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繼畬（yu）是清朝的官，沒有去過美國，但是他的碑文被砌刻在華盛頓紀念塔上。
他忠心耿耿地為三任皇帝服務，但也曾大力讚揚美國的民主制度。
他學識淵博，眼界開闊，為人正派，勤奮務實，是那個時代思想較為開放的朝廷大員之一，只不過歷史前進的腳步比他的思想步伐慢了一拍。
青年有為 開眼見世界
徐繼畬生於乾隆六十年（1795年），山西人，父親是個不大不小的官。少年時代，他父親去北京朝廷當公務員，他隨著一起在那裡唸書，獲得了良好的學習環境。他自己比較好學，而且得到過名師高鶚（《紅樓夢》後四十回的作者）的指點，學業突飛猛進。19歲那年考中舉人，具備了當官的資格。
徐繼畬
道光六年（1826年），徐繼畬考中進士，據說成績第一，然後被選拔為中央秘書處儲備幹部（翰林院庶吉士，負責為皇帝講課、寫詔書等，是為有學識、有潛力的高階幹部人才提供的臨時職位）。
道光十年（1830年），徐繼畬正式成為秘書處的一名秘書（翰林院編修）。因為工作表現好，兩年後去了陝西，代表中央負責巡視工作（陝西道監察御史）。任職期間，徐繼畬剛正不阿，嫉惡如仇，敢於同貪汙腐敗行為作鬥爭，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賞識。後來皇帝親自召見了他，和他一起談論時事政治。
據說，在談話期間，徐繼畬幾乎化身為“大清時事百科全書”+“政府行政知識寶典”，令道光皇帝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以至於感覺人生如此美好，幸福得想要哭出來（“與談時事，至為流涕”）。
道光皇帝
道光十六年（1836年），在皇帝的器重下，徐繼畬有了正式的機會到地方艱苦地區進行鍛鍊，起點是廣西潯州知府。他也很好地接受了磨練，積累了閱歷和資歷，後來又在福建擔任過地區級官員（道臺，比省級高官“巡撫”低一級）。
在福建任職期間，沿海地區的鴉片問題已經很嚴重了。這時候，作為欽差大臣的林則徐已經開始到廣州收拾鴉片販子和英國鬼子了。而徐繼畬只是基層地方官，雖然他也看不慣鴉片對國人的危害，但是因為自身權力有限，管不了那麼多事，所以只能寫一篇抨擊性的文章來表達禁菸的觀點（《禁鴉片論》）。
徐繼畬
後來因為林則徐的禁菸，英國人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這讓徐繼畬也有了施展拳腳的機會。
那時，廣東、福建沿海都在英國人的侵擾範圍之內。徐繼畬這時擔任福建漳州地區的代理道臺，距離戰況較為激烈的廈門很近。他督促轄區軍民積極備戰，時刻警惕。
後來廈門被英軍攻陷，鬼子開著軍艦也來到了他轄區內的海澄縣，想要把這裡也劫掠一番。徐繼畬親自前往督戰，並做好了殉國的準備。不過，因為前期準備工作做得好，且現場指揮得當，加上當時趕上了退潮期，導致英國鬼子的軍艦無法靠近，因此受到的攻擊不算太猛烈。後來，佔不到便宜的英國人選擇轉頭離開。
儘管城池守住了，但參與前線戰鬥的徐繼畬還是後怕連連。因為他親眼見識了英國人軍艦和大炮的威力，那是絕對超越大清朝軍備的先進武器。
此時，雖然徐繼畬負責守衛的城牆沒有被英國人的大炮轟塌，但他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卻被英國人的大炮炸出了一個“大口子”。
壯年奮進 著書醒世人
鴉片戰爭前後，徐繼畬表現出色，短期內被皇帝和朝廷幾度提拔。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任福建省省長（福建布政使），並重點在廈門地區幫抓工作。
這時，廈門已經是《南京條約》裡規定的通商口岸之一，洋人們很快湧進這裡做生意、設產業。因為徐繼畬在福建任職期間也經常與洋人打交道，所以朝廷特意讓他在這裡兼任處理“通商”事務。
那個時候，除了廣州這個地方之外（鴉片戰爭以前清朝唯一的對外開放口岸），清朝皇帝和中央朝廷根本沒有什麼對外開放的經驗。要不是英國鬼子的軍艦和大炮太厲害，大清國可能還會繼續閉關鎖國，根本“不屑於”跟外國人做生意。但是現在沒辦法，打不過人家，被人家強迫著開放了幾個沿海城市。皇帝和朝廷不會“放下架子”跟外商直接交流，所以就委派地方官員負責處理這些事。徐繼畬就是接手這一重任的地方官之一。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繼畬被提拔赴任之前，再次被皇帝召見。這次皇帝詢問他這幾年在福建跟洋人打交道的情況，徐繼畬如實交代，不僅說得具體形象，而且分析地深入合理。皇帝聽得意猶未盡，因此給徐繼畬佈置了任務：到新崗位任職之後，要把關於洋人世界的東西整理一下，寫成參考材料交給朕審閱。
徐繼畬
到了新崗位後，徐繼畬依然是幹一行愛一行。由於皇命在身，加上他在鴉片戰爭期間所受到的震撼，使得他在任期間積極地去了解外面世界的大事小事。
因為工作上的便利，徐繼畬有機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洋人，主要以外交官、生意人、傳教士為主。他跟一個來自美國的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關係不錯，兩人經常在一塊喝茶吃飯。透過雅裨理，徐繼畬瞭解了很多關於歐美的地理和歷史知識，算是掌握了入門資源。
後來，徐繼畬又結識了另一位美國傳教士甘明和兩位英國外交官李泰國（G.T.Lay）、阿李國（R.Alcock）。透過這些人，徐繼畬瞭解了更多西方的歷史文化知識以及先進的科技前沿知識，激起了他對海外世界更加強烈的探索慾望。
可惜，在那個年代，作為朝廷命官的徐繼畬無法獲得出國考察的機會，而身邊又沒有報紙雜誌和電視廣播。所以，對世界的探索只能寄希望於洋人們的嘴。
利用公務之便，每當徐繼畬遇見一個洋人，就會仔細地詢問海外的各種事情，無論大大小小都感興趣。難能可貴的是，徐繼畬還會對洋人們的說法進行認真比對，經過一番考證後再吸取其中更可靠的內容。透過詢問、思考和整理，徐繼畬把工作之外的時間用在了撰寫他的傳世名作《瀛寰志略》上面。
這期間，徐繼畬依舊因為工作上的兢兢業業得到了朝廷的認可，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升任福建巡撫，成為省級軍政一把手。後來又兼職閩浙巡撫，同時管轄浙江事務。
經過5年的努力，擔任地方大員的徐繼畬不僅鍛鍊了能力、開闊了眼界，而且終於把《瀛寰志略》完成（1848年）。這本書的文稿被他反覆修改多次，系統集成了這5年來他蒐集和校正的海外知識，展現了他超越時代的價值認識。
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絕對是那個年代的“異書”，如果當時的文人士大夫說它是“禁書”，也不為過。書中明確指出：大清國的確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也僅僅是這個世界上眾多的國家中的一個而已，既不能說是“中心”，也不能說是“天朝”。另外，書裡還大筆墨地介紹歐美各個國家的歷史沿革、民主政治、文化風俗等，尤其是介紹了“投票選舉”和“三權分立”的美國式民主。這可是當時的任何一箇中國人想都不敢想的東西。
《瀛寰志略》無疑受到了極大的爭議，朝野上下絕大多數讀書人是無法接受書裡的“世界觀”的（有很少一部分有志之士對它高度讚揚）。這點不難理解。因此，書籍出版不久就被封殺。不過，這本書並沒有給徐繼畬帶來太大的危害，倒是有另一件事讓他一度受挫。
忠心遭誤 革職退朝堂
道光三十年（1850年），“神光寺案”引發朝野關注。
當年，根據《南京條約》，福州作為通商口岸之一，允許英國設立領事館。時任福建巡撫的徐繼畬同意英國外交人員按條約規定進入福州城裡居住，但堅決禁止其他人員入城。
後來，一名英國傳教士和英國醫生得到了侯官縣縣令（侯官縣是舊地名，屬於福州城直轄縣）的私自批准，擅自進入福州城內的神光寺居住。徐繼畬得知以後，痛罵縣令，同時要求兩名英國人趕緊離開福州城。
兩個英國人不同意，他們拿出縣令的批文，聲稱這是官方同意的，為啥不行？於是，事情就僵住了。
這個時候，有一位重要人物牽涉進這件事當中，就是當時被罷官在家的林則徐（老家就是侯官縣）。
林則徐
林則徐當年在廣州禁鴉片的時候對待洋人很剛硬，結果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人要求戰敗的清政府無論如何要把林則徐教訓一下。於是，林則徐被罷官免職回到老家侯官縣。遇到這種事，他心裡自然更加痛恨洋人。
這回，林則徐聽說有兩個洋鬼子違反規定跑到福州城內，而且還豪橫地不得了，官府讓他們走他們都不聽。於是，懷著新仇舊恨的林則徐找到老家的一些痛恨洋鬼子的紳士名流，一起給徐繼畬寫信，要求他“務必採取強硬手段”把洋人攆走。如果對方賴著不走，可以在寺廟門口組織“軍事演習”進行威懾。
林則徐那時雖然罷官在家，但是在朝野上下還是有一定威望的。林則徐是個清官，地方老百姓都很尊敬和支援他，因此他的說法也得到很多老百姓的支援，畢竟很多人都不喜歡洋鬼子。有些老百姓甚至表示：自己可以親自到寺廟裡把洋鬼子揪出來弄死。有的人甚至已經掄著傢伙事兒在附近轉悠了。
徐繼畬跟洋人打交道很久了，他了解國際“叢林法則”。如果這次他跟著林則徐和老百姓一起“收拾”這兩個英國鬼子，很大的機率會把事情演變成國際糾紛。英國人巴不得利用這種事再過來敲詐大清國一筆，到時候沒準又得動刀動槍幹一仗，而且徐繼畬很清楚：大清國根本幹不過英國。
因此，徐繼畬沒有同意林則徐那幫人的“強硬”建議，他主張和平解決。不過，既然兩個英國人死活不願意離開，他乾脆假裝“強硬”，專門派一幫兵丁在神光寺周圍“巡防”。這樣既可以盯住英國人，又可以防止老百姓“一時衝動”做了傻事。並且，徐繼畬看到英國人住的地方很簡陋，便嚴令任何人不得修繕寺廟的房屋。結果，很快到了雨季，兩個英國人睡覺的地方經常被淋得十分“酸爽”。他倆受不了，但又找不到人來修繕屋頂，於是無奈之下主動捲鋪蓋走人。“神光寺案”就此完結。
雖然徐繼畬的做法費了點時間和精力（英國人在這住了好幾個月），但好歹和平解決，沒有鬧出流血事件和國際糾紛。不過，林則徐和當地仇視洋人的官紳百姓們卻不太滿意，認為這種做法過於“軟弱無能”。結果就是林則徐給京城的老同事們說了這事，讓他們上書彈劾徐繼畬。
當時，道光皇帝已經駕崩，剛剛即位的咸豐皇帝氣勢正盛，想要有一番作為。聽說徐繼畬身為朝廷地方大員，竟然對兩個洋人“示弱”，自然不太高興。於是，徐繼畬被免職（1851年）。免職前，咸豐皇帝把徐繼畬叫到北京，當面詢問他“神光寺案”的情況，徐繼畬如實回答。咸豐皇帝聽了之後，反而理解了徐繼畬的苦衷。不過，朝野上下的反對聲實在太激烈，因此皇帝只能表示：朕也沒辦法，愛卿就忍忍吧。
咸豐皇帝
其實，徐繼畬和林則徐兩人的初衷都是好的，都想為大清國做好事。只不過，兩人看重的策略不同：林則徐看不慣洋人欺負自己的國家，希望民族團結一致強硬對外；徐繼畬則深知中外差距之大，不想在我方處於弱勢的時候無端地惹是生非。
孰是孰非，真不好下定論。
晚年返仕 光陰已不足
罷官免職之後，徐繼畬回到山西老家。這時又趕上捻軍起義和少數民族叛亂，他便積極協助地方政府搞團練，阻擋亂軍的侵擾，得到了地方各級官員的稱讚。
超山書院徐繼畬雕像
後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徐繼畬在地方院校（平遙超山書院）潛心教書，閒暇之餘寫寫文章。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洋務運動在全國興起，徐繼畬當年讚頌的先進價值觀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援，他本人也被朝廷重新起用，並在恭親王奕訢領導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職，負責通商事務。第二年，總理衙門把《瀛寰志略》重新印刷出版，受到洋務運動派和開明知識分子的高度讚譽。
同治六年（1867年），徐繼畬被任命為中國第一所現代化高校——同文館——的校長，主要是給洋務派培養人才。他本想運用此機會進行更加激進的教育改革，結果受到保守派大力阻撓，不了了之。
這年秋天，美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送給徐繼畬一副華盛頓總統的畫像，徐繼畬在贈畫儀式上大力讚揚華盛頓，特別欽佩他“作為開國總統、國家之父，不戀權力、不圖富貴，真是千古奇人！”（“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瀛寰志略》裡的稱頌）
後來，美國傳教士在福建制作了一塊花崗石碑，把徐繼畬在《瀛寰志略》裡對華盛頓的稱讚刻在石碑上，並送給了華盛頓國家紀念館。
華盛頓紀念館的雕刻
1869年，徐繼畬退休返鄉，後於1873年病逝。
《瀛寰志略》有10卷，14萬字。裡面有很多現在高中地理基本知識的介紹（那時已經很了不起），並配有地圖。除了地理常識以外，書中還介紹了世界歷史的相關知識，特別描述了印度和非洲淪為殖民地的過程，想以此警示皇帝和臣民。
當然，徐繼畬用更多的筆墨探討了歐美興起的原因教訓，甚至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政治制度。對當代歐美各國的政治體制和文化風氣，他也不帶偏見地進行客觀的描述。對於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做到這一點確實不容易。
在書中，徐繼畬最欽佩仰慕的就是華盛頓。按照傳統封建王朝興衰的觀點來看，華盛頓作為開國元勳之首，完全可以自為王，或者把持總統寶座，甚至傳給子孫後代。不過人家對此“不感興趣”，當了一任總統就自覺卸任，隱居鄉間。這讓徐繼畬“大開眼界”，因此對華盛頓不吝溢美之詞。（可以理解）
可惜的是，《瀛寰志略》剛問世那會兒，被當做“禁書”，十多年以後才被奉為“神作”。所以說，徐繼畬的思想確實超前，比同時代大多數知識分子進步的早一點。但是，在他最有精力從事進步事業的那十幾年，他卻得不到大多數人的理解，沒才於鄉野。等他和他的思想得到重視的時候，年老體衰讓他無法再有太大的作為。
時代的悲哀，命運的無奈，莫過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