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港英政府訂立“郊野公園條例”，至今成為香港的圖騰，即郊野公園不能動，動了就違反“郊野公園條例”，那是萬萬不可。

香港“郊野公園條例”像圖騰，許多香港人無立錐之地

事實上，香港不是沒有土地可供開發。只要在香港旅遊登山時，站在山頂瞭望四方，香港的土地莽莽蒼蒼，可以說是無邊無際，其中大部分是郊野公園。

香港讓人住的土地只佔整體土地面積百分之七，反而郊野公園就佔百分之四十；這種不合理的比例，在世界大城市中絕無僅有。而且，香港郊野公園範圍劃定有一定主觀性，一旦被劃作郊野公園，就不能動。

觀乎世界各地，多少土地應留作郊野公園並無標準。而如何為香港郊野公園劃界，也沒有一套科學客觀標準，為什麼“郊野公園條例”好像圖騰一樣，神聖不可侵犯呢？“郊野公園條例”就像一條絞索，把香港人勒得透不過氣來，由於不能開發土地，房屋緊缺，許多香港人無立錐之地，被趕入籠屋、陽臺屋、貨櫃屋、棺材屋、水管屋等，其中劏房已算是“較好”的“居室”了。尤有甚者，香港仍有6000名籠屋床位租客，他們蝸居在0.56 m²×0.28 m²以鐵架與木頭打造的小空間裡。

早在2013年，時任發展局長陳茂波就發表網誌，反問郊野公園是否不能發展，結果觸發環保人士強烈反彈，有人批評港府打郊野公園主意是“思想的癌細胞”，“想也不應該想”。一見有人反對，港府立即跪低，補鑊指陳茂波只是引述他人的意見，並不代表政府的立場云云。

其後，前特首梁振英於卸任前委任房協，研究佔地僅40公頃的大欖及馬鞍山郊野公園邊陲地建屋。梁振英方案開發成本低時間短非常理想，但香港綠黨站在道德高地認為郊園邊陲不能動，梁振英方案遂明珠投暗，沉晦不彰。

當年新市鎮開發時亦是郊野地方

回顧香港新市鎮的發展，沙田、大埔、上水、粉嶺、將軍澳、東湧、荃灣、屯門等，當年開發時亦是郊野地方，如今共住了香港一半人口，當年如果不開發新市鎮，試問香港一半人口住哪裡？過去數十十年來，香港人囗從港島和九龍流入新界乃至將軍澳。將軍澳是香港第三代新市鎮之一。除了近山及較早開發的土地以外，大部分土地是由填海得來。這種情況，反映新市鎮有助於疏導港島及九龍的人口。

郊野公園是香港面積最大的一種土地用途，打它的主意無可厚非。問題是，郊野公園有法例保護，又和環保、綠色、健康、自然等正面關鍵詞拉上直接關係，更加分毫難動；加上龐大的綠色團體在旁虎視眈眈，政府一直無計可施。

香港市民要思考，郊野公園是在沒有進行任何環境和生態價值的評估下，而被圈劃出來大量的土地，這安排是否合理？其次，從成本而言，開發郊野公園既能夠避免拆遷賠償的爭議，相對填海的技術成本較低，理論上只要做好規劃開發的時間將可以大大縮短，筆者相信完全能夠解決香港建屋的土地需求。

開發郊野公園從根本解決房屋短缺

《郊野公園條例》制定至今已有45年，郊區與市區的分界也隨著城市擴張而日趨模糊。而且自1992年起，政府曾最少3次試圖改劃兩個郊野公園的界限，以作其他用途。本港土地供應日趨緊絀，而全港超過40%土地屬於郊野公園，受限於《郊野公園條例》，開發郊野公園難度不小。但時移勢易，香港房屋供求關係長期緊張。開發郊野邊公園土地發展房屋，值得認真考慮。

就算在郊野公園興建房屋，也未必影響環境。為郊野公園重新劃界， 撥出一些有基建、交近市區的郊野公園土地發展，相信對環保人士及港人居住都有好處，而且還會減少對郊野公園的破壞。

發展郊野公園同時能紓緩現今貧富懸殊問題，體現階級平等及同一代人的平等。因為租金、樓價問題、公屋供不應求，導致巿民貧者愈貧，生活成本高昂；相反，有物業人士或地產商因炒賣物業或囤積居奇，賺取巨利，所以發展郊野公園能有效打破以上局面。

香港城、鄉、郊、野之間發展密度差異亦愈來愈大，城區人口稠密，市民生活空間狹小，香港要打破劃地為牢的舊觀念，反思郊野公園的土地利用，增加土地供應，從根本解決房屋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