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論語》
平凡人的最大缺點，是常常覺得自己比別人高明。
——（美）富蘭克林
人類本性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傾向，這傾向就是你習慣地自以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那麼你必是那樣的人。
——（美）愛默生
《論語》一書，是中國古代儒家文化的重要源泉，現今我們很多道德倫理、人生情趣和精神底蘊，都與之有著基因傳承的關係。在增強和踐行文化自信中，有必要探究文化基因的精髓，知道我們中國人的生命意義所在，人生志趣和人格理想為何，做一名中國人意味著什麼。
人生的修為之境，達致仁愛之大德，要以無私為前提；達致智之真得，要以無蔽為前提。無私非即是仁道，但仁德必是無私之公，大公無私；無蔽非即是智，然智必得無蔽之明，豁達通明。
在仁與智的人生修為上，孔子以自身的深厚學思閱歷和精神底蘊，告訴了我們達致人生仁且智價值目標的前提基礎和修為工夫。在“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的修為工夫中，“克己”既是“復禮”的基礎，又是成仁的前提。
“克己”之修為工夫，既然於人生價值和意義甚大，則就有必要探究“克己”的價值意蘊和深刻內涵。這一問題的答案，就體現在“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的論說中。
這裡的“絕”者，是杜絕、戒絕和根絕之義，意味著徹底的摒棄、絕棄。“毋”者，是不要有、不得有和必不有的意思，意味著自覺地節制、剋制和捨去。
“毋意”修為，旨在去己之私意而誠其意。
“毋意”之“意”，乃是私意或不良的情意。有私意，就會任意和自欺，而不能誠其意。意之為狀，不可勝窮。或為誠或為偽，或為公或為私，或有利或有害，或為當或為否，或是本或是末，不可得而盡其數。
從本性善、本性真上言，人的本心與情意二者未始不一，而有私蔽方使之不一。一則為本心之良，二則為私意之偽；直性則為本心之善，支離則為刻意之鑿；通達於是非則為本心之正，蔽塞狹隘則為妄意之邪。“毋意”則無私，無私而大公，“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
意之誠者，“由仁義行”（《孟子·離婁下》），必然無私意；而“行於仁義”，就是有所計較、臆度的私意。聖賢之“毋意”，就在達致真誠之至、仁愛之純，而無計較、貪圖之私。
心、意、志和性情，四者精神內涵接近，而可相互舉說。舉吾情之喜怒哀樂，若能誠其意而不自欺，裕其必發，達其必行，節其必止，自能“從心所欲而不逾矩”（《論語·為政》），無非道義之行。
在人生誠意正心的修為上，若能真心實意，則心意必然真慤；若能誠心誠意，則心意必然無偽；若能一心一意，則心意必然懇切；若能全心全意，則心意必然專注。
“毋必”修為，旨在去己之固執而必於義。
“毋必”之人生修為，就在於不專必而固執，不絕對肯定，不輕易下結論，不自以為是。堅守“義之與比”（《論語·里仁》）的信念，雖是無適無莫，然也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離婁下》）。固執於必，而不能靈活變通，就是剛愎自用。
“毋必”之“必”，也是心意之必的意旨，意味著人生念識和心意上必如此或必不如彼，必欲如彼或必不欲如此。斷斷必必，自離於義，則必失其時措之宜。大道無方，奚可定執？必信必果，無義不可。
君子之道，是有必不為，無必為。必不為者，在於求諸己由我裁斷而肯定不為，非在於假藉權勢以迫人必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此亦即是“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中庸》）的價值意旨。我不欲人強加諸我，吾也無強加於人。
君子之所必為，是進之必以禮，得之必以義，“居易以俟命”（《中庸》）。進之以禮，則無非循禮之進，而非是無故的必進；得之以義，則無非由義之得，而非是無理的必得。
人生的禍福吉凶，或有命數，故不求其必；人生的盡心儘性，“致命遂志”（《易·困卦·大象》），則是無非必然之功為。循道而必為，則是“惟道是從”（《老子》）的一貫於道。
小人之道，是有必為，無必不為。必為者，在於求諸人，而強物以從我，令人必從己。欲有為，則是喜怒橫行而乘勢以逞，故有大不韙之事。小人無有必不為的“毋必”，則是“行險以徼倖”（《中庸》），喜怒好惡無常，肆無忌憚。
“毋固”修為，旨在去己執迷之固而固於道。
“毋固”之“固”，是心識、情意上的主觀固執、執滯不化和故步自封。從主觀固執上言，是痴迷而不知反，如戀愛上的失去理智；從執滯不化上言，是偏執而不反省，如習俗的陳規陋習；從故步自封上言，是自察而自以為好，如思想學說上的固執己見。
固執而不能通明，便成為心識之蔽障。或為文字之障，桎梏於陳舊之窠臼；或有事業之障，如固守一業而不能相通；或有聲華之障，如追逐名利而不能解脫；或有格式之障，如陷入形式主義而脫離實際；或有道義之障，如捨本逐末而背離初衷。
人若是自固，往往自以為是，而拘泥固執，剛愎自用。 “毋固”之修為，乃針對心識的臆斷、剛愎而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執一而無權的固執，害道更甚。
聖賢的“毋固”，體現在出處語默上是唯義所在，無可無不可；體現在施為舉措上是“不可為典要”（《易·繫辭下》），而能“唯變所適”。固執而不能變通，其道必窮；固執而不能順化，其道不適。“宗原應變，曲得其宜”（《荀子·非十二子》），就在於“毋固”而權宜。
“毋我”修為，旨在去其小我而成就大我。
“毋我”之“我”，是私己之小我。人一有私我之雜念，則必以私小而害大公。有我之自私，則割離於人，不能人我一體，視人若我。人與我有間，便不能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聖人之所以能夠“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禮記·禮運》），就在於“必知其情，闢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達致這一大我的人格境界。
通人我之情，是“必知其情”。在《易傳》看來，只有“通天下之志”（《繫辭上》）和“類萬物之情”（《繫辭下》），方能達致情之通。通人我之利，見利思義，達致各得其利之宜，便是“闢於其義，明於其利”。
憂民之所憂，則可以“達於其患”。“舜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孟子·離婁下》）見人有溺、有飢而視為我之所致，便能有不忍人的仁愛之心，博施濟眾的大我之心。
聖人“毋我”之弘，乃是備天下於我，而不見私我於天下。知我之性容納天下，乃可以知聖人之“毋我”。大人所存，必以天下為度。“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聖人之推恩，旨在實踐大我之精神追求，達致博愛天下而後已。
聖賢之“毋我”，乃是見我也大，用我也弘。藉由“毋我”之修為，就能盡吾之生，竭吾之才，效其所知，而又不私其所能，故能達致“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人生境界。
無私無蔽，就能大公無偏而豁達通明。
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絕四”價值意旨，既是絕棄自私而達致無私，又是捨棄鑿智而達致無蔽。無私無蔽，彰顯了仁、智一體的思維意旨。意、必、固、我的私蔽一去，則廓然大公，鑑識而通明。
從克己之私上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在於克己情慾之私，而達致“容乃公”（《老子》）。聖人仁愛大公，固是無意、必、固、我之私。意、必、固、我有其一之存，便非能有誠之公明。四者盡去，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從克去識蔽上言，是“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荀子·解蔽》）人之為蔽者，“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遮蔽則不明，偏執則不公。
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能無私、無執而兼陳萬物，以使眾異不得相蔽而亂其倫。這一解蔽的修為工夫，就是“虛壹而靜”的“大清明”。聖人豁達通明，固是無意、必、固、我之鑿識，而以天下為天下。
在意、必、固、我之間的關係上，四者相為始終，乃是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意起我立，則心識必固塞，而始喪其明，始失其靈。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
絕止心意、智識之通病，大略就在“四毋”之修為工夫。人若喜動喜進，喜作喜有，偏執迷執，則不墮於意而墮於必，不墮於固而墮於我。墮於四者之中，則不勝其多。先聖隨人之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固有“四毋”的身教示範。
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修為之教，給予我們的人生價值啟示是：
人生最大的清醒，是反省自身是否自以為是。“平凡人的最大缺點，是常常覺得自己比別人高明。”（美國 富蘭克林）自恃高明，便必有意、必、固、我之私蔽和弊患。
人生最大的明智，是反思反省習慣性格。“人類本性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傾向，這傾向就是你習慣地自以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那麼你必是那樣的人。”（美國愛默生）偏執習慣、性格一旦形成，根深蒂固，就會成為自私自利、自專自愎之人。
中華文明五千年，歷經滄桑而綿延不絕，已充分證明中華傳統文化的頑強生命力，和迎接各種挑戰的開拓能力。這一文化內涵，既本自“學·思·觀”的探求真理而來，又呈現著“學·思·觀”的理性自覺和開放思維。讓我們齊心協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時代洪流之中，為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冷靜的思考，清醒的應對，果敢的鬥爭，無愧的付出。堅信“文化自信”，踐行“文化自信”，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實現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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