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14日，王玉文同志接來了中央軍委、省委派來的一批軍事幹部。
他向李超時介紹說：“這是何坤同志，這是張愛萍同志，這是何揚、宋奇同志。”
李超時聽後，熱情地與新來的同志一一握手，並高興地說：“歡迎大家，歡迎大家。”
王玉文同志說：“我們從水路繞道泰興口岸來這裡，真是一路風塵啊！”
何坤接上說：“一路風塵來到了家。”
他這話一出口，把大家全都說笑了。
這時，王玉文對李超時說：“他也是黃埔軍校的。”
李超時忙問：“你是哪年去的？”
何坤答：“我是1924年去的。”
“那你是老大哥，我是1926年去的。”
說著，李超時又與何坤握手，“咱們是老同學。”
何坤笑著說：“老同學。”
接著，李超時向何坤同志介紹了通海如泰地區的情況，他說：“我們這個地區基本上分為兩大塊；一塊是通海，包括南通、海門、啟東三縣，那裡的部隊叫中國工農紅軍江蘇第一大隊，下轄三個中隊，大隊長是仇健忠同志；另一塊叫如泰，包括如皋、泰興、泰縣、東臺、靖江五縣，部隊的名字叫如泰工農紅軍總隊，下轄兩個大隊，總隊長是黎昌聖同志。”
在通海特委會議上，李超時提議，何坤同志參加特委工作，接著會議決定何坤同志為通海特委委員。
後來，李超時與何坤、劉瑞龍、張愛萍等同志一起到各地進行了視察，做了如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部隊中正式建立了大隊部和政治部，設大隊部和政治部主任，成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定期開會解決士兵的實際困難。堅持每天上政治課和出操訓練。每到一個地方駐下來，都要站崗、放哨。如有人違犯紀律，馬上便會有人執行，領導上即分別進行教育和紀律制裁。
第二，部隊與群眾公開見面，向群眾宣講紅軍的性質、任務，說明紅軍是人民群眾自己的軍隊。發動群眾起來開展分糧、分衣的鬥爭，讓群眾積極擁軍參軍，支援紅軍進行遊擊戰爭。
第三，明確紅軍的給養問題。透過調查研究，確定從鬥爭中沒收地主的糧食、財物來解決。若有不足，就以紅軍大隊部的名義，向富裕農民進行徵收。
另外，在給養問題上，如泰地區的紅軍戰士以往每月領六元大洋的津貼費，何坤對李超時說：“江西的紅軍戰士每月僅領三元津貼，我們領六元，還吃派飯，老百姓是不是負擔太重了？”
李超時聽到這個訊息後，就說：“這個問題，我看咱們開會動員一下，為減輕群眾負擔，也改為三元。”
何坤說：“對，我用現身說法來動員。”
李超時說：“好。”
經過說服教育，紅軍戰士每月都自覺地少領三元津貼，和江西紅軍一樣。
經過一段緊張的工作之後，何坤和李超時將情況向省委作了彙報，省委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認為通海如泰地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正規的紅軍部隊的條件已經成熟，可以正式打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的旗號。
根據省委的指示，中共通海特委在李超時的主持下，迅速起草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十大政綱”，於3月2日，以傳單的形式公之於眾：
一，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
二，沒收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廠、企業和銀行；
三，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國民黨政府；
四，建立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政權；
五，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
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等；
七，沒收地主階級土地歸農民；
八，改良士兵生活，分給土地和工作；
九，取消軍閥在地方強徵的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累進稅；
十，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
傳單像雪花一樣，飄撒在通海如泰地區的上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也像五月的鮮花一樣，開滿廣大人民群眾的心中。
接著，李超時與何坤適時地對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所轄的通海如泰地區的紅軍進行了改編：
通海地區的紅軍游擊隊，即中國工農紅軍江蘇第一大隊，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第一支隊，支隊長劉廷傑，副支隊長仇健忠，政委俞金秀，政治部主任陳雪生。支隊下轄兩個大隊：第一大隊大隊長吳子力，第二大隊大隊長陳宗恆。
如泰地區的紅軍游擊隊，即如泰工農紅軍總隊，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第二支隊，支隊長由何坤兼任，政委黎昌聖。支隊下轄三個大隊：第一大隊大隊長戈正平，第二大隊大隊長張愛萍，第三大隊大隊長秦謀。另設一個特務隊，專司經濟工作，隊長孫盛。
啟東縣的紅軍游擊隊，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四軍啟東大隊，大隊長楊思公，政委劉志成。
正當李超時、何坤對紅十四軍進行改編的時候，傳來了《古田會議決議》。
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並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
決議規定了紅軍的性質、任務和建軍原則，決議指出：“中國工農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因此，堅持無產階級政黨對軍隊的領導，是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
決議批判了主張軍事領導政治，把軍隊凌駕於黨之上的錯誤思想。規定“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定之後，再給群眾去執行”；提出紅軍的任務“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還批判了那種不願做艱苦工作，只想“走州過府”、“流動遊擊”的流寇思想。
決議特別強調：要加強紅軍內黨員的思想教育，號召共產黨員要學會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研究，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政治化、科學化。同時，批判了紅軍記憶體在著的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等錯誤傾向，強調要教育黨員懂得黨的組織的重要性，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正確地開展黨內批評，自覺地遵守黨的紀律，堅決執行黨的決議。
此外，決議還規定了紅軍實行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則和瓦解敵軍、優待俘虜的政策。
、透過《古田會議決議》的學習，李超時與何坤等領導人，大開了眼界，提高了認識。《決議》為紅十四軍的發展和建設，指明瞭前進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