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無比黑暗的月份。
在這個月裡，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淪陷，30萬南京市民，即將墮入血海。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肆揮舞屠刀的同時，在日本陸軍部大本營裡，一個更加隱蔽、同時也更加毒辣的計劃出爐了。
這個計劃的名字，叫做《否認現中央政府後的事變處理要綱》，它的根本目的，是謀求中國抗日政權的潰滅，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則是“使抗日政權在金融上崩潰”。
從此開始，一場不見硝煙的中日經濟戰逐漸拉開了帷幕。
日本人打算如何做？國共雙方又是怎樣應對的？
今天，銜筆就來聊聊這段往事。
看更多歷史故事，請關注@銜筆書史
從1938年開始，許多商人突然發現，雖然戰火四起，但生意卻變得出奇地好做——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在安徽一帶能賣到2元錢1斤的煤油，在漢口進貨，不過3毛錢1斤；在廣州進貨價2毛錢一斤的食鹽，拉到廣西就能賣到1.4元；而廣州1500塊1包的棉紗，到了重慶更是能賣到3000元。
如此低廉的進貨成本，即便加上運費、人工、再算上運輸損耗，也足以使他們掙得盆滿缽滿。
眼見有暴利可圖，這些商人自然一哄而上，將一車車、一船船的廉價商品運到了大後方，然後就可以坐等鈔票嘩啦啦地進賬了。
然而，就在他們眉花眼笑地數錢時，很少有人注意到，為他們供貨的商行，基本上都來自於同一個國家——日本。
民國事情的日本商行
日本付出了大量的廉價商品，他們得到了什麼呢？結果顯而易見，國統區老百姓能夠給出的只有法幣。
在許多人看來，日本的這一波操作著實有點迷：即便在當時，法幣也算不得什麼硬通貨，離開了國統區，它的作用還不如一張手紙，日本人要它來有什麼用？
實際上，日本下的是一盤大棋，他們的真正目的，是要“在財政上使中國現中央政府自行消滅”，而法幣則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法幣
從1935年11月4日開始，國民政府正式發行法幣，用它徹底取代了銀元。
然而，推廣使用新的貨幣，難度比想象中要大得多——從古到今，貨幣之所以能夠被老百姓接受，無非3種情況：要麼與金銀等貴金屬掛鉤，可以自由兌換；要麼國家實力無敵、信用過硬；再要麼就是能夠兌換更加堅挺的硬通貨幣。
第一種方式的典型代表，就是我們常見的“袁大頭”：標準重量7錢2分，直接可以當做銀子用；而第二種方式的典型代表，就是現在的美元——美國之所以敢拿這些本身毫無價值的綠紙片到處買買買，靠的就是胳膊粗、拳頭硬，全世界不得不買賬。
而當時的國民政府，金銀儲備量並不寬裕，信用更是一塌糊塗，因此，它只能選擇第三種方式：與硬通貨幣英鎊和美元掛鉤。
從1935年11月開始，法幣正式與英鎊掛鉤，100法幣大約可以兌換6英鎊。半年之後，法幣又以100：30的匯率，成功地與美元掛上了鉤。
靠著這兩大硬通貨的加持，法幣終於成功得以推行，而這也正是它成為日軍目標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法幣要維持自身的信用，就必須確保它能夠自由兌換成英鎊和美元，換言之，只要日軍掌握了大量的法幣，他們就可以從國民政府的銀行里名正言順的換取外匯。
眾所周知，以日本本國的資源，想要支撐這樣一場規模巨大的戰爭，簡直就是痴人說夢。因此，在不斷掠奪中國資源的同時，他們還需要從英美等國大量進口石油、鐵礦石、有色金屬等戰略物資，而用法幣套取的外匯，就正好派上了用場。
侵華戰爭時期的日本兵工廠
不僅如此，由於日軍蒐羅了大量的法幣，他們還可以肆無忌憚地以天價搶購中國後方的糧食和物資。
根據史料記載，在1944年初，福建莆田一帶的大米價格為1400元一擔，而日軍為了攛掇奸商走私糧食，竟開價到7000元一擔，不僅如此，只要有人一次運送50擔糧食以上，日軍還另外獎勵5000元。
這樣一來，日軍不僅能夠弄到源源不斷的物資，還使得中國後方物價飛漲，老百姓的日子也就更加難熬了。
說白了，日軍這一手，就是最標準的“以戰養戰”——吃你的、喝你的、用你的，反過頭來還要揍你。
日軍掠奪的物資堆積如山
然而，日軍蒐羅的法幣再多，也總歸會有花完的一天，忙活了一年多，日軍終於回過味來——費這麼大勁搞法幣，還不如自己印！
在1938年12月，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親自批准了一個代號為“杉工作”的秘密行動計劃，開始研究如何偽造法幣。
而負責這項工作的，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著名“鈔票迷”山本憲藏。
山本憲藏
根據資料顯示，這位山本憲藏，打小就對鈔票有著異乎尋常的興趣——當同齡的孩子沉迷於舞刀弄劍和體育運動時，他已經把“造鈔票”當成了志向，常常埋首於書桌前，一筆一劃地畫鈔票。
如果沒有戰爭，山本憲藏大機率會成為造幣廠的一名優秀員工，然而，抗日戰爭的爆發，讓他徹底走上了邪路。
山本憲藏經過一番周密調查，認為法幣的防偽手段並不高明，並且老百姓對於假鈔的防範意識不強，“杉工作”這一計劃，一定能夠順利實施。
經過1年多的反覆試驗，山本憲藏終於造出了幾可亂真的法幣假鈔，不光假鈔本身無懈可擊，甚至在捆條、簽印、裝箱等各個方面都做到了完美，即便拿到銀行去，也可以順利兌換。
根據史料記載，僅1940年間，在抗日大後方流通的日本造偽鈔就多達2億，而到日本投降時，日軍更是累計投放了70多億的假鈔，讓原本就脆弱的大後方經濟雪上加霜。
真假法幣
俗話說：“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日軍如此肆無忌憚破壞中國的金融基礎，國共雙方自然不能坐視不理，只不過，兩方的應對手段卻大有不同——
就在日軍實施經濟戰後不久，蔣介石在下令大力控制法幣流出、查緝假鈔的同時，又秘密成立了一個特殊機構，名為“對敵經濟作戰室”，而負責人正是他的心腹愛將、軍統首腦戴笠。
蔣介石與戴笠
搞經濟，戴笠自然是外行，但作為地下工作的行家，日軍這套見不得光的作偽伎倆，倒是很對他的脾氣。
在戴笠看來，要對付日軍的經濟戰，最好的辦法就是以牙還牙：你能造假鈔，我難道就不能造？
當然，戴笠不會蠢到去仿造日元——即便能仿出來，他也沒地兒花——他的目標，是淪陷區傀儡銀行發行的“偽幣”。
偽滿洲國發行的偽幣
在戴笠的策劃下，軍統與英國德納羅印鈔公司、美國鈔票公司兩大印鈔業巨頭達成了合作協議，從美國買來了最先進的印刷裝置和紙張，重金聘請了技術顧問，還從中國銀行造幣廠抽調了一大批技術骨幹，在重慶歌樂山秘密設立了一間規模龐大的“假鈔工廠”，專門仿製偽幣。
當一切準備就緒後，工廠卻遲遲不能開工，火冒三丈的戴笠跑去責問工廠負責人，得到的答案讓他始料未及：沒印版，我們怎麼幹？
原來，與法幣相比，仿製偽幣的難度要大得多——並不是偽幣的防偽手段有多高，而是偽幣的種類實在太多。
當時，國民政府負責發行貨幣的銀行只有4家，而當日軍侵入我國後，在短短几年時間裡，就扶持起了7家傀儡銀行。
這些銀行規模有大有小，發行的偽幣更是五花八門，總數不下幾十種。如果單獨仿製一種，數量就不能印得太多，否則容易露餡；而要是製作多種印版，花費的時間又太長，蔣介石恐怕沒這份耐心。
在電影《無雙》裡 我們可以看到製作印版相當麻煩
聽完負責人訴苦，戴笠反倒不慌了：印鈔票我是外行，但弄幾份印版，對於手眼通天的軍統來說，就是小菜一碟。
在戴笠的直接指揮下，軍統的幾條地下暗線立即開足馬力運轉起來——
與軍統暗通款曲的南京汪偽政府財政部長、偽中央儲備銀行行長周佛海，給重慶送來了日偽發行的各類鈔票印版，並且還能做到實時更新；
與軍統合作的銀行家貝祖詒——也就是著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的父親——利用職務之便，收集了大量偽幣樣票，以便軍統參考；
軍統打入日本特高課的高階特工林一平，每當日軍發覺假鈔的漏洞時，便將訊息及時通知軍統，好讓他們第一時間調整印刷方式，使日偽一直找不到對付“軍統版假鈔”的有效辦法......
貝祖貽與夫人蔣士雲
透過這一系列的組合拳，軍統不僅有效打擊了日偽在淪陷區的經濟，自己也賺得盆滿缽滿——據“對敵經濟作戰室”副處長鄧葆光回憶，僅軍統用假鈔從淪陷區購買的大小金條，就多達數萬根，其中的一大部分，都進入了軍統高層人員的口袋。
但話說回來，由於軍統和日偽都沒有找到限制對方假鈔的有效辦法，說到底，戴笠的這套應對方案，屬於“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打法，拼的就是看誰能撐到最後。
這種“富裕仗”，共產黨自然是打不起的，因此，在1939年2月，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想出了一個另闢蹊徑的主意。
彭德懷元帥
提起彭德懷，許多人第一時間想起的，都是他“橫刀立馬”的霸氣、剛直樸實的性格，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指揮千軍萬馬之餘，彭德懷還有“扒拉算盤”的天賦——
從八路軍挺進華北起，彭德懷就應朱德總司令委託，開始負責八路軍的經費供給和抗日根據地的財政工作，成為了八路軍的“賬房先生”。
這份差事著實難乾得很，因為八路軍實在是太窮——根據史料記載，當八路軍剛剛完成整編時，賬面上的所有錢加在一起，也只有23萬餘元，靠這點錢支撐數萬大軍的衣食住行，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彭德懷與朱德
更要命的是，雖然當時國民政府每月供給八路軍60萬元的軍費，但這筆錢屬於定額供給，也就是說，不論八路軍如何擴軍，錢就只有這些，多一分也沒有。
用蔣介石的話說：這叫做“寬給其經濟，嚴限其兵額”——不愧是股票經紀人出身，小算盤果然打得精明。
錢不夠用，彭德懷只得一分錢掰成兩半花。1938年1月，彭德懷著手製定了一份堪稱嚴苛的供給標準：每人每天1.5斤小米（16兩秤）、1斤菜、油鹽肉都是3錢，從普通士兵到總司令，無人例外。
至於津貼費，彭德懷雖然制定了相應標準，但大多數情況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因為實在是發不出錢來。1939年5月30日，在晉東南根據地紀念“五卅慘案”的集會上，彭德懷發表了演講：
“我們共產黨人是不怕困難的......八路軍本月每人只發津貼1元，我們的總司令，今年50多歲了，也只領得1元......有人說八路軍特殊，這就是我們的特殊，這個特殊我們永遠保持！”
我們可以做個簡單的對比，1939年，上海申新紡織廠的普通女工，每月平均工資數為17.51元——八路軍總司令和副總司令的薪水加在一起，還不如紡織女工的零頭，這種情況，放眼世界軍史，恐怕也是獨一無二。
民國女工
實話實說，八路軍的精神特殊，但肚子不特殊，總是這麼節衣縮食下去，只會影響八路軍的戰鬥力。
為了擺脫這一困境，1939年2月，彭德懷向黨中央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建議：應迅速建立我們自己的銀行，在根據地裡發行貨幣！
彭德懷的建議，在延安引起了一波激烈的爭論——有人認為，如今正是國共聯手抗日的關鍵時期，在這個當口建立自己的銀行，很有可能授人以柄，讓國民黨給八路軍扣上“破壞統一戰線”的帽子。
還有人認為，八路軍窮得叮噹亂響，根據地的老百姓都看在眼裡，如今發行我們自己的貨幣，老百姓能認賬麼？
針對這些疑問，彭德懷做出了詳細的解釋——發行自己的貨幣，是為了逐漸在根據地裡建立起自主而統一的貨幣流通體系，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日偽在根據地內套取法幣，並維持物價的穩定。
與此同時，只要將我們的貨幣推廣開來，還可以給根據地的老百姓發放低息貸款，扶持根據地政府發展生產，最終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
彭德懷的主張，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大力支援。1939年10月，在山西黎城縣小寨村的一個院子裡，冀南銀行掛牌成立了——在許多年之後，它被稱為新中國金融事業的搖籃和基礎。
冀南銀行所在地——黎城縣小寨村
在冀南銀行開業之初，彭德懷再一次展現了他在金融領域的天賦——
首先，彭德懷對冀南銀行的貨幣（簡稱：冀鈔）發行量做出了嚴格規定：以根據地人口為標準，總髮行量不允許超出人均3元的範圍。
其次，嚴格限制法幣、偽幣在根據地裡流通，老百姓可以用手中的法幣或偽幣兌換冀鈔，而回收上來的法幣和偽幣，則透過地下渠道，在敵佔區收購金銀等貴金屬，以此作為銀行的準備金。
經過這麼一番操作，冀南銀行的實力很快增強了起來——1940年8月，冀南銀行還專門在黎城縣舉辦了一次準備金展覽會。
聞訊趕來的老百姓，被銀行工作人員抬出的大量銀元、元寶、金條等貴金屬震得目瞪口呆，紛紛交頭接耳：“看樣子八路軍的鈔票不光是紙印的，後面有真金白銀哩！”
不僅如此，由於彭德懷嚴格控制了貨幣發行量，直到抗戰勝利之前，華北根據地的物價始終維持著穩定，有效杜絕了通貨膨脹的情況發生。
由於冀鈔的信譽良好，不僅很快佔領了根據地的市場，就連周邊敵佔區的商人也樂於接受冀鈔，並用它來根據地收購各類土特產品，使根據地和敵佔區之間保持了必要的商品流通。
冀鈔
看到這裡，可能有人要問，冀鈔既然這麼好用，日軍就沒有盯上它嗎？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日軍不僅盯上了冀鈔，還先後印製了6000多萬元的假鈔，想要以此套購根據地的物資，同時破壞根據地的貨幣秩序。
然而，日軍在國統區百試百靈的伎倆，在華北根據地裡，卻栽了大跟頭。
原來，八路軍在發動群眾排查假鈔、普及辨別假鈔知識的同時，在冀鈔本身的防偽上，也下了一番細緻的工夫——
根據資料記載，在冀鈔發行之初，所用的印鈔紙都是秘密從天津採購的專用紙。這樣的紙印刷出來的鈔票挺括、品相好看，卻也容易被敵人仿製。
在發現日偽軍開始仿製冀鈔之後，八路軍經過一番研究，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轉用根據地生產的土紙來印刷冀鈔。
這些土紙雖然質地粗劣，但在當時，卻成了一個天大的優勢——用它印出的鈔票相當不耐用，大概使用上半年，老百姓就需要來兌換新鈔，迴流的速度非常快。
在這一基礎上，八路軍不僅對每一批次的新鈔手工加蓋不同的印碼，而且對不同批次的鈔票，在票版顏色上都做出了微調。
這樣一來，日軍想要仿製冀鈔，不僅需要費力去模仿和生產土紙，而且往往剛刻完票版，新一批的冀鈔又出來了，只得推倒重做......花費了大量時間不說，還出不了成果。
八路軍兵工廠
靠著這種簡單卻有效的方式，八路軍成功挫敗了日偽的毒計，不僅維持了根據地金融秩序的穩定，還在日偽和國民政府的重重封鎖下，支援根據地政府開辦起了各色工廠——根據資料顯示，到1945年，華北根據地已有紡織、造紙、捲菸、採礦、染料等多種日用工業，同時建立起了製造槍彈、火藥、手榴彈、地雷等軍工廠，基本實現了日用必需品的自給自足。
用現在的眼光看來，這些工廠的規模可能也就比小作坊略強一點，但就是靠著這些簡陋的工業產品，八路軍不僅獲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更為新中國的解放，打下了一個堅實而穩固的基礎。
在這一切的背後，我們既不能忘記為之辛苦忙碌的戰士和人民，更要銘記以高屋建瓴的眼光，開創了這一切的彭德懷元帥。
謹以這篇小文，向彭德懷元帥致以深深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