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哈福茲《我們街區的孩子們》 上海文藝出版社
◆阿契貝《非洲的汙名》 南海出版社
◆桑戈爾《鬣狗和兔子的美麗故事》 塞內加爾新非洲出版社
◆提安哥《大河 兩岸》 上海文藝出版社
◆索因卡《死亡與國王的侍從》 W.W.Norton出版社
觀點提要
在歐美大學的文學系， “非洲文學”通常隸屬於英語系或法語系。非洲當下最有影響力的肯亞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曾撰文譴責19世紀歐洲人的到來“肢解了非洲大陸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為了抗衡“用歐洲語言定義自我”的非洲文學，他渴望看到“用非洲語言寫作的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他自身也致力於用家鄉方言基庫尤語寫作。然而耐人尋味的是，非洲大陸上、尤其撒哈拉以南的國家擁有數量眾多的語言，如果一個作家選擇本土語言來表達，意味著他的作品只能傳達給很少的受眾。而選擇英語或法語寫作的非洲作家，相對能接觸到國內外的更大讀者群，作家的聲音被帶到更遠的遠方和更多人中間。
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出生在坦尚尼亞的桑吉巴爾島，在倫敦完成學業，從1987年開始文學創作至今，他用英語寫作。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作家是沃萊·索因卡，他是奈及利亞人，畢業於英國利茲大學英語系，他在奈及利亞用英語從事戲劇創作，被稱為“非洲的莎士比亞”。同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埃及作家納吉布·馬哈弗茲，是阿拉伯語文學的代表人物。萊奧波德·塞達·桑戈爾是非洲現代詩歌的奠基人，他是用法語寫作的。近年始終是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人之一、也是非洲當下最有影響力的肯亞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大學就讀於英語系，以英語寫作進入東非文學界，但是，當他以文學新人的身份參與“非洲作家大會”、卻發現斯瓦西里語、約魯巴語、阿姆哈拉語等大量非洲當地語言的作品被排除在外時，出於抗爭意識，他決定轉向用肯亞老家方言基庫尤語寫作。
語言，是瞭解和討論“非洲文學”時一個無法迴避的複雜議題。恩古吉·提昂戈在1980年代中期發表過一篇措辭尖銳的文章，譴責歐洲列強“肢解了非洲大陸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導致“非洲文學用歐洲語言定義自我”，在這篇文章中，他甚至對阿契貝和桑戈爾發出質疑。提昂戈呼喚“用非洲語言寫作的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固然是渴望文化自信的表達，但有必要意識到，非洲大陸上的多樣化民族語言長久只有口語的形式，8世紀伊斯蘭移民帶去阿拉伯語，19世紀的歐洲人輸入英法葡語系，外來的文字系統讓當地的民族語言發展出書寫形態，甚至，外來語言成為不同部族之間的通用語。僅僅透過“語言”窺視口，我們就可以領教到非洲的作者和他們的寫作怎樣捲入歷史、政治、社會變革的駭浪中。
黑色大陸的文學尋根
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區馬提尼克島的非裔作家弗朗茨·法農在《論民族文化》一文中提到，為了回擊種族主義者的嘲笑，非洲的知識分子們爆發了文化尋根的熱情，來證明這塊黑色的大陸曾有過美麗絢爛的時代——“他們懷著巨大的愉悅發現，他們的歷史都是尊嚴、榮耀和莊重”。
早在公元前，來自阿拉伯半島南部的閃米特移民越過紅海，來到衣索比亞西北部的察納湖附近定居，移民帶來塞巴語字母系統，和原住民的語言融合。在公元4世紀，衣索比亞基督教會成立，僧侶們用當地語言蓋茲語翻譯福音書，從希臘文譯入包括《聖經》在內的宗教典籍，並創作一種叫作“祁奈”的讚美詩，這是蓋茲語最重要的文學成就。公元10世紀以後，衰敗的阿克蘇姆王朝從南方的衣索比亞高原遷移到北部的阿姆哈拉地區，從此，阿姆哈拉語流通，蓋茲語成為非洲的拉丁語，僅用於學術文字。長達400多年的時間裡，阿姆哈拉語文學的體裁限於歌頌統治者的戰歌和讚美詩。到了19世紀末，衣索比亞皇帝面對歐洲的威脅，意識到要對國家進行全面的現代化變革，包括文學創作，皇帝支援用阿姆哈拉語創作諸如小說和戲劇等歐洲舶來的文學形式。衣索比亞在20世紀上半葉被義大利佔領且捲入二戰，這對本國文學發展造成毀滅性打擊。直到戰後，義大利軍隊戰敗撤離，阿姆哈拉語文學再度繁榮，其後湧現大量的小說和戲劇。
在東非的肯亞和坦尚尼亞沿岸地區、沿海島嶼，阿拉伯半島的移民和原住民黑人產生文化交融，這種混雜的文化在當地班圖語的基礎上摻入阿拉伯語元素，形成特色鮮明的非阿拉伯語言——斯瓦西里語。最早的斯瓦西里語手稿追溯到18世紀，內容以宗教題材的史詩為主，和中東地區的阿拉伯語詩歌集有大量重合。到了19世紀，一個叫穆亞卡的作者寫詩聲討阿曼蘇丹強加於肯亞蒙巴薩地區的宗主權。後世的文學評論家認為，這位穆亞卡把斯瓦西里語詩歌帶到民間，開啟世俗題材的創作，用文學去記錄、回應和評價政治歷史事件，書寫當代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在英屬東非地區推廣斯瓦西里語為官方通用語，這種曾經使用阿拉伯語文字系統的語言從此轉為使用羅馬字母。歐洲的文學樣式——尤其小說——也在這個階段被引入斯瓦西里語。坦尚尼亞獨立後，既是政治家也是學者的朱利葉斯·尼雷爾，他用斯瓦西里語翻譯了莎劇《朱利烏斯·愷撒》和《威尼斯商人》。在他執政期間，斯瓦西里語成為坦尚尼亞的官方語言，達累斯薩拉姆大學的斯瓦西里語研究中心改造了這門語言，使之適於表達和傳播，這激發坦尚尼亞的新生代作家們用斯瓦西里語創作大量探討時代議題的原創作品。
在西北非，公元8世紀起，陸續有穆斯林遷往撒哈拉以南，到了11世紀晚期，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大部分黑人皈依伊斯蘭教，此後直到18世紀末，阿拉伯語是這一地區書寫藝術的唯一媒介。位於撒哈拉沙漠南部邊緣的歷史名城廷巴克圖在14-16世紀是伊斯蘭學術中心，但是1591年摩洛哥人征服廷巴克圖之後，這座歷史文化名城一蹶不振。18世紀中晚期，從歐洲奔赴當地的神職人員為了在中低社會階層中傳播教義，用民眾的語言進行教學和佈道，並延伸到摸索本土語言的書面形式，豪薩語從此取代阿拉伯語。直到今天，在豪薩語地區，大部分作家堅守地方語言，《奈及利亞語言》是豪薩語的重要文學刊物。
被歐洲文學推動的阿拉伯敘事
對比東、西非，北非可說是被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塑造的，北非文學是阿拉伯語文學的分支。
阿拉伯-伊斯蘭帝國擴張到北非的過程中，阿拉伯語發揮了強大的向心力作用。阿語古典文學的體裁是詩歌，詩歌凝聚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集體記憶，塑造著帝國所到之處民眾的身份認同。直到19世紀初，阿拉伯社會面臨現代轉變，包括重估文化遺產、理解和西方之間漸強的碰撞、建立新的阿拉伯敘事，這些迫使文學表達作出變化。
在阿拉伯歷史中，民間故事被排斥在文學傳統之外，源自埃及的《一千零一夜》從未在阿拉伯世界取得它在歐洲那樣的成功。現代意義的小說和戲劇對於阿語文學來說是全新的，抒情詩傳統無法為敘事的發展提供框架，所以近當代阿語小說和戲劇的發展動力來自歐洲文學，這就不奇怪埃及作家馬哈弗茲經常被類比狄更斯和左拉。
198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馬哈弗茲是北非和整個阿語文學界最重要的當代作家。他的早期作品試圖復活古埃及法老時期的歷史，這些歷史小說實際是針對埃及現代社會的寓言。他的代表作《開羅三部曲》敘述一個開羅家庭幾代人的離合，探討埃及社會的晚近變遷。三部曲有明確的時間背景和清晰的空間意識，每一部以老開羅的街區名字命名，敘事以街區為核心。歐美評論家認為，19世紀的歐洲文學傳統對馬哈弗茲的影響是直觀的，他筆下的開羅就像狄更斯的倫敦或左拉的巴黎。他本人不認同這種評價，而傾向把自己的創作置於更大的傳統中，這個傳統包括托爾斯泰、契訶夫、莎士比亞和紀德。
從歷史走向現實的“文化混血兒”
撒哈拉以南國家擁有數量眾多的語言，不同國家、甚至同一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並不順暢，流通最廣的是外來統治者推廣的語言，或外來者的語言。如果一個作家選擇本土語言來表達，那麼他的作品只能傳達給很少的受眾。選擇英語或法語寫作的非洲作家，反而相對能接觸到國內外的更大讀者群，作家的聲音可以被帶到更遠的遠方和更多人中間。在20世紀上半葉，為了喚起非裔的族群認同感，以“非洲共同體”為信念的大量作品，是透過歐洲語言表達的。
當桑戈爾被問“為何以法語寫作”時，他回答：“我們是文化混血兒。我們的詞語包裹著樹和血液的味道，而法語詞彙閃耀火光，熊熊火焰照亮我們的黑夜。”桑戈爾以法語寫作超現實主義詩歌，他認為這種表達形式所傳遞的高強度節奏、形象和象徵，呈現了非洲人的創造性，把非洲黑人的文化資訊傳達給外部世界，這是被包裝在文雅形式中的抗議。一件歐洲的工具被技藝嫻熟的非洲人掌握，這使歐洲社會意識到黑人民族具有同等的人性和尊嚴？還是進一步陶醉於“非洲精英被歐洲文化同化”？在轟轟烈烈的族群認同運動翻篇後，這個曖昧的爭端成為長久嵌在非洲文學機體裡的芒刺。
西非法語區的超現實主義詩歌很快被諷刺小說取代。1950年代，非洲國家接連獨立，人們變得自信，在變化的時代氛圍中，非洲法語作家不再對歷史作浪漫化的描述，宣稱非洲的村莊比歐洲的城市具有更高尚的道德。在塞內加爾作家烏斯曼·塞姆班的很多短篇小說中，非洲人不比歐洲人壞，可也好不到哪裡，人性的侷限和荒唐是相似的。
西非英語區作家們的態度要謹慎些，他們避免把歐洲人到來前的歷史美化成黃金時代，但仍試圖為非洲的過去樹立有尊嚴的形象。被公認是諾貝爾文學獎“遺珠之憾”的奈及利亞作家阿契貝，是最有影響力的非洲英語作家，他指出，為過去辯護的最好辦法是樹立“真實可靠的形象”，而非“很美很扭曲的理想”，作家的責任是把過去被剝奪的尊嚴重新找回來。西非的英語小說家大多書寫文化衝突的傷心故事：西方入侵者把曾經井然有序的非洲社群變得四分五裂，個體成為“兩個世界的人”，遭受心靈痛苦。阿契貝的《神箭》就是渲染著非洲傳統文化和歐洲文明對抗造成的悲劇氛圍：“沒有一個思維正常的非洲人能擺脫靈魂深處的傷痛。我的小說告訴讀者，他們的過去並不是野蠻的漫漫長夜。”
這條文學路徑很快也到頭了。1960年代，非洲社會內部矛盾取代了種族矛盾，民眾夢想的新世界沒有降臨，於是他們搗毀了先前擁護的政府，子彈取代選票，緊接著軍閥派系衝突升級成全面內戰。現實的大環境迫使有責任感的作家關注群體內部的困境，而不是虛妄地重建非洲的歷史和尊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劇作家索因卡擅長運用非洲口頭文學傳統，在劇作中大量借用約魯巴神話來建構戲劇情境，但恰恰是他說出：“如果非洲作家想成為所屬社會的道德記錄者、所屬時代思想的發聲者，就迫切需要從對過去的迷戀中解脫出來。”法農的反思更具刺痛感，他寫道：“在欠發達國家，傳統的根基是不穩定的，並且因人心渙散而屢遭破壞。知識分子們急於創造文化作品時，沒有意識到，自己使用的修辭來自本民族眼中的陌生人，是索然無味的異國情調。”他指出，作家要去的地方是民眾深陷的領域，任何民族的真理首先是該民族的現實。讀者會發現，1970年代以後，即便圍繞著語言的分歧並未緩和，但無論用本土語種還是歐洲語種，比如提昂戈和索因卡，這些最優秀的非洲作家走向自省意識的文學，觀察非洲本土的極端事例，應對現實中痛苦不堪的各種變遷。
索因卡寫道：“我的非洲世界是複雜的，包括了精密機械、石油鑽塔、水利電氣、打字機、火車和機關槍。”這位87歲高齡、在疫情期間完成了新的長篇小說的老人，數十年一以貫之地強調，這個時代非洲不能逃避的嚴峻現實是反抗“與黑暗和偏執共謀的語言”，而探究、知識和思想交流的信條應被視作永恆的真理。
來源：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