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11日下午，周總理午睡過後，同往常一樣在病房裡鍛鍊身體，他所做的是流傳甚久的八段錦運動，這項運動周總理已經堅持了數年，每天只要身體情況允許，他都會抽出時間來練上一會，練完之後通常都會身心舒暢。
他練完的時候已經是四點鐘，趁著精神還好，他想要見一見多年的老友朱德。實際上，自周總理住進解放軍305醫院之後，朱老總總曾數次想要到醫院看望周總理，但大部分時候都被周總理拒絕了。
倒不是周總理不願意見朱老總，而是因為周總理不願意讓大家為他而心裡難受。
周總理總是為別人著想，曾經為他理了二十多年發的朱殿華因為長時間沒有收到周總理理髮的訊息，而幾次捎信請求給周總理理髮，結果都被周總理拒絕了，周總理是這樣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的：“看我現在病成這個樣子，他會難受的。還是不要讓他來了，謝謝他了。”
也因此，周總理最後堅持八個月沒有理髮，當朱殿華八個月之後再次見到周總理的時候，周總理已經病逝了。周總理對為自己理髮的師傅都能如此考慮，更何況是對並肩作戰了半個世紀的朱老總呢。
況且當時朱老總已經89歲，周總理不願意讓朱老總為自己難過，因此他數次拒絕朱老總來探望。但他也很想見一見朱老總，聊上一會，哪怕只是說幾句話也是好的，因此他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時間見面。
這一等就等到了1975年的7月11日。此時小暑剛過，即將入伏，三伏天的天氣只能用炎熱來形容，年邁的朱老總決定過幾天就去北戴河休養，這一去可能就是兩個多月。
周總理不敢想等朱老總從北戴河回來後，自己的病情會是什麼情況，大機率會比現在更加嚴重，因此他想就在這幾天見見朱老總。
此時距離周總理上一次的大手術已經過去了105天，身體恢復情況還不錯，儘管周總理越來越瘦弱，據6月16日周總理給毛主席信中記載，當時周總理的體重只有61斤。
61斤是什麼概念，相信不用細說，大家也能想象得到當時的周總理有多瘦弱，他大大小小的手術做過不少，但癌細胞早已擴散，手術也不過是延長他的壽命而已，痊癒早已經不可能，好在那幾天周總理感覺身體情況不錯，這才決定要見一見朱老總。
但他向來是一個細心的人，他細細考慮了一番，先讓衛士高振普電話詢問一下朱老總能不能來，如果不能來，就再明天、後天看看，儘量安排在朱老總去北戴河之前，如果可以來，也要考慮到朱老總的身體情況。
朱老總晚年有糖尿病，又年紀那麼大了，不能影響到他正常的一日三餐，他一般都是下午六點吃晚飯，因此見面時間儘量控制在半個小時之內，然後五點半讓朱老總回去，這樣就可以讓朱老總六點回到家中吃飯。
原本朱老總在中南海的住處距離解放軍305醫院並不遠，坐車的話很快就到了，但1970年開始，朱老總就搬離了中南海，在萬壽路總參的一處房子裡住了下來，這一住就再也沒有離開。
也因此，朱老總去看望周總理的話，花在路上的時間也就長了。這也是周總理一直不同意朱老總來看望他的原因之一，周總理不願意折騰這個年近九十的老友。
高振普得了周總理的任務之後，就趕緊去給鄧穎超打了一個電話，彙報了這個情況。鄧穎超沒有猶豫，將朱德夫人康克清的電話告訴了高振普，讓他直接聯絡康克清。
朱老總和康克清早就等著這個電話了，朱老總的想法也是去北戴河之前去看望周總理，因此他和康克清一直在等周總理這邊的電話，可以說高振普的電話打得很及時，康克清直接應下了一會的見面。
康克清知道兩人見面的不容易，為了讓兩人多說一會兒話，康克清還體貼地對高振普說：“你替我問候總理，我就不跟老總一塊去了，讓他們兩位好好談談，你也替我問候鄧大姐。”
高振普忙不迭的答應了，然後趕緊去向周總理彙報，知道朱老總一會就來，周總理很高興，不停在房間裡踱步，似是一刻也等不及了，但他也沒有忘記收拾儀容，讓自己看起來儘量精神一些，他對高振普說：“換上衣服，到客廳去見老總，不要讓他看到我穿著病號衣服。”
無論如何，他要以目前所能拿出的最好的精神面貌來和朱老總見面。
另一邊，康克清告訴朱老總可以去醫院看望周總理了，他趕緊收拾了一下，乘車趕往305醫院。5點50分，朱老總走進了客廳，看到了已經等在那裡的周總理。周總理起身去迎，兩人幾乎是同時向對方伸出了手。
千言萬語透過交握的雙手傳遞給了對方，不需要什麼華麗的語言，只需要最簡單的問候，朱老總用顫抖的聲音說：“你好嗎？”
周總理笑著說：“還好，咱們坐下來談吧。”
不管是周總理還是朱老總，都已經是疾病纏身的老人，行動上都不怎麼方便，周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將兩人扶到了沙發上了，周總理還貼心地問：“要不要換一個高一點的椅子？”朱老總則表示不需要。
等兩人都坐好之後，周總理示意將客廳的門關上，工作人員也就關上門退了出去，將空間留給了兩位老人，讓他們能夠痛快地暢談。
他們之間確實有很多話要說，但又不可能真的長談，畢竟兩人的身體情況擺在那裡，並不適合長時間見客，更何況周總理還有心不讓朱德錯過正常的晚餐，因此聊天的時間不可能會長。
很快，客廳的門就打開了，周總理將朱老總送了出來，此時是6點15分。從5點50到6點15分，一共是25分鐘，不長也不短，正好是周總理之前設想好的談話時長。
兩人在門口再次緊緊地握手，朱老總飽含深情地說：“下次我來看你，你一定要好起來。”
周總理知道自己的病情，好是不可能了，但他不忍心讓老友失望，重重的點了點頭，這是一個承諾，但卻是註定要食言的承諾。
隨後朱德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上了車，搖下車窗，對著周總理揮了揮手，然後車子離開，周總理就站在門口，靜靜地看著朱老總的車子逐漸消失在視線裡，等看不見了，他才轉身往病房裡走，那背影看起來分外悲傷。
誰也沒有想到，這是兩人的最後一次見面，後來的他們再也沒有機會見上面。等朱老總從北戴河回來的時候，周總理的病情急轉直下，在九月初，他曾對外賓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
這是基於他對自己病情的清醒認識，癌細胞繼續擴散，免疫力嚴重下降，醫療組不得不取消周總理的外事接待活動和室外散步，很快他就做了又一次的大手術。
手術是成功的，只是這種成功也不過是延長周總理的壽命而已，而隨著癌細胞的擴散，手術根本不能阻擋死神的親近。
1976年1月8日上午9點57分，周總理在305醫院病逝。
儘管他患癌已經三年半，前前後後做過十幾次手術；儘管他住院時間已經有一年半，越來越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儘管他後期昏迷的時間越來越長，但他的病逝還是讓人接受不了，沒有人做過這個準備，或者應該說，沒有人願意去做這個準備。
所以當主治醫生吳階平宣佈停止搶救的時候，沒有人真的停下來，儘管努力已經成了徒勞，但大家還是沒有停下來，還在搶救著，就是希望奇蹟能出現，然而什麼奇蹟並沒有出現。
儀器上冰冷的直線沒有發生變化，周總理的眼睛再也沒有睜開，哭泣聲以病房為中心向外無限擴散。而鄧穎超的聲聲哭喊將悲傷的氛圍引到最高點，她哭喊著說：“恩來，恩來，我來晚了。”
在周總理住院後期，鄧穎超幾乎天天會去醫院陪周總理到很晚，呼呼地北風也阻擋不住她的步伐，然而在周總理病逝的那個早上，鄧穎超因為前一天晚上回去的太晚，很累，所以決定這一天的早上在家裡休息一下，等下午再去醫院。
然而就是這個決定讓鄧穎超沒能見上週總理最後一面，這是怎樣的一種遺憾呢？
接到高振普的電話後，鄧穎超緊趕慢趕還是晚了一步，等她跑進病房，跑到周總理的病床前， 周總理已經感知不到這個世界的任何事物了。
這對革命伴侶半個世紀不離不棄，到最後卻未能見上最後一面，這該是怎樣的遺憾？然而這種遺憾卻無處宣洩，只能用哭泣來表達，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砸在冰冷的地面上，很快就溼了一片。
然哭聲陣陣，卻引不起任何回應，一床白色的被單將周總理與這個世界隔絕。
被單內靜到極致，與外界的哭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沒有人能從容面對周總理的離世，鄧穎超不能，醫護人員不能，周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不能，周總理為之付出一切的人民不能，朱老總不能，毛主席也不能。
毛主席是在1月8日下午知道周總理病逝的訊息的，原本訊息早就傳遞到了游泳池，但游泳池的工作人員考慮到毛主席的身體情況，還是決定找個合適的機會再告訴毛主席，這一等就等到了下午毛主席午睡完後的讀報時間。
護士孟錦雲給毛主席讀了一會報紙，然後拿出政治局送來的訃告清樣認真讀了起來。原本毛主席還在閉著眼睛聽，等聽到“……周恩來同志，因患癌症，醫治無效，於1976年1月8日與世長辭。”的時候，毛主席突然睜開了眼睛，望向孟錦雲。
那神情似乎是在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什麼叫周恩來與世長辭了？怎麼會醫治無效的？等等，這些問題跑進毛主席的大腦，讓他一時間不知道如何應對。
但也不過是愣怔片刻，很快他就對著孟錦雲點點頭，然後閉上了眼睛，似是在假寐，但眼窩中湧出的淚珠出賣了他此刻的心情。只見那淚珠一個接一個順著臉頰流到了嘴角，最後沒入脖頸，消失不見。
如果說在聽到周總理病逝這個訊息的時候，毛主席的淚是隱忍剋制的，那朱老總的淚就是洶湧激烈的。
相比來說，朱老總知道周總理病逝的訊息是比較晚的。
當1月9日早晨北京所有的國旗都降了半旗的時候；當刊登周總理遺像和《訃告》的報紙充斥在北京各大小報亭的時候；當北京大街小巷的人們用悲痛的心情談論這件事的時候，朱老總還被矇在鼓裡。
已經過完89歲生日的朱德並不知道自己的老戰友已經病逝了，而這個訊息是被刻意瞞下來的，朱老總一家人除了朱老總之外都得到了這個訊息，而且是1月8日就得到了這個訊息。
康克清太知道這個訊息對朱老總來說意味著什麼，就是因為知道，才更不敢輕易將這個訊息告知朱老總，就害怕他承受不了，畢竟已經是年近九十的老人，身上還有那麼多病，一旦知道了周總理病逝的訊息，很可能會承受不了。
所以康克清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機會，眼看著向周總理遺體告別的時間還剩下最後一天，康克清知道不能再拖了，她就算是再為朱老總的身體考慮，也不能剝奪他向老友告別的權利。
但康克清也沒有直接就將訊息說出來，而是在和朱老總聊天的時候，看似隨意的將話題扯到了周總理的病情上，然後一步步深入，談到了死亡，朱老總對此的態度是比較看得開的，人終有一死，這是一種自然規律。
康克清聽到朱老總對死亡也是持唯物主義的態度，以為朱老總已經對死亡做好了思想準備，於是康克清就將周總理病逝的訊息告知了他。
但康克清哪裡知道，人到暮年，見慣了生死，也看淡了生死，但同時也愈發見不到死亡，尤其是身邊親近之人的死亡，那是一種生命很難承受的重量。
朱老總一生看過的生死不可謂不多，他對死亡也從未懼怕，但對於身邊親近之人的離開，他也是承受不了的，尤其是晚年看著一個個曾經並肩作戰的戰友離開，心裡的痛苦可想而知。
他雖然去看望周總理的次數很少，但不代表對周總理的病情知道的少，他也知道周總理的癌症不可能痊癒，但仍舊接受不了周總理的離世。
所以當他從康克清的口中得知周總理病逝的訊息的時候，年近九十的老人驚得立刻從藤椅上站了起來，又直直地跌坐進藤椅裡，雙眼直愣愣的看著康克清，彷彿在說這不是真的。
然而他又知道康克清不可能拿這件事開玩笑，所以這是事實，這讓他實在無法控制心中的悲痛，淚水從眼中滾落，轉瞬就已經老淚縱橫。
康克清看到後很難受，不住地問：“老總，老總，你沒有事吧？”
朱德的孩子們也圍上來說：“爸爸，您有病剛好，千萬可不能著急呀。”
家人們的關心並沒有讓朱老總好受一點，相反，他從最開始的泣不成聲變成後來的嚎啕大哭，哭聲越來越大，也將大家的悲傷情緒引到了最高點，原本為了瞞住朱老總，大家知道後都拼命忍住難過，更不敢哭，現在他知道了，他們也就不再壓抑，跟著他一起哭了起來。
他們哭了好久，發洩了一通之後，朱老總漸漸平靜了下來，對大家說：“你們知道總理的革命歷史嗎？你們應該瞭解總理偉大的一生啊。”
於是他開始和大家講周總理的革命歷史，同時也不忘講一講他和周總理之間的革命友誼。
朱德是當時中央領導人中較早認識周總理的，他們相識於1922年，那一年對於朱德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年，他已經36歲，是一名舊式軍官，曾立下赫赫戰功，也有豐厚的薪水。
這對於很多人來說是求之不得的，但朱德對此並不看重，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點燃了他心中的火焰，於是，他毅然決然的捨棄榮華富貴，重新去尋找救國救民的革命道路，並立志去德國留學，好好的研究馬克思主義。
在出國之前，他先是到上海，想要入黨，但因著他過去的身份被陳獨秀拒之門外，不是沒有失望的，但朱德認為尋找真理的道路必然不會那麼順利，他對此早已做好了準備，就是排除萬難也要往前走。
1922年9月，朱德和孫炳文踏上了去往法國的遊輪，又從法國轉去德國。此去德國，他們已經有了明確的目標，即到柏林見一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的負責人。
於是，在到達柏林的第一時間，朱德就打聽到了周恩來的住處，敲開了周恩來在柏林萊茵河一側臨時寓所的門。
24歲的周恩來和36歲的朱德就這樣相遇了，一夜長談之後，他們對彼此有了一個客觀的瞭解，同時對彼此都極為欣賞和佩服，在周恩來和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的努力之下，朱德得償所願，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
從此朱德和周恩來一起投入到救國救民的革命潮流中，並肩作戰長達半個多世紀，在這期間，他們互相尊重、互相鼓勵、互相支援也互相關懷，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目前珍藏於國家博物館的一條打著許多補丁的毛毯就是他們之間友誼的最好見證。1931年，董振堂見到紅軍總司令朱德雖然在軍中的職務很高、年齡也不小了，但卻和大家一樣穿草鞋、睡光床，心中很是感動，就將自己那條產自蘇聯的淡粉紅色毛毯送給了朱德。
朱德推辭不過就收了下來，自此之後，這條毛毯就跟在朱德身邊，陪他在中央蘇區經歷了五次反圍剿，又陪他走過了兩萬五千里長徵到達陝北，而朱德也愈加離不開這條毛毯。
西安事變發生後，在組織的安排下，周恩來要飛赴西安去處理善後事宜，當時天寒地凍、大雪紛飛，朱德考慮到這一路上週恩來可能會挨不少的凍，於是他回家將這條毛毯送給了周恩來。
周恩來沒有推辭，帶著這條毛毯就去了西安，毛毯確實暖和，周恩來很是喜歡，從此就一直帶在身邊。但1937年的4月份，周恩來帶著這條毛毯乘坐卡車去西安談判的時候，在勞山被一夥土匪襲擊。
周恩來、張雲逸、孔石泉等人雖然成功轉移，但犧牲是很大的，周恩來一行25人最後活下來的只有不到10人，其餘人都在與土匪的戰鬥中犧牲。
其中周恩來的副官陳友才帶著周恩來的這條毛毯為掩護周恩來轉移而吸引了土匪的大部分火力，在身中數彈的情況下最終犧牲，鮮血浸染了壓在身下的毛毯。
土匪以為陳友才就是這一夥人中地位最高的，等陳友才等人都中彈倒地之後，他們就上前搜財物，結果什麼財物也沒有搜出來，這讓他們火大，以至於對著周恩來的那條毛毯撒氣，亂砍亂剁。
當這條毛毯再次回到周恩來手中的時候已經不成樣子了，但他沒有扔掉，而是帶回了家中，鄧穎超親自將這條毛毯縫補好，雖然沒有恢復成原本的樣子，但依舊完好而溫暖，也依舊跟在周恩來身邊。
再後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年過五十的朱德率領八路軍奔赴前線，周恩來考慮到朱德年齡大了而前線戰事緊張、生活艱苦，於是就將這條毛毯又送給了朱德，自此，這條毛毯就陪著朱德南征北戰，一直到解放戰爭的勝利。
可以說，這條毛毯是朱德與周恩來之間友誼的最好見證，它見證了那段艱難的歲月裡，朱德和周恩來之間的互相扶持、互相關心。
建國之後，朱德和周恩來又在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上並肩前行，互相扶持，半個世紀的相交早已讓他們之間的關係親如家人，如今周總理病逝了，朱老總如何能不悲痛？
他在家裡哭了很久，哭過之後詢問康克清遺體告別的時間，才知道遺體告別已經開始，第二天，朱老總換上軍裝，在女兒朱敏的陪同下坐車去北京醫院去向周總理的遺體做最後的告別。
結果他剛上車，就準備脫帽致敬，想用這樣的方式告別好友，但幾次都被朱敏阻止了，重新給他戴好帽子，朱老總也沒有拒絕，就是一直在流淚，似乎知道周總理病逝的訊息後，他就沒有停止過流淚。
隨時隨地，只要一想到周總理，他就忍不住落淚，怎麼也控制不住，等進了弔唁廳之後，朱老總被攙扶著走到了周總理的遺容前，看著昔日的戰友如今躺在那裡，朱老總的眼淚又洶湧而出。
突然，他掙開身邊人的攙扶，顫顫巍巍的雙腳併攏，然後舉起右手，以標準的軍人姿態向周總理敬了一個莊重的軍禮。
這是朱老總生前的最後一個軍禮，敬給了相交半個世紀的老友，這其中蘊含的感情只有他們兩人能懂，可惜周總理看不到了。
朱老總久久的凝視著昔日的戰友，任淚水模糊了雙眼，依舊不肯離開，但他自己的身體情況也不容樂觀，不能久待。從醫院回去之後，朱老總變得有些恍惚，悲痛壓得他喘不過氣來，身體也受到了影響。
原本他早已經決定要參加1月15日的追悼會，和周總理做最後的告別。但真到了追悼會那一天，朱老總去參加追悼會的汽車已經準備好待命了，他自己卻站不起來了。
連日的悲痛給這個年近九十的老人的打擊是巨大的，直接反映在了身體上。朱老總試了幾次都站不起來，眼看著時間過了，他拍著腿癱坐在沙發上，含著淚低喃：“唉，去不成了，這怎麼對得起恩來？”
他不得不做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即不去參加追悼會，他在沙發上坐了了很多，後來，他似乎又想到了什麼，輕輕地說：“恩來，你先走一步了，放心去吧……”
這句話很輕，輕到風一吹就沒了，這句話又很重，重到變成了他對周總理的一個必須踐行的承諾，說好的讓周總理放心，他會帶著周總理那一份繼續為人民服務。
不能到現場去參加周總理的追悼會，讓朱老總心裡恨難受，但他也有自己的辦法，他坐在家裡，透過電視機，以自己的方式“參加”了周總理的追悼會。
再後來，他忍下心中巨大的悲痛，以更大的毅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不止一次對身邊的人說：“總理去世了，毛主席身體也不大好，我應該更多的做些工作。”
周總理病逝之後，考慮到毛主席的身體情況也不樂觀，朱老總就決定分擔更多的工作，在接下來的五個月時間裡，他會見外賓達18次，還3次找人談話，還做了很多別的工作。
這樣的工作強度對於一個身強體壯的中年人來說可能算不上什麼，但當時的朱老總早已經過了89歲的生日，身上還有各種病。
兒孫們勸他多休息一會兒，朱老總卻反駁說：“休息？把黨和人民委託給我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最好的休息，共產黨員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容稍有鬆懈，你要我休息，我還要掛帥出征呢。”
掛帥出征當然是玩笑話，但多做些工作、多為人民服務確實是朱老總想要做的事，只不過他的時間也不多了。
1976年6月下旬，一場感冒引發高燒不退，朱老總不得不住進了北京醫院。當時所有人都以為這就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感冒發燒，老年人可能燒退得慢一點，但住院了肯定就很快好起來，很快出院的。
但誰也沒有想到，朱德的病情居然越來越嚴重，以至於七月初，醫院就下了病危通知書。而到了7月6日，朱德也離開了我們。那時，距離周總理病逝剛好過去了半年，距離朱德九十大壽還有五個月。
如今，那條承載著周恩來和朱德深厚友誼的毛毯還靜靜地躺在國家博物館裡，而兩位偉人卻早已離開了我們。但無論時間如何變化，世事如何變遷，他們會一直活在我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