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長久以來，很多美國人持有堅定的自信，相信“美國的制度是最好的”、“美國是最強大的”。最近兩年連續發生了幾件事情，直接衝擊了這些堅定的自信。
在新冠疫情中，美國在感染人數、死亡人數方面是全球表現最差的，從自信滿滿的“最好”“最強”榜首，直接跌入了“最差”“最弱”的榜尾。
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發生了“國會山事件”。在美國人心中，這樣的事情是發生在落後國家、“邪惡”國家的，譬如委內瑞拉，想不到具有“最好制度”的美國也會發生。
今年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不僅極度混亂，而且美軍還沒有完全撤出，它扶植了20年的親美“民主”政府就垮臺了。而當年蘇聯從阿富汗完全撤軍後三年，扶植了10年的親蘇“不民主”政府才垮臺。最強大的美國竟然表現得不如解體前夕的蘇聯。
面對這些衝擊自信的現實，美國人感到震驚困惑。為了解釋現實和自信之間的不相符，多數美國人是在表層找原因，譬如把防疫不利歸咎於某些官員專家，把衝擊國會歸咎於特朗普支持者的魯莽，把阿富汗問題歸咎於“帝國墳場”和一些具體負責的官僚。
也有少數人會進行較為深入的思考，反省這些問題背後深層的政策形成與執行過程。極少數人會深入到價值觀層面，反思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體系是否有問題，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上構建的制度是否有問題。
當自己的觀念和現實發生衝突的時候，大多數人往往盲目地固守自己的觀念，找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來解釋衝突；只有很少數人有勇氣和能力挑戰自己的觀念，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方法來修正自己的觀念，使自己的觀念能夠與時俱進地發展，進而指導自己在實踐中不斷取得進步。
為什麼大多數人會盲目地固守自己的僵化觀念呢？少數人是如何能夠克服這種盲目性的呢？當一個國家固守僵化觀念的時候，會對這個國家的發展造成什麼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需要用什麼方法來克服？目前世界正經歷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變局中的各種巨大變化對人的固有觀念造成的衝擊是極為強大的，個人應該如何適應這種大變局？國家又該如何應對這種大變局呢？
本文試圖回答這些問題。關於固守觀念的現象，政治學、社會學有過很多分析探討，但我想先從神經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更為“科學”地分析這個現象，然後再以此反觀這個現象對政治和社會的影響，以及探討如何解決其負面影響的問題。
固守觀念的神經淵源
耶魯大學醫學院的神經學教授史蒂芬·諾韋拉[1]，從神經科學和心理科學的角度，指出人類思維的一大特點是“模式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這種思維特點，既可以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進生存，但也含有陷阱，其中一大陷阱就是使人在劇變的世界中不能作出相應的觀念改變，而是固守觀念。
所謂“模式識別”，就是人可以在雜亂無章的資訊中識別出“模式”來。譬如，樹葉飄落，蘋果墜地，石頭滾動……這些雜亂無章的運動，被人透過“重力”“加速度”“質量”“引力”“摩擦力”等等的力學模式化，變得易於認識了。人透過這樣的模式識別來認識世界，還利用這些認識進行創造性的活動，譬如根據力學理論創造各種工具，改進人類的生產和生活。
在模式識別的過程中，人會對模式產生真實的感覺，認為這些模式確實存在於現實之中。這些模式化的資訊經過大腦的處理，會在人腦中構建出一個“內在現真實模式”（internal model of reality），這是人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是人自己認為的現實，人相信這個“內構現實”就是客觀現實。
如果這個“內構現實”非常接近客觀現實，它可以幫助人們應對現實中的問題，有助於人類的生存發展。但是，如果“內構現實”遠離客觀現實，那麼它不僅不能解決現實中的問題，還會將人匯入歧途，跌入陷阱。
譬如化學中的“燃素說”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17世紀時，人們認為燃燒的火是由細小活躍的微粒“燃素”構成的。但這種“內構現實”不符合現實，人們被匯入歧途，忽視燃燒時空氣成分的變化，無法解釋金屬燃燒後重量增加的現實。在這樣的陷阱中，人無法用燃燒理論來指導有關燃燒的生產活動，改善人類的生活。
要想避免陷阱，需要對頭腦中形成的自認為現實的“內構現實”進行“現實測試”（reality test），以便否定“不現實的認識”，從而構建更接近現實的“內構現實”。諾韋拉指出，否定頭腦中的“不現實的認識”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從神經學、心理學、生存適應進化等多種角度展現了“不容易”的原因。
形成“內構現實”的大腦活動主要是在新皮質（neocortex）的額葉（frontal lobe）部分進行的。新皮質是生物從低等向高等進化過程中最晚出現的大腦皮質，額葉更是智力進化的高階活動領域。理性思維是在這裡進行的，它也負責調控更原始的情緒管理中心“杏仁核”等結構。
這裡只是談到額葉功能的幾個方面，整個的圖景更為複雜，圖片來源：Handbook of Clinical Neurology
從進化的角度來看，情緒有更加古老久遠的歷史，是更為原始的腦活動，有更強大的影響力和更高的效率。這種高效率很多時候可以產生有利於人類生存的結果。譬如，人在遇到危險時會產生“害怕”情緒，使人能夠立刻快速採取行動，逃避危險。
在狩獵時代，快速逃避猛獸能夠大大提高生存的機會。當看到叢林中草木異常晃動，害怕裡面藏著老虎的情緒會使人立刻逃跑，而那些缺少害怕情緒、理性思考是否真有老虎的人，則不會立刻逃跑。如果裡面真是藏著老虎，受情緒驅動的人得以逃跑生存，而受理性驅動的人則很可能喪生。
在漫長的原始社會時代，能在情緒驅動下快速逃跑的人獲得了更大的生存機會，他們的行為，他們的基因，透過“適者生存”的規律，深深影響著後來的人類。
情緒驅動的強大力和高效率，還和情緒能夠產生的滿足感相關。當人情緒活躍的時候，人腦中與情緒相關的神經元釋放的某些神經遞質就會增加，使人得到“滿足”的感覺。這就使得情緒驅動行為具有了生理動機，而理性驅動行為則缺乏這樣的生理動機，因此情緒具有了更強的行為驅動力。
有的時候，人還會突然“喪失理智”，直接為情緒支配。耶魯大學的神經科學家艾米·安斯頓（Amy Arnsten）等發現，面對壓力時，人腦過度釋放各種應激激素，阻礙前額葉調控“杏仁核”等與情緒相關的腦區。
圖片來源：Linkreseach.com
諾韋拉認為，在形成“內構現實”時，一方面理性思維進行了構建，另一方面大腦會賦予其“意義”，會獲得“情緒化”的感覺，成為了“信念”（belief），也使人對其執著。
信念中的理性與情緒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信念”（belief）是人類的心理需要，當人持有一種信念、相信一個理論的時候，人可以擺脫“不確定”的心理焦慮，可以產生對事物、對生活“有把握”的可控制感。
信念本應該是理性的產物，是應該透過理性思維形成的，但是由於信念是人的心理需要，信念的形成及其維持也就會受到情緒的深刻影響。
諾韋拉引用了“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心理學理論來解釋這種心理需要。認知失調是一種不愉快的情緒，是由於兩個互相沖突的信念同時存在而引起的，譬如某人原來相信“地球是平的”，但新的現實資訊形成了“地球是圓的”新觀念，此人就會產生認知失調的不愉快情緒。
結合安斯頓等人的發現，信念受到“侵犯”所產生的壓力與激素變化，也許就是其難以動搖，墜入“情緒化堅守”在神經與分子層面的原因之一。
人具有強烈的心理需要，渴求擺脫認知失調的不愉快感覺。為了克服認知失調的這種不愉快情緒，人很可能會抵制新觀念。因此，很多人就會抑制、迴避、扭曲對自己信念進行的現實測試，以便克服因信念衝突引起的認知失調感。
人們甚至可以反過來用理性為自己的信念辯護，使自己的信念“合理化”。譬如，人們選擇性地進行“資料探勘”（data mining），專挖那些符合自己信念的資料，忽視那些與信念矛盾的現實，迴避現實測試，用挖掘出的偏見資料把自己的信念合理化。
阻礙理性思維的障礙
諾韋拉指出，絕大多數的時候（高達95%），人不能夠僅僅憑藉理性來改變自己固有的行為，因為那古老而原始的情緒力量太過強大，而進化後期才形成的理性思維，需要耗費很大的心理警覺和能量消耗才能進行，因此，人很容易跟著情緒走，只有保持高度的理性自覺，才能抵禦情緒的控制。
關於人類思維的重情緒、輕理性現象，曾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內曼作過很多研究，他也指出，人往往會受情緒的影響而對自己的理念結論過度自信，以至犯下種種錯誤。[2]
諾韋拉列舉了很多受情緒影響而對自己的理念結論過度自信、因而犯下巨大錯誤的例子，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科學家所為。譬如熱力學之父、“開爾文男爵”威廉·湯姆森，曾根據地球形成初期的熾熱狀態到目前的冷卻程度所需要的時間來計算地球的年齡。他測算出來的地球年齡遠遠短於當時根據地質學、生物學等實證性研究所估算的時間，但他抵制和迴避那些實證的現實資訊，執著於自己的計算公式估測的結論。
開爾文勳爵
結果，當放射性現象被發現之後，科學界發展出了更為科學的放射測年法，用這種方法估算的地球年齡很接近地質學和生物學的估測，開爾文的計算公式估測結論顯然是錯誤的。
放射性現象還從理論上解釋了開爾文失誤的一大原因，由於地球中的放射性物質在衰變過程中會釋放出熱量，因此減慢了地球的冷卻速度，加長了所需要的冷卻時間。
如果開爾文當時能夠更為理性地面對現實，不抵制地質學和生物學提供的實證資訊，即使他對放射性沒有研究，也可以對自己的公式採取懷疑和開放的態度，留下進一步修正的空間。
犯這種錯誤的科學家並不只是單獨的個人，有時會是一大批科學家同時執著於一種“內構現實”，譬如N射線。當X射線被發現之後，法國物理學家布朗德洛特宣佈又發現了一種新射線——N射線，其後有30多個科學家小組都宣稱能夠透過實驗產生N射線，有300多篇論文相繼發表，有100多位科研工作者捲入，他們都執著於N射線存在的“內構現實”。
N射線事件的“內構現實”還有一個特殊之處：“成功”研究N射線的絕大部分是法國科學家，英國、德國科學家（包括剛才提到的開爾文勳爵）的重複實驗沒有成功，最後是美國科學家實地探訪，偷換了一些關鍵部件，法國科學家仍宣稱成功觀察到N射線，才徹底推翻了這一“內構現實”。圖為N射線在一個小電火花上產生的動作攝影，布朗德洛特1904年，圖片來源：wiki
但也有一批科學家否認N射線的存在，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辯論，尤其是對“產生N射線”的實驗進行了反覆的檢驗，終於確定了N射線是不存在的，那些所謂產生了N射線的實驗都是有紕漏的。其實這些紕漏都不難辨認和避免，但當科學家執著於自己的“內構現實”時，他們就會對此視而不見，有偏見地進行“資料探勘”，以便自己情緒上喜歡的結論能夠被合理化。
在人文社會的學科中，情緒左右理念要比在自然科學中更加容易。一是因為這些學科往往涉及許多主觀的元素，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去做客觀的實驗；二是因為這些學科的內容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有著直接密切的關係，更容易喚起情緒，譬如“射線”那樣的問題與一般人的生活相距甚遠，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自由”“民主”卻與人的日常生活休慼相關，人對其有著天然的牽掛，因此情緒也就更加容易侵入這些理念。
在情緒侵入這些理念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有些理念還被“價值化”了，成為了必須捍衛的“價值觀”“價值信念”，這更是從根本上切斷了“現實測試”之路，使理論觀念的修正完全不可能了。理念是理論觀念，社會科學理論也需要現實檢驗；價值則是一種信仰，不是理論觀念。把理念與價值捆綁在一起，雖然可以使理念獲得神聖信仰的光輝，但卻使其喪失了改良進步的可能性。
目前，西方的很多理念和價值捆綁在一起，這些理念使西方在疫情襲來的世界劇變中手足無措。面對劇變的挑戰，很多西方學者卻堅持要捍衛價值觀，譬如基辛格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說：新冠疫情正在改變世界，“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需要捍衛和維持他們的啟蒙價值觀。”（觀察者網已刊發該文《新冠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很多西方學者進行“捍衛”時公然拒絕實證資料，透過想象來“創造事實”，譬如英國知名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他堅稱武漢封城後飛中國國內的武漢航班停航了，但武漢飛歐洲美國的航班卻持續著，言外之意是病毒因而傳播到歐美。加拿大學者貝淡寧透過民航實證資料向弗格森指出，“武漢飛歐美的航班持續”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但弗格森“仍然堅持自己的想法”（觀察者網已刊發貝淡寧的相關文章）。
如此的價值捍衛、理念固守，使得西方的很多理念喪失了修正進步的可能，使西方的衰落加劇。
大變局中的觀念固守與體制問題
面對人類的“觀念固守”的心理特點，社會群體應該有意識地進行理性應對。應對得好，這個社會群體就可以發展崛起；應對得不好，就可能衰敗沒落。
在人類進化的漫長曆史程序中，重情緒而不重理性的行為，在原始社會時期曾經有過積極的意義，使人可以快速逃避猛獸；在發展變化緩慢的傳統社會時期，重情緒而不重理性的行為，積極意義雖然不大，但消極意義也不太明顯，因為外在現實的變化很慢，固守的觀念並不需要經常修正。
但在工業社會，尤其是在瞬息萬變的後工業社會，重情緒而不重理性的觀念固守的危害就非常大。此時的人類，需要高度自覺地使用理性思維，來管控大腦中更為原始部位發來的情緒衝動引起的問題。
人類有數十萬年的歷史，其中絕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原始社會狀態，農業只是在一萬多年前才出現原始的萌芽，而工業革命是18世紀才產生的，真正的工業社會只有二百多年的時間。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原始社會佔了95%以上的時間，真正的工業社會所佔的時間只有約千分之一。由於人類的大腦是在漫長的過程中逐漸進化的，原始社會佔據的時間非常長，對大腦的影響非常大，工業社會的時間太短了，還來不及表現在大腦的結構進化上。
當代變化飛快的生活環境，大腦進化滯後的重情緒輕理性的思維習慣，這是人類目前必須面對的兩個現實。使思維習慣適應變化的環境，是社會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解決得好，社會就能夠更好地發展。
要解決這個問題，作為個人來說，需要有意識地自覺使用“現實測試”的理性思維方法，抵制情緒的影響。作為社會來說，需要構建機制，幫助人們進行重理性的思維。
更為重要的是，國家要構建機制，選拔重理性思維的人作決策者、領導者。畢竟人類中的大多數，還是不可能很快就改變數十萬年形成的思維習慣。但是其中會有一部分人，在改變思維習慣方面表現得相對優秀，讓這部分優秀的人來領導國家作決策，可以使國家獲得更好的發展。
自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西方現代自由民主體制，存在著結構性的原因，不利於解決這個思維習慣改變的問題。
其中的選舉制是一大原因。在目前的西方選舉中可以觀察到，政客們廣泛利用大眾的情緒思維習慣來拉選票，而且還創造出各種各樣的“煽情”方法，鼓勵大眾的情緒思維，而不是幫助大眾改變情緒思維的習慣。
譬如“身份政治”，讓人情緒化地認同一種身份，而不是鼓勵人理性地思考。還有花樣創新的競選廣告，諸如抓眼球的畫面、碎片化的資訊、聳人聽聞的故事……都是“煽情”，而不是“重智”，是鼓勵情緒化思維，是抑制理性思維。
西方選舉強調“大多數”，而大多數恰恰未必是思維習慣改變得好的優秀者，那些思維習慣改變得好的少數優秀者，往往不能獲得未改變的大多數的認同，因此難以當選。西方的民主制“從眾”“從多數”，而不是像中國的“從賢”“從優”的選賢任能。
原本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西方選舉是部分精於“理性思維”的政客對大眾情緒的利用，選舉完後無民主，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治的理性運轉；但特朗普的當選和四年任期，無疑深深動搖了這樣的說法，更凸顯重情緒輕理性的問題。
西方自由主義的市場，同樣蘊含著很多鼓勵情緒化思維的元素，商業廣告就是一大元素。為了利潤最大化，生產商千方百計讓人購買他們的產品，情緒化的商業廣告是誘導消費行為的有力工具。在商業推銷的大潮中，人們的情緒化思維被激發得越來越強。
西方自由民主體制中的這些結構性因素，使其與目前加速變化的大環境越來越不匹配。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時候，西方現代體制曾經表現出一定的優越性，因為傳統社會的觀念固守的結構性因素更為強大、更不容忍觀念改變的行為，而在啟蒙運動後出現的西方現代體制，允許了一些觀念改變的行為，因此更適應時代變化。
但是，目前的大環境對觀念改變有了更高的要求，西方體制出現了很多不匹配的問題，若不進行有效的改變觀念的反省，西方的“價值捍衛”會導向自我衰敗。
回想30年前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今天美國的相對衰敗已經很明顯。這從“強”至“弱”的衰敗，並不是由於遭受了外敵的軍事打擊，而是它自己體制中的問題造成的。
美國在敘利亞的勢力衰弱是一個典型例子，2011年阿拉伯之春初起時，美國強勢要求阿薩德下臺，那時它是敘利亞問題上最強大的聲音，但是今天解決敘利亞問題的最重要國際會議卻排除了美國，這是它自己一系列錯誤政策導致的。美國並非沒有人提出理性正確的政策，但美國的體制卻使它不斷地排斥正確政策、選擇錯誤政策，排除重理性的政策、選擇重情緒的政策，使它自我衰敗。關於美國在敘利亞的這些錯誤抉擇和衰敗的來龍去脈，請參閱《優主治國》的第三章（尹伊文：《優主治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目前的大環境，中國正在這大環境中崛起。中國的體制表現出不同於西方的特質，並且在實踐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對於後工業化時代所要解決的“重視理性思維”“防止觀念固守”的問題，中國可以利用自己的體制特長來應對。
譬如在“從賢”“從優”的選賢任能體制中，可以強調被選撥的人需要具有“重理性思維”“善用‘現實測試’‘實踐檢驗’來改進觀念”的素質，這樣就可以使政府的領導團隊中有更多的思維習慣進化得好的優者。雖然在中國的傳統社會，“優賢”並不明確強調“理性”“觀念改進”，但是“選賢任能”的體制框架，可以加入後工業化時代所需要的新內容、新條件。
又譬如，中國的體制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特長，中國可以利用這個特長大力推廣“理性思維”“現實測試”的思維方法，使國民重視思維習慣的改進，提高國民的思維素質。這些都可以給中國在後工業化時代的發展提供強大優勢。
註釋：
1. 史蒂芬·諾韋拉（Steven Novella，1964-）美國神經學家。請參閱他的《Your Deceptive Mind: A Scientific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The Great Courses，2012。
2. 關於人類思維的重情緒、輕理性問題，請參閱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1934-）的《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紐約，2011。他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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