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讀特
《石原莞爾與侵華戰爭》 馬曉娟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1年3月版
戰爭不是個人發動的，是一個群體合力的結果。本書圍繞日本陸軍中具有代表性的軍人石原莞爾為中心進行論述，外延擴充套件至石原所屬的群體——日本陸軍“中堅層”的侵華策略及活動。
《石原莞爾與侵華戰爭》所定義的日本陸軍“中堅層”，是指成長於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活躍於侵華戰爭時期的一批日本陸軍中高階軍官、參謀。他們或參與陸軍侵華政策的制定，或在中國戰場實地制定作戰計劃、參與指揮作戰。瞭解這一特殊群體是如何指揮戰爭、在戰爭中發揮的作用、對日軍侵華政策的影響，以及這一群體的對華觀感、對戰爭及對當時世界局勢的認識等面向，對把握日本侵華戰爭的實態至關重要。
石原莞爾是日本陸軍“中堅層”中的代表性人物，受到中日兩國及歐美學界研究者的關注。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以石原莞爾（時任關東軍作戰主任、中佐）等為首的一批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精英”軍官，直接參與並指揮關東軍迅速佔領中國東北的主要城市。他們的計劃是佔領整個“滿洲”，把中國東北納為日本的殖民地。石原莞爾是當時日本陸軍中堅幕僚團體的成員，他和永田鐵山、東條英機、武藤章、田中新一等人在此後日本陸軍內部的派系鬥爭中逐步取得勝利，掌握了日本陸軍的實權。
石原莞爾是典型的日本陸軍“精英”軍官，自少年時期開始接受軍事教育，13 歲進入陸軍幼年學校，畢業後以優異成績先後考入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陸大畢業後，石原被派往歐洲留學，歸國後任陸大教官，從事教學與軍事研究。這種完整且系統的軍事教育背景為他的兩個重要理論——“最終戰爭論”和“東亞聯盟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所謂“最終戰爭論”，是石原在對世界戰史作了深入研究後得出的結論。他認為世界和平無法透過教育、政治改革等手段來實現，人類自身製造了發動戰爭的武器，因而無可避免要經歷一場大戰，使人類瀕臨毀滅邊緣，方能認識到戰爭之惡，並從中解放出來。而所謂“東亞聯盟論”，則與所謂“最終戰爭論”相輔相成。
發動九一八事變和製造偽滿洲國就是石原對這兩個理論的實踐。1928年，石原被派往中國東北擔任關東軍參謀，他認為日本必將先與蘇聯一戰，然後才是對美作戰，為了“以戰養戰”，必須使“滿洲”即中國東北成為日本的“生命線”“補給線”。他的設想得到關東軍中不少青年參謀以及在陸軍中央任重要職位的“精英”軍官的支援,於是他們精心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並促成偽滿洲國建國，事實上使中國東北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從策動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陸軍在華的多次軍事行動都有一個顯著特徵。即在事變前，駐中國現地的軍隊多次擅自行動，而東京的陸軍首腦顧慮美國等西方列強的介入，對關東軍行動的態度猶疑不定，甚至採取壓制態度；事變中，軍隊在未得到東京命令的情況下，再次採取冒進行動；事變後，陸軍當局追認現地軍隊的做法，使事變合理化。由陸軍中參謀級的軍官制訂計劃和由在華駐軍少壯派青年軍官擅自實施的模式，一度對日本國內的軍政關係產生了不小的衝擊。而從製造事變、建立偽滿洲國到分離華北再到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陸軍透過這種模式下的一系列行動使其權力得以不斷擴大，侵略中國的野心日益膨脹。
就在石原莞爾的理論在日本國內得到一定程度認可時，他卻與陸軍當局、其他“精英”軍人甚至自己的下屬在對華策略上產生諸多矛盾。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陸軍當局主張向中國增兵，日本海軍也加入進來，使得事態逐漸擴大。石原主張以“滿洲”為據點，逐步蠶食中國。但是，由於當時日本已經從上到下陷入戰爭狂潮，石原於1938 年被排擠出參謀本部，他提出的聯合東亞國家與美國進行最終戰爭的理論也被否定。1941 年，石原被迫轉到預備役，事實上結束了軍人生涯。
從提出戰爭理論、發動戰爭、指揮戰爭，到退出現役，石原可以說是一位具有特殊戰爭經歷，卻又非常典型的日本陸軍軍人。他個人的事業起伏和思想的嬗變軌跡，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日本陸軍侵華政策的變化。他的東亞戰略理論和侵華構想與日本陸軍的亞太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只是在日軍全面侵華之後，他一貫主張的戰略構想與日益激進的日本陸軍主流漸行漸遠，從而被迫離開了日本陸軍決策核心。
石原也被稱為日本陸軍的“異端兒”，因為他在軍國主義極度膨脹的時代，堅持對中日戰爭的趨勢做出與陸軍當局不同的判斷。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戰後他雖然因九一八事變而在中國臭名昭著，卻逃脫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甚至被日本右翼分子美化為“和平主義者”。
國內現有的抗戰史研究和日本侵華史研究中專門針對日本軍政人物的研究仍不夠豐富，對以石原為代表的日軍重要人物還有必要更系統、深入地進行研究。“人是歷史研究的‘題眼’”，人物研究的價值不應被忽略。觀察身處歷史大潮中的人的思考、言論、行動和選擇，是理解歷史的重要途徑。因而，對抗戰時期日本軍政人物的研究，能為抗戰史研究提供不同的視角，啟發新的研究領域，擴大抗戰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從參與並主導戰爭的日本核心人物出發，分析其經歷、行動和思想，並重新梳理侵華戰爭的具體操作層面，從而以更多元的視角，運用新的史料、新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抗日戰爭，對抗戰史研究的突破來說非常必要。
（原標題：《人是歷史研究的“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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