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無字書”,這是毛主席“讀書哲學”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一般來說,我們要讀書都會想到讀有字的書。似乎只有這種書讀多了,才會成為有學問的人,才會變成文化人。
在孔子之前,讀書是貴族才有的權力。孔子之後,有教無類,普通平民也有機會讀書了,但是讀書的機會還是太少。在那個時候讀書是一種身份的象徵,人們對讀書基本上都是很推崇的。
像唐朝就有“不得進士者,終不為美”的說法,其實也反映了唐人對做“有字書”學問的推崇。到了宋朝就更厲害了,朝野一度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言論,在這種環境之下,人們一說到做學問,就會想到要讀“有字書”。
可是,物極必反,當人們將這種讀“有字書”的風氣發揮到極致的時候,往往就會發現一些問題。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百無一用是書生“之類的說法,就是對這種極致的“逆反”。
於是在主流觀點之外就慢慢衍生出另外一種觀點:讀無字書。可是這種觀點只能是以非主流的狀態存在。因為提倡的本來不算太多,踐行的其實也就更少了。當時只能說是開風氣之先,而不能說是形成一股大的潮流。
到了毛主席的時候,他繼承和發揚了古人中這種讀“無字書”的優良風尚,明確提出“社會上的一切也是書”的理念,並要求大家讀好這本“無字書”。對於此,毛主席是知行合一的典範,並且帶動一大批人。
早年間,毛主席就有從“萬事萬物中學習之”的課堂筆記。
稍後,他便和好友蕭子升搞了個“九百里一月窮遊”的旅行,他們不帶一分錢,硬是靠著給別人寫對聯等方式來解決吃住問題,從而在一個月間,完成了對湖南幾個縣的旅行,這次旅行使他對當地的風俗、地理等情況都有了個可觀的認識,這就是他踐行讀社會這種無字書的起點。
再後來,這種情況就變得普遍了,在新民學會成立前夕,他還和另外一位好友蔡和森完成了一次沿著洞庭湖周邊幾縣的旅行。
在踐行這種理念的過程中,毛主席可以說是受益匪淺。參加革命後,他遇到過很多高材生,書本知識講得呱呱叫,但是都是亂放炮,於現實無益。
而他則透過具體的社會調查,掌握了很多有關社會情況的一手資料,使他能夠站得更高,看得更遠,並且還留下了一批經典文獻,像《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等等文章不僅為當時的革命鬥爭提供了理論支援,還為後世人們更直觀地瞭解那段歷史打下了基礎。
到了延安以後,毛主席還專門號召大家去讀無字書,說“有字的講義是書,社會上的一切也是書”,讓年輕的知識分子們開闊了視野,自覺地從課堂走向鄉間,去研究最生動最切實的學問,為中國的革命事業助力。
這樣的眼光是別人少有的。
毛岸英從蘇聯回國後,毛主席給了他一個任務,那就是去上“農業大學”,跟著一位農民大伯學習種地,接觸中國的農村,瞭解農業和農民。
毛主席和毛岸英
農業學大寨那會,毛主席又慧眼識才,把陳永貴這個農民中的“學問家”給提拔到高位,在全國掀起了農業上的“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高潮。
這一切都反映了毛主席對讀“無字書”的重視。
當然,毛主席強調要讀無字書,並不是說輕視讀“有字書”,恰恰相反,他非常重視讀有字書,他鼓勵工農幹部多學文化,號召大家學習理論知識,並說黨內如果有100到200個真正懂馬克思的理論家,那麼對革命事業將會大大有利。
說白了,他是在大家不重視無字書的時候,提醒大家,要重視起來,實質上是要大家把書本上的學問和社會中學問有機地結合起來,這就叫理論聯絡實際。
從根本上來說,“有字書”只是人們對於宇宙間一部分事物的認識總結,而“無字書”則是就宇宙間的萬事萬物而言的。“有字書”本身也是來源於“無字書”,最終還是要運用到“無字書”中,去繼續研究“無字書”。只有讀懂“無字書”才是學問最終的歸宿,而“有字書”只是學問森林中的一片樹林而已。
這也是毛主席為什麼要說掌握了書本知識還不能叫做完全的知識分子的原因,只有將書本知識和生活實踐結合起來,有了自己的心得體會,這才叫完全的知識分子。
一個真正愛好讀書的人,讀到最後,或許就會意識到那句話“紙上得來終覺淺,覺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
一個真正愛好讀書的人,讀到最後,如果還是停留在對讀書本知識的迷戀上,那麼他就不能算作一個真正愛讀書的人。讀書的至高境界,就是喜歡上讀社會這本“無字書”,讓有讀字書成為其中的一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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