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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二十年,面對病魔挑戰,寫就270萬字的《中國運河與漕運研究》。日前,由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博士生導師、淮陰師範學院教授張強獨立完成的皇皇五卷本《中國運河與漕運研究》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此書系國家出版基金專案,研究中國運河與漕運史,堪稱我國第一部“運河漕運通史”,填補了運河研究中的空白。
記者撥通張強教授電話時,那一頭的聲音緩慢無力。“我長期受病魔困擾,手已經無法寫字。”今年66歲的張強說,《中國運河與漕運研究》的出版為病中的他帶來了安慰,也了卻心頭二十年來的一個夙願。
老家在沭陽的張強生長在運河邊,工作在運河邊,對運河充滿感情。“我研究運河,得益於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教授卞孝萱先生的支援和鼓勵。”說起《中國運河與漕運研究》的緣起,張強的思緒飛到了二十多年前。當年,卞孝萱教授和他的學生胡阿祥教授主編出版《國學四十講》後,又將編輯《新編國學三十講》提上日程。卞先生提出,應對運河進行專門研究,在書中開闢“運河學”章節。張強領受了這個寫作任務,並進而提出“運河學”概念。和如今不同的是,當年的運河研究尚屬冷門,並無太多的學者投身對運河的學術研究,但甘坐冷板凳的張強不但撰寫出《新編國學三十講》中“運河學”的部分,還從此將運河漕運確定為自己今後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方向。
張強的專業是古代文學,偏重於先秦兩漢文學方面,涉足史學研究,可謂“跨界”。在他看來,之所以要“跨界”,是因為史學與文學的關係密不可分,古人一向把史學視為文學的一部分,“要想深入研究古代作家並揭示其作品的內涵,需要關注特定時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在我看來,史學既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一部分,也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必要手段及武器”。
在運河學研究中,張強格外關注在整個中國大運河發展中佔據重要地位的漕運。他在書中指出,“漕運”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看,凡水運皆可以“漕”相稱;從狹義上看,漕運則指由國家組織的大規模的水上運糧和運兵行動。很多情況下,“漕運”主要指調集不同區域的租米及賦稅入京,在保障京師安全的同時,向不同區域運糧運物,為軍事行動、賑災救荒等服務。因此,漕運通道是商貿往來的大通道,在穩定專制國家的政治秩序、經濟秩序等方面負有特殊使命。
漕運固然重要,但長期以來,眾多運河研究學者只關心“河”的歷史,對“運”避而不談。關於漕運的學術著作並不算多見,且多關注於某一個朝代或時代,如黃仁宇所著《明代的漕運》,以及《清代漕運》《隋唐時期的運河與漕運》等。張強窮二十年之力,全面梳理中國古代運河與漕運的發展史,寫就《中國運河與漕運研究》,全書分為先秦兩漢卷、三國兩晉南北朝卷、隋唐卷、兩宋卷、元明清卷,詳細論述中國運河及漕運的起源、發展、興盛、衰落的全過程,及其與城市、商業、貿易的興起和發展之間的關係。
二十年苦心孤詣,發憤著書,張強不知道犧牲了多少個節假日。曾經在淮陰師範學院擔任領導工作的他,平日裡不但要從事學術研究,行政業務也同樣繁忙,只能擠出時間查詢文獻,爬梳史料,閱讀相關書籍,光運河沿線的各地方誌就讀了150部以上,日積月累地將這套鉅著的寫作繼續下去,“有好幾年的大年初一,窗外響著慶祝新年的鞭炮聲,我在窗下繼續寫運河寫漕運”。尤其是在近幾年病重期間,張強克服手不能寫字的困難,將病痛化為力量,堅持將《中國運河與漕運研究》全部寫完。
古代,人們對水利的總方針是“鑿渠借水”,即人工開鑿渠道,連通自然水系,實現灌溉、漕運之利。運河與黃河、長江、淮河等實現互通後,又擴大了漕運的範圍。在五卷本的《中國運河與漕運研究》中,張強以翔實的考辨為工具,透過對先秦各諸侯國和後代運河開挖時間斷限的清理,呈現了先秦時期各地運河和漢魏六朝、唐、宋、元、明、清漕運“鑿渠借水”而四通八達的清晰面貌。
採訪中,張強教授在微信中透過語音轉化為文字,和記者進行交流。他介紹,將運河和漕運結合到一起研究是《中國運河與漕運研究》的最大特色和亮點,既展現了運河的源流,也描繪了漕運的廣闊歷史。書中,他從《尚書·禹貢》《史記·河渠書》出發,對上古時期運河開挖的時間進行了梳理和考辨,認為中國運河首先是區域性的運河,在不斷連線的過程中形成了後世的規模。春秋戰國時期,不同諸侯國揭開了運河開挖的歷史。漢代以後不斷地將它們連線起來,初步形成了貫穿南北東西之勢。至隋代,在前人的基礎上,建成了以洛陽為中心,向不同方向輻射的大運河,並影響到後世。具體而言,《中國運河與漕運研究》疏浚了運河學術史上淤塞先秦至隋運河航道間的“淤泥”,使春秋戰國時期鑿通的鴻溝、邗溝、鄭國渠,漢代漕渠、白渠,曹操在黃河以北開挖的數條運河與吳古故水道、丹徒水道,與隋代開鑿的通濟渠、永濟渠等貫為一體,展現了南北大運河形成的清晰脈絡。
《中國運河與漕運研究》全景式地將中國古代運河史鋪展開來,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乃至思想啟蒙等角度綜論運河和漕運的強大影響力。他將運河和漕運的主要功能歸納為八個方面:一是運河有強大的運兵運糧能力,為諸侯爭霸稱雄帶來了佔據軍事制高點的先機;二是進入大一統時期以後,運河為維護國家統一、開拓疆土和消滅反叛勢力提供了基本保障;三是運河促進了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為不同的自然經濟區域的發展及商貿活動注入了活力;四是運河貫穿南北,是有生命力的載體形式,縮小了不同區域的文化差異;五是運河有穩定社會政治和經濟秩序的功能;六是運河沿線的中轉倉為就近調糧賑災提供便利;七是運河同時具有交通運輸、農田灌溉、防洪防澇、改良土壤等多種功能,提高了相關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八是運河與自然水道黃河、長江、淮河等一起形成了強大的交通運輸網路。特別是運河與運鹽河串聯在一起,擴大了漕運特別是商貿往來及榷鹽即徵收鹽稅的範圍。
張強將大運河稱為“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面影”。運河不但關乎中國曆代的政治、經濟發展,在文化、民俗、思想、文學等方面也產生影響。比如,明代中期的思想啟蒙與運河經濟帶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同樣也是明代,在大運河溝通全國市場的刺激下,刻書業蓬勃發展,為通俗小說及啟蒙思想的社會傳播創造了條件,推動了明清的文化啟蒙。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教授評價,《中國運河與漕運研究》從漫長曆史和浩繁史料中披沙揀金、辨章考鏡,用具有節點性、代表性的史料支撐起中國運河與漕運的宏大敘述,實現了歷史觀念和真實細節的有機統一,使人們能夠更感性地感知和接觸一個有溫度的中國運河。
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於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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