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國際關係的百年曆史反覆證明，博弈和鬥爭一直是傳統國家關係的主旋律。尤其是大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幾乎都是在衝突甚至戰爭中一路走來的。在此過程中，世界格局隨之發展變化。
美國學者諾曼·裡奇（Norman Rich）透過對拿破崙戰爭以來的大國關係史進行考察後斷言：“大國政策不僅決定了本國人民的福祉與不幸，同時也常常會影響到，而且一般是非常嚴重地影響到，世界上其他地區大多數人民的命運”。
換言之，任何一個大國的興起、發展、衰落、復興，都會伴隨著至始至終的鬥爭——已有的守成大國，絕不願意看到任何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
但凡事皆有兩面性。一個新興大國遭受守城大國的打壓，固然會加劇其崛起危機。但這也恰恰說明，新興國家的實力已經實現了質變。在與對手的拉鋸博弈，明爭暗鬥中走完崛起程序，是大國崛起的必由之路。
近些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敵意日益加深，並逐漸將中國認定為主要對手。但這些都只是中國復興崛起程序中的必然的“成長煩惱”。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在與美國的博弈鬥爭中，中國引領世界潮流，參與全球治理的經驗日漸成熟，中國的國運，已經悄然到來。
一、“懷璧其罪”——美國已經將中國視為主要的對手
西方人開啟的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將人類社會帶入了近代文明。所以，自近代以來的數百年間，西方一直是全世界的中心，廣大亞非拉國家則處於被西方剝削、奴役、壓迫的“邊緣地帶”。
但二戰之後，伴隨著西方內部一系列危機出現，東亞經濟開始以一種近乎奇蹟般的方式強勢崛起，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攀升。
與之對應，西方國家在全世界的戰略地位則相對下降。步入新世紀之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經濟體的增長勢頭更為迅猛，東亞作為世界三大中心之一的地位加速提升。
到了2020年，僅僅中日韓三個經濟體的經濟體量，已經佔到了全球經濟總量的25%，甚至略高於美國的24.4%，遠高於高於歐盟的17.8%（加上英國也僅為21%）。“東昇西落”和“東風壓倒西風”的客觀態勢，也催生了人類社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美國的恐慌。2011年前後，奧巴馬政府推動“重返亞太”。2017年特朗普上臺後，力推“印太戰略”。2021年，拜登政府進一步強化“印太戰略”，並加強東亞聯盟體系。
這一切，實際上就是東亞在美國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的戰略地位，大幅提升的具體表現。
百年疫情的爆發進一步加劇了“東昇西降”的勢頭。因為在疫情的防控和經濟復甦的“國際鬥爭舞臺上”，中美兩國同臺競技，美國幾乎是毫無還手之力地慘敗退場。
講求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國人民、識大體、顧大局、講規矩，我們的政府更是有權威、有膽識、有魄力。政府對疫情的良好防控，又反過來取得了人民的認可和接受。目前整個東亞（東盟+中日韓）新冠病毒感染者比例，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左右。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資料，在2020年的全球經濟衰退中，東亞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要比世界平均少下降2.3個百分點，而在2021年的全球經濟回升中，又要多增長2.6個百分點。這一點和疫情肆虐的歐美諸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伴隨著大國實力的迅速變化，美國對中國的敵視甚至仇恨程度日益加強，其對中國的打壓和遏制力度也不斷強化。其主要手段，就是在經濟層面大力推動自身和盟友與中國實現“脫鉤”，在全球產業鏈中推動“去中國化”。
按照美國的設想，既然中國的崛起主要依靠強大的經濟實力，而中國經濟力量的快速發展，又主要得益於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市場的繁榮活躍。
那麼，只要在經濟領域逼迫中國“退群”，重新構建一條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那麼中國經濟自然會“崩潰”，中國的崛起程序也會因此“中斷”。
為了達到這一邪惡目標，美國的卑劣手段主要有兩個。第一，強力推進“重返亞太”戰略和“印太戰略”。
在中國周邊，尤其是南海地區和印度洋地區煽風點火，挑起事端，不斷教唆印度、越南等相關國家與中國叫板，強化其東亞盟友與中國的政治安全對立，以“政治互疑”弱化“經濟互利”，以安全對抗阻撓經濟合作。
就是誘導，甚至脅迫其東亞盟國和“準盟國”，弱化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比如，美國當前就採取了各種措施，阻撓韓國和一些東盟國家在5G等高新科技領域與中國合作。在這各方面，一向品行低劣的日本可謂是馬前卒、急先鋒。
日本政府在美國的授意下，出臺了專業法律，為許多科技企業提供大額補貼，鼓勵其撤離中國，回到國內或者轉向越南、泰國等第三國。
在近年日本企業的對外投資結構中，一度就出現了對華投資佔比快速下降，對東盟投資佔比急劇攀升的勢頭。在其對外貿易佈局中，也顯現一定程度的“去中國化”趨向。
二、“共克時艱”——美國的敵視打壓進一步凸顯了中國優勢
美國的一系列無節操舉動，給中國經濟造成了一系列困境。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資訊化，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國家人為造出來的，更不可能被美國人的霸權意志所左右。
美國進行了的這一系列敵對和打擊舉措，非但沒有擊垮中國經濟，反而提供了一種“倒逼機制”。在推動中國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同時，也進一步凝聚了人心，凸顯了中國的制度優勢、道路優勢，增強了中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具體來看，此一輪的對華博弈，從多個側面，驗證了中國實現國家崛起，追求世界大同的巨大優勢。
首先，5000年文明史鍛造錘鍊出來的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堅定意志。
中國崛起的基礎是5000多年之久的文明史。作為世界上唯一完整儲存古典文明，並持續發展至今的國家，中國人不信邪、不信命、不懼艱險、不畏強暴——意外葬身東海？那就化為青鳥銜石填平它；烈日當頭曝曬？那就張弓搭箭親手射下它；敵人擾我華夏？
那就鐵馬冰河千里遠征消滅它！歷史的經驗不斷告訴我們，只要我們國人團結一心，就一定可以戰勝一切艱險，就能夠無往而不勝。而崛起，就是堅韌頑強之中國的國運。
其次，中國共產黨的堅定領導，是我們民族精誠團結、一往無前的最根本保障。美國實現崛起的基礎，是得益於得天獨厚的，“瀕臨兩大洋，周邊無強敵”的地理位置，和美洲新大陸絕佳的資源稟賦。僅僅是人均耕地面積，美國就是中國的30多倍。
所以，美國可以靠著者所謂“自由”而鬆散的政府體制，在資源極其寬裕的條件下實現崛起。美國實行的“三權制衡、兩黨輪替”的聯邦制國家體制，是18世紀西方政治學理論的完整模板。
近年來，這套曾經給美國帶來輝煌的制度，也因為美國政客的因循守舊，胡作非為，而逐漸失靈，越來越不能適應21世紀的世界變化。而中國擁有14億人口，各種資源人均之後，幾乎達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因此，在各種資源都極其有限的情況下，必須用高度集中的組織機構來控制、管理和分配資源，才能集中力量推著國家向前發展。總之，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地位，和中國製度的歷史傳承，是理解中國具有極強抗風險、抗打壓能力的關鍵。
美國人的打壓，和中國共產黨的有力反擊，無疑會進一步強化民眾對黨的信任和擁護。只要“主心骨”不倒，中國何懼打壓遏制？
再次，中國人民勇於探索，敢於創新，樂於風險的精神，將在“國運之爭”中進一步發揚光大。1978年，在我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理念的號召之下，中國人民大膽改革創新，進行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壯舉，成為改變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
到了20世紀90年代，面對國際經濟和政治形勢的新變化，中國人探索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偉大理念，引領中國經濟突出重圍。進入新世紀之後，以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契機，中國積極主動採取措施，
逐步融入全球化和世界市場體系。黨的十八大之後，我們繼續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各種體制機制。面對百年變局的影響和美國的打壓，我們又審時度勢提出了經濟發展“雙迴圈”理念，和透過“一帶一路”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的偉大倡議。
因此說，中國崛起的過程就是不斷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美國的打壓措施無論多麼囂張、殘酷，勇於創新的中國人，總能在實踐中找到化解之道。逆境之中，我們國家的發展也必將越挫越勇。
一言蔽之，如今的中國經過數十年的發展錘鍊，在經濟發展、治國理政、對外關係等方面，已經成熟完善，我們的實力更是今非昔比。
任何企圖羈絆中國發展的人或者國家，都會被無情地碾過。一切的磨難只會讓我們更加堅韌成熟，所有的打壓遏制也只能讓我們更加精誠團結。我們民族復興的偉大國運，終將在各種博弈中，最終實現。
一個太平洋足夠大，完全可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的發展，中國始終願意與美國和平共處，中美之間也不應該是此消彼長，你死我亡的關係，祈願美國及早頓悟。
三、“作繭自縛”——美國的瘋狂反華進一步提升了中國國際地位
出乎美國意料的是，美國的瘋狂反華，凸顯了中國在全球經濟領域無可比擬的優勢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客觀上加快了中國的崛起程序。
首先，多年來美國經濟已經高度金融化、泡沫化，他們把中低端製造、醫藥衛生等勞動力要求高，利潤率低的產業轉移到了國外。因而疫情突然爆發之後，美國因為缺乏抗疫物資而自顧不暇。-中國則憑藉著強大的製造業基礎和地理位置優勢，迅速取代美國，成為絕大部分東亞經濟體的第一大出口物件國。無論美國如何脅迫，東亞國家經濟體不可能和中國“脫鉤”，因為離開了中國物資（包括抗疫物資）和市場，很多國家經濟將陷入絕境。
比如，日本花了不少錢，忽悠本國企業撤離中國到東南亞。儘管東南亞國家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但東盟十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法律法規完善程度、勞動力質量、營商環境，都與中國存在局大差距。
比如，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的比較優勢，是豐富且吃苦耐勞的勞動力資源。
經過四十餘年的發展，中國經歷了數次產業轉型，騰籠換鳥，正在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結構升級的中國，依然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
經過高等教育培訓但成本相對較低的人力資源，再加上人工智慧資源的補充，中國仍將是世界上人力資源優勢領先的國家。一些搬到東南亞的日企，就因為缺乏有效的高質量勞動力供應，發展舉步維艱。
美國用鮮活的事例，“幫助”中國驗證了一個事實：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可預見期內，無可比擬，不可取代，離開中國談經濟全球化，無異於“痴人說夢”。
不僅如此，在疫情期間，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大力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全面合作，深化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極大改善了周邊環境。RCEP的成功簽署和全面實施，為中國發展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經貿關係創造了更加有利條件。
另外，迄今為止，中國已經向東盟國家供應了將近兩億劑次的疫苗，並無償援助了大批抗疫物資。雙方還啟動中國—東盟公共衛生合作倡議，不斷完善“中國—東盟疫苗之友”平臺，促進疫苗政策溝通和資訊分享。
東南亞知名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的民調資料顯示，44.2%的東盟民眾認為中國是為東盟抗擊新冠疫情幫助最大的國家，其其比例遠高於日本、歐盟和美國。
再從全球範圍來看，與中國的貿易戰已經造成美國國內深刻的經濟危機，這將會給世界經濟造成災難。早在2018年，一些清醒的美國智庫就警告道，中美兩國的貿易戰至少會導致美國喪失20萬個就業崗位。
但後來的實踐證明，該智庫的預測似乎過於樂觀了。僅僅2019年，美國因為貿易戰而減少的就業崗位就高達25萬個，同時美國的GDP也折損了至少1000億美元。
就在2021年的4月份，40多位美國國會議員和300多家美國企業聯合向拜登政府警示道，美國不合理的貿易壁壘，正在不斷推高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水平，美國企業因為貿易戰而蒸發的市值，至少有1.7萬億美元。
“如果拜登繼續冥頑不化，2022年美國人將會再失去70萬個就業崗位，每個美國家庭的實際收入將減少6400美元”。
這一切都是美國人作繭自縛，但經濟已經高度空心化、虛擬化的美國，要想醫治經濟創傷，只能進一步依靠美國霸權，繼續收割世界經濟，世界經濟形勢也會更動盪，貨幣危機會加劇。
因此，廣大發展中國家要想規避這種危機，只有不斷加強制造業尤其高階的發展。因為出口原材料的發展模式，特別容易受到美元體系的影響，特別容易被美國等發達國家剝削。而放眼世界有能力、有意願在製造業發展領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幫助的只有中國。
與中國加強合作，共建“一帶一路”，成了自然而然的必然選擇。
所謂國運，絕非是“上天註定”的好運。而是自己抓住時機，作了正確的決策。而對手則誤判形勢，作做出了錯誤的決策。美國“疑神疑鬼”地擔心霸權地位受損，不顧國際道義瘋狂打壓中國，不僅沒有達到孤立中國的目的，反而讓全世界人民越發認清了其邪惡本質。
而中國卻始終站在全人類利益的高度，聯合朋友，有理、有力、有節地與之鬥爭。高下對比之後，中國與世界各國尤其發展中國家的友好關係，進一步得到了強化。
四、結束語
我泱泱中華民族，歷經艱難險阻而聖火不絕，飽受動亂摧殘而鳳凰涅槃。我們所依靠的，就是人民在千年歷史中鍛造出來的，不屈不撓，不怕打擊，勇於鬥爭的精神氣概。
這種精神氣概，又是靠著無數仁人志士和平民大眾，對腳下這篇熱土的摯愛和信念，自覺地付出與奉獻，來維持前行的。 換言之，國家繁盛，民族復興的大業，萬世矚目，百年傳承，無數優秀的中華兒女為之奮鬥不息。
即便在國內羸弱，生存存亡之際，我們也沒有向日寇和其它內外反動派低過頭。時至今日，在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上奮勇狂奔的中華民族，更是不會懼怕任何敵對和遏制。
自從關係正常化之後，中美之間曾在反對蘇聯擴張等方面有過共同利益。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以一種全新的姿態，積極主動地融入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中美經濟交往日益深入而密切。克林頓政府甚至一度將中國認定為“利益攸關者”。
“911”恐怖襲擊之後，美國將其戰略重心轉移至打恐反恐，中美在反恐問題上立場一致。在經貿關係“壓艙石”的錨定之下，中美關係經歷了一段平穩發展期。但隨著中國實力的日益強盛，美國的戰略焦慮感日益強烈起來。
儘管中國一再強調，我們的發展絕不挑戰和威脅任何國家，我們堅定維護現有的國際體系。但視霸權如生命的美國，決不允許任何國家有挑戰其霸權地位的實力。近年來，美國開始毫不避諱地將中國視為最大敵手，並聯合一幫盟友僕從，對中國進行瘋狂遏制打壓。
但敵人越是歇斯底里，越是說明其氣數已盡——最後的掙扎，往往也是末日的狂歡。只要我們中國堅定初心，穩住陣腳，順勢而為，步步為營，民族復興的光輝前景為時不遠。
到那時，美國荼毒世界的邪惡霸權終將被歷史和時代拋棄，“天下昭明，萬邦協和”的美好世界終將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