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美國人對毛澤東遊擊戰的關注和研究，從中國紅軍在井岡山時期就開始了。當中國全面抗戰開始後，毛澤東就提出了中共武裝仍然以游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1937年11月14日，即淞滬會戰剛結束，上海出版了一本《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此書主要內容實際上是宣傳中共抗戰觀點的——筆者注）。該書是多篇文章的合集，其中有篇譯自美國《民族週刊》的《持久抗戰為中國勝利的關鍵》，作者為史德華的文章。該文寫道：“用大軍去對抗，中國遲早是要吃虧的。……游擊隊深入日軍後方活動，實在比津浦平漢線的主力大軍還易使日軍感到棘手（最近晉北某路軍的屢次告捷，就證明了這一點——譯者）。中國是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日本的戰線愈延長，游擊戰術愈足以摧毀他們的力量。”“近年來最善運動游擊戰術的，恐怕算是中國的共產黨。大約十年以來，人數從未超過二十萬的紅軍，在中國的大部的省份中進行著‘捉迷藏’式的戰術。十年以後，中國蘇維埃不僅在數量上比最初增強，並且還取得中國一大部分農民對他們的主義的信仰。假使中國紅軍要全靠人數，那麼在許多年前就早已消滅了。但共產黨卻老早就發展了一種組織後方農民的技術，那種策略證明有著無限的助力。”（該書第58-59頁戰時生活社編輯兼發行）
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相互支撐局面的形成，主要有賴於敵後游擊戰場的戰略牽制。這種特殊的局面，使得日本首尾難顧。國民黨實行的片面抗戰路線，使人民對其的期望值越來越低；而共產黨的游擊戰，動員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參與，因而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者兼政治傳記作家布萊恩·克羅澤所著的《蔣介石傳》，堪稱是最權威的蔣介石傳記，該書有這樣的描述：“在1938年底之後五年半的時間裡，日本人沒有怎麼去碰中央軍，也沒有發動新的重大的進攻。而蔣介石這一邊則十分滿足於坐等觀望事態的發展。他的那些訓練和裝備得最好的精銳部隊，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戰線上對付共產黨的軍隊。”（該書第194頁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淪陷區的人民期待著共產黨游擊隊，而不是逃命的國民黨來抗擊侵略者，保家衛國。”（該書第9頁）
當年瞭解中國抗日戰爭的美國人和其他一些關心中國近代史的美國學人，大都對共產黨的游擊戰印象特別深刻，並給予了高度評價。其中有些人後來還成為了研究毛澤東的專家。因此，美國出版的關於毛澤東的書，談到了抗日戰爭必然會談到游擊戰。施拉姆是美國乃至世界最負盛名的研究毛澤東的專家，他在《毛澤東》一書中寫道：“毛澤東的抗日主張顯而易見是真誠的，共產黨對侵略者發動的游擊戰又卓有成效，因而沿海城市大批學生和其他知識分子日益被吸引到延安來，延安成了全國最有生氣的政治中心之一。”（該書174頁紅旗出版社1987）2010年，美國研究毛澤東的後起之秀瑞貝卡·卡爾出版了她的《毛澤東傳》，書中寫道：“毛澤東主張，保證抗戰勝利的關鍵在於游擊戰指揮者必須在任何時候都能意識到如何作戰對當時的地形最有利，或是融入到當地的居民當中，化整為零。”（該書第99頁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當年國民黨看到共產黨的游擊戰成效顯著，也曾於1939年開始過敵後游擊戰，但兩三年內就基本偃旗息鼓。而共產黨的游擊戰則越戰越強。1944年，英國人曾告訴美國人說，中國的海岸上密密佈滿了日本軍隊。但是，美國掌握的情況卻大相徑庭。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兒子回憶道：“可是我們卻很充分地知道大部分中國海岸是在中國游擊隊手中。我問我父親這些游擊隊是不是中國的共產黨，他點點頭，表示肯定。”（《羅斯福親歷記》第143頁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5）羅斯福之所以很快表示肯定，是因為他此前對八路軍的游擊戰就有了深刻的印象。曾任美國總統衛隊副隊長的卡爾遜數次到過延安，並和毛澤東談過話。卡爾遜還親自到華北前線進行了考察，寫出了《中國兵》軍事著作，用大量的事實有力地說明了八路軍為什麼具有強大的戰鬥力。他回到美國後曾面向羅斯福介紹過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後來卡爾遜還指揮海軍陸戰隊第二飛行突擊營，運用從八路軍那裡學到的游擊戰術，在瓜達卡納爾島戰役中贏得了勝利。卡爾遜的成功，使羅斯福對八路軍的游擊戰有了更加深刻的瞭解。
美國研究毛澤東的游擊戰的一個熱潮是在1960-1970年。從1961年開始，上至總統肯尼迪，下到陸軍將領和特種部隊都在研讀毛澤東論游擊戰的著作。為了對付越戰，美國決策者在研讀毛澤東論游擊戰文章後認定，“中國式”游擊戰的關鍵是存在於廣大農村的“軍民魚水關係”，故而從邏輯上來講，“反叛亂”的重點也就在於將游擊隊從普通村民中分離開來、切斷“魚水關係”。美國的“戰略村計劃”正是以此為根本目標。但“戰略村計劃”明視訊記憶體在著先天的缺陷，從而註定了其失敗的命運。實際上，美國決策者對切斷南越游擊隊和農民“魚水關係”的設想是難以成立的。南越革命是吳庭豔獨裁統治導致的結果，而爭取民族獨立、實現國家統一又是廣大越南人民的願望。廣大農民是南越革命的擁護者、參與者，軍民關係密不可分。因此，駐越美軍司令斯特摩蘭將軍雖然“毛澤東論游擊戰爭”的著作不離身，但他好像沒有真正讀懂，更沒有想出有效對策。他雖然也想了不少招數，花了不少錢，可一遇到具體情況，仍然一籌莫展。他在“報告”中寫了這樣一段話：“對我來說，倒是越共的地方游擊隊在某些方面成了更棘手的問題，他們用火箭、迫擊炮和坑道兵（即源自於地道戰的一種戰法——引者注）襲擊美國和南越的各種設施，這就有可能把我方越來越多的部隊牽制在防禦上。”時任美國總統安全助理的基辛格親自兩次前往越南進行戰地考察，他的結論是：“我們忘記了游擊戰爭的一個主要原理，即游擊戰只要不失敗，就是勝利；常規軍只要不勝利，就是失敗。”（郭謹良：《親歷越戰》第236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5）
二戰後美國軍力獨冠全球，處處伸手，不斷挑起戰爭。越戰失敗二十多年後，又對伊拉克和阿富汗進行了戰爭，同樣又遇到了游擊戰的難題。美國的軍事指揮官又想從毛澤東著作中尋找破解之道。2008年4月23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宣佈，布什總統提名駐伊美軍司令彼得雷烏斯擔任下一任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主管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地戰事。同年6月25日，英國《每日電訊報》載文介紹了這位上將的軍事思想。值得關注的是，這位將軍似乎對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頗有心得。英國《每日電訊報》的文章稱：“彼得雷烏斯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將毛澤東的游擊戰術顛倒過來使用，毛稱成功的抵抗必須能夠激發人們的鬥志，而彼得雷烏斯強調美軍應消解伊拉克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從而清除反美武裝的生存土壤。”彼得雷烏斯作為戰地指揮官也深刻理解毛澤東的說法：民心向背決定戰爭勝利與否。於是，他提出要贏得“伊拉克的人心和思想”。彼得雷烏斯在任期間確實也曾指揮美軍進行過不少親民的活動。據說有時發展到給阿富汗貧民送“溫暖”（即發現鈔）。但是，這又等於給塔利班“輸血”。塔利班分子裝扮成窮人，向美軍要施捨。更令人失望的是，有很多真正的貧民，從美軍手中接過來現鈔，轉眼又給了塔利班。據統計，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與當地武裝分子的游擊戰中的傷亡人數，遠超過其在正面戰場上的傷亡人數。美國陸軍《“伊拉克自由”行動最初印象報告》指出：“自2003年結束大規模攻堅作戰以後，士兵傷亡人數竟是攻堅作戰的3倍。”順便說明一下，關於伊拉克和阿富汗游擊戰的例子，只是說明當地民間武裝力量的群眾基礎要比美國厚實得多。至於這些民間武裝是否代表社會的進步力量，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對於中國的抗日遊擊戰，還有一位美國軍官的看法值得一提，這就是於1943年就任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副主任的梅樂斯。他曾於1936年至1939年在中國工作，親眼目睹了初期的中國抗戰。他指出：“即使在日軍控制最嚴密的地區，中國遊擊健兒照樣十分活躍；日軍要想贏得戰爭，簡直是遙遙無期。”（孫丹年：《中美合作所與太平洋戰爭》第235頁陝西人民出版社 2012）史實證明，他的這番話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後來梅樂斯在中美合作所的時候，也曾設法為國民黨特務武裝培訓游擊戰，但這些特務武裝卻對抗日所起的作用甚微。“國民黨人的游擊戰1939年前後才開始，卻在兩三年之後即告失敗，國民黨派往敵後的部隊，到抗戰結束的1945年，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實力的武裝。與此相反，中共的軍隊自抗戰全面開始的1937年起就將主力開往敵後，一直堅持到抗戰結束。其從最初的約4萬人，經過不足8年時間，就發展到近百萬之眾，所佔地區亦從最初的陝北一隅之地，擴充套件到山西、察哈爾、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廣東等近十個省份。”（楊奎松：《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敵後游擊戰》《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2期）由此可見，游擊戰有天然的人民性。有了人民群眾的堅定支援，游擊戰不但在戰術上可以取勝，而且在戰略上也可以取勝。毛澤東就是根據中國國情，第一個將游擊戰從戰術層面提升到戰略層面進行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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