的不立體的影子。但我為小五高興。小五是勇敢的，小五是真實的。她的愛情不是交換，她的愛情就是表達。她的愛情像孩子一樣清純。是的。雖然我們身處窮山僻壤，雖然我們前途未僕。但是，青春、戀愛，大山擋不住。貧窮擋不住。
和同學在永平川
在永平鎮混了一段以後。有知青試圖給我介紹男朋友。一天下午，我正在自己窯裡看書。門外推推搡搡進來幾位男生。只有為首那個叫小於的我認識，其他全陌生。小於說：“我們買了幾張電影票，在油礦大禮堂，特好看，一起去吧。”我掃了一眼他們，全都嬉皮笑臉的，只有一位高個子的露出些扭捏來。我馬上明白哥幾個的用意，假如我跟他們去，到時候一個個全溜了，只把我和那位單獨剩下。我心裡生出反感。這人是誰誰呀？把我看成什麼啦？我憑什麼跟你們去呀？這種事也是胡亂捏故的？
“不去！”我堅決地說。
“票都買了，不去浪費了”。
“是啊，這片子可好看了。”
“不去！”我頭也不抬，只拿這兩個字回他們，拒人千里之外。
他們哥幾個又爭取了大半天，見我這兒真是連插針的縫兒都沒有，只好悻悻地退去了。事後，我有點後悔對人家態度忒惡劣。人家也是好意呀。人家回頭準會說，你清高什麼呀清高！於是乎，我也就沒能與永平鎮的知青們打成一片。
雖是拒絕了這幫哥們，但我得到一個資訊：永平油礦的禮堂每週六都放電影。我們在村裡插隊那幾年，如果放映隊下公社來，一般只帶著一兩個片子。放映隊一個大隊一個大隊地走。我們追著放映隊一個村一個村去看。晚飯後就出發，哪怕離著十幾二十裡。在那個文化的“沙漠”裡，路遠天黑地跋涉，總看一個片子也沒嫌煩。
我們學校高三的學長王姐一心等待考試上大學的機會。所以在1973年春她還留在村裡。這天遇週六，王學姐來永平趕集後也來文化館歇腳。王學姐留齊耳短髮帶著眼鏡，滿身書卷氣。她學習非常棒，是高三預科的（也就是預備上清華大學的）。我約學姐晚上一同去永平油礦禮堂看電影。
從文化館到油礦有好幾里路。順著公路走，然後要從那邊再過橋，路線是走一個之字。那座橋是條簡易的繩索橋。上橋後要拽著粗麻繩，腳踏長木板，而這些木板並不連著，每塊之間有一步遠的距離。去時天還亮，走在上面像盪鞦韆似的挺好玩。
到了油礦禮堂，電影已經開演了。不知前面有沒有椅子，反正後面的人全站著，黑壓壓地一大片。擋在前面的礦工們（男人）都挺高，我們只好移來移去，找空隙，湊合著看。不一會，又來了不少人，我倆被加在中間。電影演的什麼內容已是其次，關鍵是被礦工們包圍著，他們的呼吸和體味之強烈，使我們幾乎透不過氣來，似乎連衣服也滲透了他們身上的混合的汗味。
看完電影外面無星無月，天地漆黑一團。過繩索橋時，有先見之人拿著大電棒，我們緊跟著可以沾點光，小心翼翼地邁上去。突然聽到一聲驚叫，好像有人踩空了。緊接著一陣忙亂後得知，是一位孕婦踩空，雙腳掉了下去，但大肚子被卡在兩塊木板中，後面緊跟著她的丈夫趕緊一把把婆姨拉出來，有驚無險。這時，我下意識地也摸了摸自己的雙腿。在大腿後摸到一些黏黏的東西，趕忙把手湊近眼前看，天黑光線暗，見手上的東西黑乎乎的。我叫道：怎麼蹭了一身的石油啊？再去摸，從上到下是黏黏的一條。我又叫：是誰把鼻涕弄我身上啦？
回到文化館，院子裡的房簷下亮著一個大燈泡，照出一片暖色。學姐二話不說先拿起臉盆從水缸裡舀了一盆涼水。表情嚴肅地叫我趕緊去換一條褲子，把這條放進水盆，她要幫我洗，說不然就洗不掉了。我有些不解。小章子和白超圍過來問緣由，待他倆聽了我的說明後，已經笑成一堆，“幸災樂禍”得恨不能在地上打滾。這時，我方才明白點了什麼。
小章子也張羅著要幫我介紹物件。他說，永平中學有一個老師，三十多歲，高高瘦瘦，陝南人，帶著眼鏡，文質彬彬。我帶你去中學轉一趟？這都哪兒和哪兒啊？我白了他一眼，壓根不搭茬兒。因為都挺熟了，不怕得罪他。
小章子已經二十七八了，是真該鬧（談）婆姨了。一天小章子領進來一個女子。我認識，是我代課時教過的學生。十幾歲的鳳梅個子比我還高，健康、周正，一個漂漂亮亮的大姑娘。小章子說鳳梅是自己的親戚，要在文化館生（呆）幾天，就住在他的窯裡。還說他自己去電影隊找地方睡。到了晚上九點鐘，都安頓好了，小章子走向側門，邊走邊叫我，還在外面盯著我從裡面插好門栓。第二天天還沒亮，小章子在側門外“噹噹噹”使勁敲門，高聲喊我去開門。我不情願地爬起來，嘴裡抱怨著：“這麼早就回來幹嘛？”
如此幾天，每早都這樣。後來小章子的朋友“出賣”了他。他們笑不可支地告訴我：你知道嗎？他事先把正面的廟門開啟，每天晚上從側門出去，再從正門回來。早上不等你起來，就又從正門出去繞到側面叫門，給你的印象是剛剛回來。“氣死我了！”小章子這個小把戲耍的！真沒必要啊。後來小章子和那女子結了婚，過得很好。
雖然以上挑著講了些在永平文化館許多好玩的事。但我呆在那裡總的感覺是：無聊。無聊。還是無聊。
我剛剛二十二歲的生命就這樣、在這裡耗下去嗎？
1972年各個大學恢復招生，第一年走的人很少，主要是被推薦上學的工農兵學員。1973年春招生工作又開始了。招生政策是考試加推薦。總之是要考試的。我在北京只上到初中二年級，現在是直接上大學，當然要考高中的課程。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找來初三和高中的課本複習吧，其實不叫複習，我們根本沒學過，只能叫自學。
許多同學們去了延川縣城，集中在延川縣中學複習，學習，順便互學請教。我也搭車去了縣城，落腳點自然是縣城的文化館。延川縣城的文化館也很簡陋，臨街有一間閱覽室。院子裡北面有三孔大點的窯，東面有三孔小窯。
搭人家的車沒準點，車到縣城時已經半夜10點了。經人指點我推開伯梅住的窯門。伯梅原是北京八一學校的，在文安驛插隊。因為她寫了一篇跟著老農學耕地的“喜氣洋洋”的散文。谷溪看後讚賞有加。於是，她也被谷溪推薦到文化館，做文字編輯。
窯裡黑著，伯梅已經睡下了。聽見說有個知青要與她擠一下，她迷迷糊糊地支起半個身子，也沒點燈，就著窗外透進來的月光，便把自己的鋪位騰出來半邊，側過身接著睡。我匆匆扒掉外衣，就鑽進了她的暖烘烘的被窩，佔了她的半條褥子和半條被子。第二天早上，我們睜開眼轉過頭，方才看清對方，方才互道姓名，方才知道是誰與誰擠了一夜。這真應了天下知青是一家這句話。第一次相遇，伯梅大方的“知青共產主義”精神給我留下非常“姐們”的印象。從此我們的友誼持續了一生，直到現在。
左二：吳伯梅
縣文化館的美工侯老師，是西安美院油畫專業畢業的。他對我說：“要學油畫（西洋畫）最好上學，不，一定要去美院上學。因為油畫是外來的，不能自學。”不過那時我還沒準主意，只要能上大學，學不學美術沒關係。什麼專業倒沒關係。雖然當初在北京上清華附中時的夢想是當科學家，但到農村以後，發現文科更用得上，醫學更缺。如果我自己能選擇，學醫第一，學文第二。
不料一張招生小廣告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在縣文化館大門外的牆上，我無意發現了一張B5紙的招生廣告。那張紙可能已經貼了不少日子，發黃發皺，一個紙角被風掀起了半邊，搖搖欲墜地等著我。這是張陝西省藝術學校的招生廣告。上面說，為響應江青同志的指示（當時江青授意各地藝術院校降格合併）。西安美術學院和西安音樂學院合併為陝西省藝術學校......因為是中專，年齡限制在23歲。
我猶豫了，真心不想上中專。我從小學習好，本來一心是要上大學的。可是自初二輟學後我們已經多年沒學上了。我勸自己，只要有機會就先別挑啦。再一想，雖然是中專，那可是兩所正經的老牌的藝術大學合併的呀（迫不及待地補充一句：在我們這屆入學報到後一個月，西安美院與西安音院分開，恢復各自的名稱，所以我們得以屬美術學院的工農兵學生）。尤其是想到自己的年齡，“有棗沒棗”打一杆子吧。待我對著這片紙再仔細看後，心又涼了：截止日期正是今天。而我今天還站在延川的街上啊。
不知是哪根筋起了作用，我果斷地摘下這張“皇榜”。第二天一大早就坐上了從延川開往延安的長途車。中午時分到了延安，我按照廣告上的招生地址，找到一個小旅館。只見兩位老師坐在屋裡，一位瘦些高些，一位矮些胖些，我憑感覺就知道哪位是美術老師，哪位是音樂老師。還有一位工人師傅模樣的是工宣隊代表。
美院的吳老師說：“你來晚了，我們已經考完了。”
我雖然已經知道了截止的日期，可我還是跑來了。我的確看到桌子上放著一大摞考卷。那時我的臉上一定寫滿了失望，同時不甘心地、有點小賴皮地、不馬上就離開。
忽然，吳老師說：“既然這麼遠來了，就給你單獨加考一次吧。”這就是我想爭取的，自是喜出望外。吳老師擺了一組靜物：在木凳上鋪了一塊粗布，把他們正喝茶用的一把白色瓷茶壺拿來，又找到兩隻黑色的茶碗。然後遞給我一個夾著素描紙的畫夾和兩隻鉛筆，說：“兩個小時，你就在這畫一幅素描，我看著你畫。”吳老師這樣決定了。
我抱起畫夾就開畫。構圖、黑、白、灰素描關係，在中學的美術課上知道一點點。但此時全忘了，我想不起來任何有關的概念和規矩。見黑畫黑，見白留白，嚓嚓嚓地畫，膽子很大。兩個小時一下就過去了，吳老師看著表，收了我的卷子。
吳老師告訴我說：“延安地區美術專業就有三百名考生，而我們學校在延安只有5個名額。”我的心啊就像過山車，一會高一會低，一會熱一會涼，只收5名哪有我的戲呀？我問吳老師能不能看看那些卷子，考不上也學習一下唄。吳老師答應了。我翻著這些試卷，覺得真有畫得好的，訓練有素的小線條排列得整整齊齊的。這下我是真不抱希望了，說：“我肯定考不上，看人家畫得多好！”
吳老師說：“我寧願教像一張白紙，但感覺好的學生。不願意教半會不會的學生，許多毛病不好改。”又說：“明天我跟你去延川一趟吧。”
峰迴路轉，我真有些反應不過來了。吳老師為什麼跟我去延川啊？難道是他覺得我畫的還不錯，想錄取我？剛才，吳老師瞭解了我的情況，知道我這個北京知青已是縣文化館幹部了。複雜了。錄取這樣的學生需要得到縣裡的同意。唉唉，我要是普通知青就簡單得多。
1973年春在延安的大學招生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延川縣城的招待所裡住滿了招生的老師。他們來自北京的大學、西安的大學和延安的大學。從各個公社來參考的知青趕到縣城，已經被錄用為幹部的知青們也紛紛參加考試。延川縣城的街上突然間熱鬧起來，許多夾著課本的考生們來來往往。延川縣各個單位都為本單位的知青考生提供幫助，寫信推薦，大開綠燈。谷溪親自為通訊組的知青跑來跑地爭取上學名額。
從延安到延川有二百多里路。吳老師和我坐了一上午的長途車回到延川縣城。一下車就遇到火熱的招生場面。趁熱打鐵，我和吳老師馬上去見上級主管——縣文教局的副局長。
這位主管文化館的副科級的縣文教局副局長，平時最喜歡別人喊他的大姓加局長（去掉付字）。他有事沒事會來文化館轉悠，揹著手，揚著頭，一副居高臨下的樣子。見人說話連諷帶刺。我雖然十分不喜歡永平文化館的李館長“低三下四”地迎合群眾，更接受不了“擺譜兒”的。在北京越是大幹部越是平易近人，我是從小叫著他們叔叔伯伯長大的。
主管坐在辦公桌後，擺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樣子。我“躬立”在桌前，吳老師也沒被讓座。主管聽吳老師說話時眼皮都不抬，手托腮，眼珠子在桌子上繞圈。
“這哪行啊，這可是我們縣的美術人才呀，我們可不能放。”
“讓她去上學，上學後又都不回來了，那我們不是白培養她了？”
“這樣吧，您這位吳老師非要收她的話，就在這個考生的表格寫上一條：此人畢業後必須回延川，檔案不轉”。
我一聽情況不妙，心裡發涼，火往頭上頂。既然“必須”這“不讓”那，照往常我會扭頭就走。可這次我沒有輕舉妄動。我有一個疑問：作為管文化的，他是否有權扣押知青的檔案？我清清白白一個知青又不是勞改犯，組織部長也沒權利這樣做吧？但人不是什麼時候都有講理的機會的。我不敢跟他爭執。因為我明知自己是在“人家的屋簷下”。退一步想，我賭氣這學不上了，那也對不起吳老師呀。本來考這樣的美術學校。既不是我的初衷，也不是我首選的喜愛專業，可自從扯下那張廣告，我就走上了不歸路。已經“九九八十一難”了，現在這個頭我必須低呀。想當初在生產隊勞動時，我們是多麼盼著有機會能再上學。韶華易逝，我是賭不起的。我必須忍氣吞聲。
後來當我邁進西安美院的校園，投入新鮮的專業學習，與同學們沉浸在幸福的校園生活時，那個“魔咒”一直如影隨形。
當然，事情也可以反過來想。在延川凡考上大學的北京知青中“不轉檔案畢業後必須回延川”得到如此青睞和厚愛的，只我一人耳。
當我這個延川“奇缺”的人才，從美院畢業後又坐上了回陝北延川的火車和長途汽車，又拉著我的大木箱和行李捲，又回到永平文化館時，縣裡的知青或去工廠或上大學走的差不多了。伯梅的調令也來了。剛剛把歡送伯梅走，我就接到從永平文化館調縣文化館的通知。於是，如此，一呆又是數年。
我於1968年到延川插隊，離開時已是在延川的第10個年頭了。
201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