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國興衰與末代滇王的下落

一

古滇國作為中國歷史上出現在雲南境內的地方政權，與大致同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華夏大地上眾多的諸侯國一樣，經歷了一個產生、發展、興盛、衰落、消亡的歷史過程。由於古滇國所處的地理環境、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民族成份構成，以及經歷的歷史事變等諸多因素與中原的諸侯國不盡相同:故而呈現出特殊性和複雜性。其特殊性在於經歷了自春秋末、戰國、秦至兩漢的歷史時段，其複雜性在於先後有部落聯照，國家、中央所轄那治等形態共存於一體。對古滇國的認識和了解，由於缺乏明確的歷史記載和史料佐證，這就給後人研究這段歷史帶來了困難。藉助現有的歷史資料、大量考古以發據出的歷史文物和延續至今的滇國主體民族的文化血脈考證、分析和判斷，古滇國產生於春秋末至戰國初期，發展於戰國至秦，盛興於漢初，衰落於西漢晚期，消亡於東漢初年。滇國的歷代君王，儘管留下姓名和史書有記載的極少，但他們連直數百年，命運都與滇國的興衰緊密地聯絡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最後一個滇王湮沒於東漢初年因王莽“新朝”改制而引發的益州境內大規模各族人民反抗的動亂之中。

滇國發展階段周邊的形勢。滇國地處滇中地區，當時，就其圍邊地域政治而言，其東面，隔著一些民族聚居的小國、部落、氏族集團和部落聯盟，最強大的是楚國，楚國一直懷有向西拓展，將勢力範圍伸入西南爽地區的雄心。在北面，隔著蜀地是早有氣吞六合，虎視天下的，想統一中國的秦國。西面，是社會發展水平稍低一些的“昆明"人的遊牧之地。南面，是眾多的發、越等少數民族散居的區域。滇國面臨的政治、軍事壓力主要來自秦、楚兩國，並隨兩國政治、軍事實力的消長而變化公元前401年，楚國悼王即位，任用吳起實行變法，國力迅速增強，國威顯現，軍事上"南收揚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成為戰國七雄中的強國。雖經公元前 381年楚悼王死時國內舊貴族、大臣秉機發動政變，攻殺吳起的內訌，但到公元前4世紀後半期，楚國仍是一個”地方五千裡，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擁有長江和準河流域廣閒地盤的霸主。當時局勢是，“天下莫強於秦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兩國勢均力敵，在稱雄中互不相讓，互為消長。

公元前4世紀中葉，秦國君王在爭霸中總結楚國吳起變法的經驗教訓，任用商鞅實施變法。秦國“商鞅變法“中迅速崛起，國力增強，佔據黃河、崤山天險，威脅與之為鄰的魏國、韓國、並與楚國爭強鬥勝。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採納司馬錯的建議，向南擴張，出兵蜀地，先滅蜀，後取巴，設定了蜀、巴、漢中三郡，在蜀地你築了成都城。前 310 年，原先臣服於蜀的丹、型兩個“西南夷“少數民族部落被納入秦國的統治區域。丹和型兩個土著部落地處今雲南滇西北，地近滇國。前303年，秦國出兵討伐楚國，大軍深入楚國境內，連戰皆捷，大破楚軍，攻奪城池16座。前 286年至前 280年，秦將司馬錯“拔黔中”(今貴州遵義、貴陽一帚)，秦國的勢力範國又從東南方向擴張到了黔地。前 285年《秦昭襄王二十年>，秦國的蜀都太守張若“取窄及其江南地”。“笮"在今天的四川鹽原和今雲南的華坪、永勝、寧蒗一帶，"江南地”為金沙江西岸、南岸的日江、大姚、姚安一帶。秦國的勢力蠶食到了鎮國的家門口。

在此期問，楚頃襄王即位後，面對的是一副爛攤子，外受強秦侵凌，內臨”莊蹺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治”。抗擊秦軍軍事上的失敗和國內農民造反幾乎使楚國崩滑。面對內外交困的險境，楚頃襄王被迫採取妥協屈辱的外交政策，”嫁子娶婦”同秦國構和，取悅秦國贏得“二十年不攻楚”的喘息機會，騰出手來收拾國內的殘局，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農民起義。在統治者的殘酷鎮壓下，莊蹺起義失敗，從而引出了莊路入滇的傳說。

莊蹺入滇是古滇國曆史上的大事件。莊蹺入滇“變服，從其俗，王之”的歷史事件，被後世西漢的大歷史學家司馬遷記入了史冊，為後人認識和了解古滇國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權威史料，莊路《儘管史學界對其身份有爭議》也成了滇國史上有名有姓的國王。在自莊蹺入滇至漢置鹽州郡之後的這段歷史時期內，滇國的發展進入了鼎盛時期，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古滇國獨具特色、絕無僅有、深遠影響後世雲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古滇青銅文化走上巔峰。

古滇國興衰與束代滇王的下落【2]

莊蹺，生卒年不詳。史書上有的寫為莊蹺，有的寫為莊睡，也有的寫為莊蒙。在古文獻中，蹺字的原始本意作“草鞋”講。有的學者認為，路為草鞋，莊路的身份自然就是穿草鞋的人，進而聯絡史書中的楚國農民起義軍領袖莊蹺，斷定入滇的莊路就是楚國農民起義失敗後被迫西征尋找生存發展空間的領袖人物。在《呂氏春秋》中，莊蹺又被稱為“企足”。即使用飴糠貼住門樞，使得開門無聲，便於入室行竊的人。不論作何解釋，楚國曆史上確有莊蹺其人，他是不爭的歷史人物。莊路起義時《公元前 301至300 年>聲勢造大，所向披靡，攻下楚國都城《在今湖北江陵縣東北)，更書如是記載:“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斬斷人身。"在莊蹺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的沉重打擊下，楚國的統治者焦頭爛額，"楚分而為三四"。

莊蹺為楚國將領說。關於莊蹺其人，又有專家認為，莊蹺是楚國的貴族，軍事將領，楚王為開拓西部域，派遣莊路率軍隊西征，從而進入滇國。莊路進入滇國後，憑藉其軍事實力、能力與智慧降服了滇國，正要同楚國報捷時，探知回國必經的黔地已被秦國佔領，歸途被阻，無法返回，只好停留下來，並按原來滇國世代沿習的部落聯盟會議推選，擔任了史書有明確記就的滇王，落腳在滇國的土地上生存和發展。

不論說莊路是楚國的農民起義軍領袖也好，還是認為莊路是楚國派出西征的軍事將領也罷，莊路確有其人，並由楚國一路到達了滇國，成為一代滇王，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那麼，莊路是如何入滇的呢?這是一個應弄清楚的問題。

公元前 286 年，莊蹺率領一支數千人的隊伍，由湖北出發，開啟了西進的漫漫征程。關於莊曉入滇的行軍路線，有人認為是“沿江而上”，也就是“沿長江上行，至巴”《重慶》，轉而西南前行，由陸路進入滇國此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大可能。原因在於:在莊曉動身前的公元前316年，秦國就吞井了巴、蜀兩地，並在那裡設”郡縣，派出官更進行治理。莊路統率的幾千人馬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覺地順利而過秦國的統治區。 再說，即便是經過交戰闖過了秦軍的佔領區，那郡守遇上如此重大的事情，理當及時委報秦廷，秦史當有記載，但秦史中沒有這方面的半點記錄，從而可以推新莊路“沿江而上"一說不足為訓。根據零星的史料和後人的考證綜合分析，莊蹺入滇的行軍路線大致是:從湖北出發，到湖南，經黔中(沉陵），至目蘭（鬱蘭渡），過夜郎，達滇池（滇國)。公元前286年莊曉率軍西征時，恰逢秦將司馬錯也由巴地向黔地武力擴張，至前 280年佔領並控制了黔中。這在時空上就出現了6年的真空，莊蹺也正是打住這一難得機遇順利達到潤池地區，此後此道便為秦軍阻斷。這比較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

莊曉為何要向西進軍，並得以順利抵達滇國，其中有歷史的機遇，人為的努力。歷史選擇了莊蹺，莊路選擇了歷史，並用行動書寫了歷史。莊蹺入濱時，戰國七雄紛爭的局面是，楚國地處江淮流域，居南奎之地。北面是韓國和魏國，東北邊為齊國，正東面臨大海，南面為百越之地，西北方是秦國，惟有西面是勢力弱小的部落、部落聯盟、小國林立，各自為政，多民族聚居的膏胰之地，楚，秦兩因都想較得這塊寶地，莊蹺西征入滇，秦軍南向蠶食，都是為了奪得這塊地盤，就看誰的勢力強大，誰的步伐快捷，獲得先機。

莊路入滇井成為新一代滇王，史書對他的高度評價是“西南外夷（微），莊蹺首通”。莊蹺作為史籍有載的第一個由中原進入西南邊，開發西南地區的歷史人物，其歷史功勳在於:他所率的數千人入滇時，把較為先進的中原、楚國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到了滇池地區，促進了當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的大發展，推動了民族融洽，促進了周邊部落、小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打開了古滇人認識、瞭解、接受中原文化及外部世界的視窗，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為秦、漢時期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區設郡置縣奠定了基礎，為中華民族形成多民族和諧共處的統一國家，走共同發展、共同繁榮道路，進入世界民族之林創造了條件。

從莊路入滇到漢置益州郡，歷史穿越了170餘年的時空。在此期間，古滇國進入了快速發展，走向鼎盛時期歷史階段，這在後世的史書中有較多的記載，在滇池圍邊地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鮮活的反映。從莊蹺算起，若以一代君王的執政年限為20年計，到滇王嘗羌時，滇國應經歷了大約8代國王的承襲。在滇國發展的同時，中原的歷史局勢也發生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改朝換代，江山易主的天翻地覆的變化。

古滇國興衰與末代滇王的下落【3】

秦始皇時《前 246-前 209 年)，秦國任命李冰為蜀郡太守治理蜀地。在此期問，李冰父子主持修築了都江堰，疏通嘉峪江及其他水道。水利的開發，使得成都平原變得更加富庶，秦國的經濟實力更為強大為經營雲南，開始在川滇交界的禁道~今四川宜賓>地區開山鑿逢（主要採用火燒水悴)，修築通往滇東北地區的“五尺道”。

秦王原政統一中國後《前 221年》，派出常頗繼續修築“五尺道”，延伸李冰修出的道路。該路從四川宜賓一直延伸到了今天雲南的曲靖附近。由於這條道路穿山越嶺，工程艱鉅，路寬僅有五尺，史稱“五尺道”。

“五尺道”的修築，打通了雲南與四川的交通，“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商人往來其問，滇東北、滇西北乃至滇國的牛馬及奴隸輸入四川，四川的鐵器、鹽、布席等物資販到雲南。

秦亡之後，中央王朝在雲南的統治一度崩潰。當是時，雲南境內分佈著許多部落或小國。滇西北有笮人，滇東北有鍵人，滇東居住著夜郎人，滇池地區及周圍是以“滇"人為主的勞漫靡莫之屬，洱海及其附近廣大地區則是梅、星明(彝族人先民)人的遊牧之地。

到了西漢初年，雲南境內的“西南夷”包括許多部落和小國，其中的滇、夜郎、邛都“耕田、有邑集”，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社會形態進入了興盛的奴隸制時代。而禧、足明則在滇西、滇西北數千平方公里的廣闊大地上“隨畜遷徒”，處於”母常處，毋君長”的狀態，過著半農半牧、主要以牧業為主的遊牧生活。

西漢經休養生息的調整，歷“文景之治”的財富積累，到漢武帝時，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最需打通時常受匈奴人干擾、尤其是通往中亞、西亞的“絲綢之路”。蜀地商人在對外貿易上，也開闢出了兩條商路一路由蜀地出發到滇中，再由滇中向西至騰衝後轉印度，然後通大宛，西域:另一路始發蜀地經滇東北走貴州直達南粵(兩廣、越南)。

公元前 153年(建元六年)，西漢王朝出兵擊敗東粵，派出唐蒙作為使者前往番畫（廣州)勸說割據商方的南越王趙佗內附漢朝。在那裡，唐蒙吃到了四川特產的“萄醬”(藥果做成的遇)。想到蜀地商品在南越市場上出現，其中必有商路轉運方可到達。經詢問，得知從四川出發經夜郎，再順北盤江而下，有一條通往南越的商路。回朝後，建議武帝修築此路。漢武帝採納了唐蒙的建議，並委以重任到跨地權宜行事。唐蒙動用夜即精兵十萬順紅水河、潯江乘船南下東進，出奇兵一舉攻下了南越。為感謝夜郎人，漢王朝送給夜郎侯許多禮物，在這一地區設定了犍為都徵發四川士卒修築從焚道至樣斯江的道路。沿途設定郵亭，此路史稱“南夷道，公元前 130年《元光五年)，武帝派司馬相如為使臣，王然於、路充國為副使，採取巧妙靈活的外交政策和透過由已設都縣的地方官贈送禮物給“西夷君長”的方法，招撫了邛、窄、冉騷、斯榆等部落，並在這些地區設定了十餘縣。由此四川西南部，金沙江以北的地區納入了大漢的版圖。

另一位著名歷史人物司馬遷年輕時遊歷祖國的大好河山，登名山，遊大川，訪民俗，曾到過四川西南部作考察，但由於當時的交通、關卡等原因，他沒有越過金沙江進入滇池地區。但在當地，他從土著人口中訪知了雲南境內有幾十個小國和部落，還聽說了150多年前莊蹺入滇的一些民間口頭傳說和有關滇國的情況，以及風土人情。這為他後來寫《史記》中有關滇國的相關情況集累了第一手累材和資料，漢代大文學家司馬相如也曾說過，西漢之前的秦國曾在地窄地設定過郡縣，可借史書和文獻沒把具體的地名、郡縣名記錄下來，實為遺憾。

在西漢王朝內部，就開發“西南夷”問題，朝廷內的大臣們也各抒己見，巴蜀父老曾到西南地區考察過的大臣公孫宏、官更徐樂、嚴安等人覺得”弊所割齊民以附夷狄，嘗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認為此事無用。而以朱買臣為首的一些大臣則力主開發“西南夷”地區。爭論的問題被議武帝提到了朝議上，井讓朱買臣與公孫宏在皇帝和眾大臣面前公開論辨。朱買臣據理力爭，所持的十條理由讓公孫宏感到理屈，漢武帝綜合全域性，權衡利弊，認為時機尚不成熟，內心支援，表面則不表態，開發“西南夷“一事暫時被摘置。

古滇國興衰與未代滇王的下落【4]

公元前122 年，出使西域的漢朝使節張騫經千難萬險從中亞回到長安，向漢武帝彙報出使情況時說，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市場上看到蜀布和邛竹杖(夜郎物產)，經詢問得知，該物品是從身毒(今印度）販運到大夏的。身毒在大夏的東南方，“西南夷”地區的物產在大夏出現，那大夏經身毒兩到“西南夷”地區，一定有條商路相話，他向漢武帝建議，打通內地經滇國至身毒的商路。可以替代被匈奴阻斷的通往西域的道路而大漢照樣能保持與西域的交往。這是一條新的、安全的商路。漢武帝對此很感興趣，及時下詔“復事西南夷”，派出一批使者分四路出發，深入“西南夷“地區刺探和了解情況。其中一路使者到達氏管(今川西、川西南>，另一路使者王然於，柏始昌、呂越人等較為順利地抵達滇中。好客的滇王熱情有禮地接待了他們，並派出嚮導幫助使節西行尋找通往印度的道路，但途中使節被“昆明”部落阻劫，終莫得通，中途作罷。此行的收穫是瞭解到昆明”部落以西千餘里的地方有“乘象國”，其名為“滇越國”(今騰衝)，蜀商有時私販貨物到“滇越”，再由商人接手倒販往身毒，漢朝使者回歸長安，歸見武帝彙報說，滇國很富庶，滇池也很大，可以經努力爭取內屬。這引起了武帝的興趣和注意。

公元前 120年(元符三年)，漢王朝在長安模擬“將滇池作昆明池”，周圍40裡，操練水兵，演習水戰，積極備戰，準備討伐滇國。

公元前119 年，西漢王朝出兵深入大漠擊潰了北方匈奴主力，取得了"漠南無王庭”的決定性勝利，剷除了來自北方的令大漢王朝一直頭疼的軍事威脅。 這就為漢王朝騰出手來經營“西南夷”地區創造了條件。

公元前 111年(元鼎六年>，漢王朝發兵征服了南粵，隨即派郭昌、衛廣出兵平定“南夷”地區，在該地設定了群阿郡《今貴州西部和雲南東部)，加封早已歸順的夜郎侯為夜郎王。在“西夷”地區，誅殺了不聽大漢王朝命令，敢於反抗的邛君、窄候（夜郎國），在該地設定了越福郡《今四川西昌、雲南楚雄以北》和沈黎都《今四川漢源一帶>

在軍事勝利和拓疆開邊面前，漢王朝兩次派出王然於作為使臣再次至滇國。王然於採用外交手段勸說滇王內附入朝，但居於滇東北地區與滇王“同姓相扶”的勞浸、耀莫兩個部落不肯聽命。王然於勸說無果，出使無功，只好返回長安。

公元前109年<元封2年)，因勸說無效漢王朝決定對滇國動武征討。首先徵發蜀、巴士兵數萬人進攻勞溼、靡莫部落滅之，乘勝“以兵臨滇”。滇王嘗蕪在強大的軍事壓力面前，無力抵抗，欲戰不能，戰則亡國，乃舉國降漢，“請置更入朝”。漢王朝在滇國的統治區域內設定了益州郡《郡治在今晉寧縣晉城鎮)。同年，漢王朝派遣郭昌、衛廣率軍隊前來征討滇國以西曾經阻劫漢朝使節，不聽命的“昆明”都喀人。隨後的前 107年、前105年，郭昌又兩次出兵往擊”昆明”部落。"數年後，復並昆明地”，將其納入益州郡管轄。至此，益州郡統轄的地域擴大到 23個縣。即:滇池(晉寧》、建伶(昆陽)、雙柏《雙柏、新平、易門一帶》、連然(安寧》、銅瀨(馬龍)、同勞《陸涼西)》、俞元(遭江、江川)、谷昌《星明東>、秦威《祿豐》、牧糜(尋甸》、味《曲靖》、昆澤《宜良東北)、律高《彌勒南》、勇極(開遠》、勝休(石屏、通海》、資古 c蒙白新安》、邪龍《魏山)、葉榆<大理喜州》、不韋《施甸>、博唐(保山>、弄棟《姚安城北》、比蘇《雲龍>、雲南<樣雲*。

漢王朝在西南夷地區先後設定了視越，並炯、為、益州四都，原滇國及以西大部分地區納入大漢版圖，置於群縣的統轄之下，雲南也自此有了同全國一樣統一的行政區劃和建制。

漢王朝在邊疆民族地區設定的郡，當時稱為“初郡”。為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區根據實際情況果取寬鬆懷柔的政策策絡人心，初郡待遇很好，不用徵收稅役。當時全國共有初郡17個，湘桂1個、南粵 9個、西南夷7個，皇帝下語:"且以其故俗治，勇甜稅”，初郡官更士卒的俸食用具皆由內地臨近郡縣提供，不在本地徵取。

隨後，為開發邊疆，保障駐戍士兵和築路民工的衣食供給，漢朝招募內地豪民(大商人》到“西南夷”地區墾荒，以屯墾所得的糧食供給當地官更，官史開給憑據，豪民再到長安按市價兌取賴款。這種方式將為商電。後來又募徙死罪(重顯犯》及奸豪《奸商>到鴻池地區從事犀殖。到東漢初年，文齊為益州太守時，已在滇池地區”造起陂池，開通灌滋，墾田二千餘頃。墾田移民政策的實施，對開發和建設雲南邊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漢置益州郡後，經幾次征討，征服了雲南西部的“昆明”部落，隨後便著手實施打遇通往身毒商路的計劃。徵募士卒民工開築博南古道《今永平一帶)，該路由葉榆至永昌。開山鑿路的工程十分艱辛，跨越瀾滄江的莉橋更是險象環生。築路民工編唱出一首《渡瀾津》的歌謠，其辭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通瀾滄，為他人”。其中既有對漢王朝開邊的讚美，也流露出被奴役壓迫的憂怨。由於該項工程翻山越嶺，跨江過河，地質複雜，工程量大，加之地方官更巧取豪奪，原先不徵稅隨的政策有所改變，奴役、剝削和壓迫使得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地顯現出來。

滇王的下落【5】

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 年》，也就是漢武帝死後的第二年，益州郡內居住在洱海地區部的康廉頭、姑繒等 24縣《邑>的"昆明"族人不堪壓迫起來造反，群阿群內的同並(今彌勒》、談指(今貴州興義》等處的各族人民也紛紛響應。起義聲勢浩大 玫城奪縣，驅逐、殺死朝廷委派的官吏。漢王朝急忙派遣水衡都尉呂破胡為將招募吏民，徵發鏈為郡、蜀地的“精勇”前來鎮壓。起義很快被平息。3年後葉榆(今大理）地區的姑繒又再次奮起造反，呂破胡帶兵前往鎮壓，但這次沒有上次幸運，結果戰敗。第二年朝廷撤換呂破胡，另遣大鴻臚田廣明掛帥前來鎮壓，田廣明專恃殺伐，殘酷鎮壓，深入葉榆址區征剿，新首通俘義軍 5萬人，繳獲牲畜10萬餘頭。起義最終被鎮壓。在這次徵剩中，需要一提的是，群炯郡內的渠帥亡波率部參與，助剿有功，被漢王朝封為鉤町王。境內的兩次部族反抗被鎮壓下去，益州郡內獲得了短暫的平安。

西漢王朝在滇國設定益州郡，將滇國納入大漢的行政區劃之內，置於郡縣建制的管轄之下，直接委派州牧《太守)、縣令等官吏處置地方上的政治、軍事、經濟事務。自此，滇國的社會形態發生了急劇變化，由奴隸制跨越式向封建制發展。滇國國王在這一事件中"始首善，以故弗誅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授王印。滇小邑，最寵焉。"漢王朝賜給滇王嘗羌王印，讓他仍做滇國名義上的國王，有信印、有領地有食邑，爵位可以世襲，受到寵愛，但一國之王與中央郡治下的王已不是同一層次。只是邊調地區情況特殊，凡事不可搜之過急，得考慮諸多方面的因素和實際，實施羈摩政策，是安撫和治理初郡的最佳方式。

在漢置益州郡至西漢最後一個小皇帝孺子嬰被廢的一百餘年的時間內，益州郡前期雖有激烈的戰事，但後期大體上處於比較平和的發展狀態之中，其間雖有兒次小的部落衝突、族群反抗、利益搏弈，但"復長其民”的“滇王"在其中發揮協調作用，矛盾衝突並未造成重大的影響。最終造成滇國由盛至衰，隱沒於歷史雲煙之中的原因，起於王莽新朝實施的一系列改制和郡內各民族的大反抗。王莽上臺後，推行新政實施改革的主要內容為:

推行"王田制”。土地收歸國有，禁止買賣。限制土地兼併。一戶人家不足8口-"井"者，其餘部分分與鄰人。無田可耕者，集中到國家的公田中勞作，過集體生活，勞動成果由國家、集體、個人分享。

實施"尊王攘夷"政策。打著復古的旗號，中央高度集權，削除漢初所封的邊疆民棟地區的所有王號，降王為侯，且不論客觀實際如何，一律削罷，措施強硬，不留餘地。

幣制改革。統一貨幣，由國家統一鑄錢個人不得私鑄，違者法辦。銅錢、刀幣五鐵錢越鑄越小面信越來越大，後來幹胞禁用銅質錢幣，改用布幣。禁止民間或個人"挾銅炭”，一經查出，治罪流放西海或問斬。

均貧富，殺富濟貧。詔令天下富戶捐出家產的五分之一充公，以資國用，以振貧苦，引起既得利益者、富 戶的強烈抵制和反抗。

改制觸及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利益。中央與地方，尤其是邊疆民族聚屬地區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利益博弈，矛盾升級，加之階級和民族壓迫沉重，吏治腐敗，經濟崩潰。造反烽煙四起，民不聊生，天怒人怨，新政流產，王莽也為此改掉了自己的腦袋。在西南夷地區，因王葬改制最先起事的是鉤町國（今雲南文山北部)。漢武帝經營西南夷地區時，當地部落首領率兵協助西漢軍隊征伐滇國以西的"昆明"人立了功，被封為鉤町王，賜給王印，王號世襲。王莽推行的”尊王摧夷”政策削奪了鉤町王王號，爵位降低一級，利受到損害。此事又操之過急，奉旨宣詔的"主威將"到達癢阿郡後，急於交差求成，草率指使郡中大尹周欽採用誘捕方式扣壓並殺了鉤町王邯，鉤町王的弟弟承因兄被殺，怒而舉兵攻打群河郡治，殺死大尹周欽，扯起反旗，宣佈同新朝決烈，點燃了西南夷地區反抗王莽的戰火。

直國與鉤町國山水相連，是友好鄰邦，兩國互有往來。滇王受封時間長了，難免與西漢王朝委派的郡中大員太守或大尹產生矛盾和利害衝突，受到壓制與欺凌，心懷愁怨與不滿，忍侮為王。"尊王攘夷”政策一來就開刀殺了鉤町王，滇王難免產生免死狐悲，唇亡齒寒之感。下一個被剝奪主號，招來殺身之禍的，明顯就是自己。與其一昧隱忍，束手就搗坐而待弊，莫若奮起一搏。在這樣的背景和心態之下，為求自保，滇王很有可能捲入了這次反抗的浪潮之中。

公元14 年，益州郡焚人渠帥若豆、孟遷等起兵造反，殺死了益州大尹程隆遣。同時，越禧郡姑復具夷人大牟也起兵響應造反聲勢浩大，形成了“三邊蠻夷愁擾盡反”的局面。西南亂起，王莽急遣”平蠻將軍”馮茂率兵前來征討。馮茂被困益州和群河地區 3年，疲於奔命，加之士卒不服水土，時常遭起義軍襲擊，病死餓死戰死十之六七，征剿失利。王莽無奈，只好調回馮茂，以征討不力，哈誤軍機之罪下批處死。公元 16 年，另派更始將軍廉丹和史熊"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筵鍵為吏民十萬人”，轉輸後勤供給二十萬人，前來著州平叛。寧始將軍席戶總結馮茂的教訓，不敢怠慢，手段更為殘能，血腥鎮壓。若豆為首的起義軍在抗擊官軍中失利，受到重創。當時民間曾流傳著這樣的歌謠:"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寧始殺我!"

古滇國興衰與末代滇王的下落【【6】

儘管廉丹兇殘無情，步步緊逼追殺，但征討的進展井不噴利，征剿大軍在滇池周達地區被困3年，沒有多大作為。公元 19年，中原地區的農民義軍綠林起義已進入第 3個年頭，赤眉軍越鬧越大，進逼長安。王莽如熱鍋中的螞蟻，急忙下詔調回廉丹，另派大司馬護軍郭興為主帥，率兵繼續征討益州郡的若豆。公元21年，又增派國師和仲等統領郭興進期鉤町。益州、群炯、越潮三郡的各族人民起義，在反抗新朝的鬥爭中苦苦堅持了 10 年。直至王莽倒臺前，下詔"大赦天下"，但語書中特意把若豆、孟遷的名字與內地起義軍首領的名單並列，鐵定為不在赦免之例的“罪人'。

王蕎政權覆滅後，其殘餘勢力公孫述佔據蜀地稱帝，"威有巴漢"，與劉秀對抗。時任益州郡太守文齊不歸公孫述，刻地自守，奉正朔屬東漢，益州郡內戰事處於對峙狀態。

建武十六年(公元 42年)，滇池地區的滇池(晉寧>》、建伶(昆陽)、連然(安寧>和洋海地區的姑復(華坪》、葉榆(大理、洱源、劍川)、弄棟《大姚、姚安)一帶的“昆明諸種”在其首領棟蠶率領下扯旗造反，殺死東漢派到各縣的官吏，佔領了益州大部分地區。益州太守繁勝親自率兵前來鎮壓，被棟蠶打敗，只得退守朱提（昭通）。公元43年，東漢派出武威將軍與棟蠶作戰，戰爭在滇池周邊地區拉鋸式地延續了 3年。最後，棟蠶義軍失利，節節西退，撤退到不韋(保山)，劉尚緊追不捨，棟蠶兵敗被殺。在這次血腥的鎮壓中，劉尚屠殺和俘虜起義群眾 7000餘人，被掠為奴隸的昆明諸種 5700 餘人，掠奪馬匹 3000 匹，牛羊 3000 餘頭。十三年後，也就是公元 58年《永平元年)姑復縣夷人在大牟的率領下又再次扯旗造反，但很快被益州太守殘酷鎮壓，大牟戰死，起義被平息。

透過上述邊地王號被降和益州郡內聲勢浩大的反抗鬥爭兩件歷史事件，多年一直困擾人們的有關滇國的消失和末代滇王的最終下落至此有了大致的眉目。

“王薦實施”整王驟夷”政策:滇王自然是被削奪王號的物件，封號由於變侯，榮譽地位、切身利益受到了嚴重的侵害。祖先作為歸順大漢的藩臣，武帝所封的滇王，世襲子孫一直遵紀守法，效忠大漢，忠於耿耿協助太守治理雲南，無錯無咎而被削號降爵，於情於理不合，循章問典史無先例，是可忍孰不可忍。遭遇同樣命運的鉤町國首先發難，滇王自然不甘落後，奮起抗爭，或許能使君王收回成命。反叛浪潮中，由於力量對比懸殊，最終歸於失敗，含恨九泉。滇王金印後世在晉寧石寨山出土，從一個側面佐證了這一歷史事件。滇王封號被削奪，象徵王權和行使權力的金印失去作用金印理應上繳朝廷，配發給新的侯印。但滇王或幕前或幕後參與了反抗，信印一直留著。按照秦漢時期的墓葬禮儀和習俗草地一般距離墓主生前的居住地不會太遠，滇池縣作為滇王的居住地，死後葬於附近滇池中的小島鯨山(石寨山>之上，與當時習俗相符。從滇王墓葬形制上看滇王入葬顯得很倉促、很簡單、有點草草了事的味道，這與當時緊張的時局和紛繁的戰爭，以及大敵當前，交戰失利要馬立撒離有關。漢時仍盛行殉葬，隨券品一般都是死者生前使用過、十分珍借，常用和必備的物品，滇王金印與滇王命運息息相關，滇王將金印視為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東西，王號傳至自己時已不復存在，王印隨身帶入地下，也好對歷代祖宗有個交待和說明。另外，在滇國濮人(今壯族的祖先)民間中口頭流傳著滇王金印失落的去向:“金印沉落水中，後人再也無法找”。當時的石寨山是滇池中的一個小島，滇王葬於該島，隨葬品中有珍貴的“滇王金印”，說它沉落水中，已道明瞭它的下落。

益州郡爽人若豆、孟遷造反時，史書稱若豆為焚人渠帥。在西漢末期，滇國境內的主體民族被統稱為"滇糖”。自莊蹺入滇，融入本地，已被當地民族同化，後世子孫成為益州郡主體民族中的一員，樊人渠帥即糖人首領、嫂人之王，也就是滇王的另一種稱謂。為何要稱棘人渠帥而不叫滇王，原因在於，改制中滇王王號已被削奪;尊重歷史現實，稱犍人渠帥而不言滇王是規範稱謂的記述。從這次反抗的範圍、規模、影響、作用來看，領導這次反抗鬥爭的鸚人渠帥若豆疑似滇王。若不是滇王親自出馬，打起滇王旗號，反抗不會有那麼強的號召力、那麼大的聲勢、波及那麼大的範圍，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也不可能輕易殺了封疆大吏益州大尹程降造。在後來王莽赦免內地和邊疆起義人員的名單中，若豆被列為首要戰犯，不在赦免之例，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棟蠶率滇池、洱海地區各族人民繼續反抗時，史書稱棟蠶為“滇王屬夷渠帥”，這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他是滇王屬下重要的民族將領，得力部將，繼承滇王未盡之事，率軍繼續與官軍作戰。劉尚大軍征討推進到滇池地區，幾經交戰，戰爭失利後，他一路保護著滇王遺屬退往滇西，堅持鬥爭，是在盡臣下的職責。若豆要是還活著，那必然要隨同棟蠶一道退往永昌一帶，無論是戰死病死或者老死，下落只可能葬於永呂境內。再說，棟蠶起義反抗那段時間內，已經沒有了先前有關“糖人”渠帥若豆的記述，由此推斷那時若豆可能已不在人世。棟蠶節節抵抗保護著流落滇西的，應是新繼任“滇王”。正因如此，後來才有人說自己是流落到白崖(今予渡)的“滇王”的後世子孫。

七

綜上所述，歷史上的古滇國，發端於春秋末年戰國初期，發展於戰國，鼎盛於莊蹺入滇之後，衰落於西漢，消亡於東漢初年。滇王封號被削奪，宣告滇國退出歷史舞臺。滇王金印隨葬石寨山滇王墓穴，與末代滇王的最終下落相吻合。

一個歷史古國，就這祥在歷史舞臺上悄然謝幕。穩沒於歷史長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