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娘去賣豬仔
陳揚桂
早前和鄰居大媽聊天，問她餵了幾條豬，她說：“沒餵了，買不起豬仔。”我問：“豬仔多少錢一斤？”大媽搖搖頭說：“別提了，豬仔又貴又俏，買不起也買不到啊。”
而今的豬仔這麼好的行情，使我陡然想起當年娘帶我賣豬仔的苦處。
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農村經濟萎縮，農戶養雞養豬受到嚴格限制。我家人多勞少，因為生活所迫，我娘偷偷餵了一頭母豬，指望賣了豬仔打煤油、買鹽吃。
餵了母豬就意味著娘有做不完的苦活。母豬和剛生下的豬仔都是需要營養的，娘便趕早趕夜地烤燒酒和打豆腐賣，因為酒渣和豆腐渣都是豬們最好的營養品。相對來說，烤酒還要輕鬆一些，可打豆腐實在是太辛苦了。每天一早就要把幹黃豆碾碎，揚去豆皮，把豆肉泡在盆裡。傍晚，豆肉泡脹後，就開始磨豆漿。用石磨磨豆漿是十分勞累睏乏的活兒。印象中，我那在大隊漁場很少回家，即使回家也不做家務的父親，從來沒有磨過豆漿，而我，從小就是幫娘推磨的主要幫手。
磨一盆豆漿需要個把小時，雙腳站在同一個地方，雙手輪流握著磨把轉來轉去，這種勞累而又單調的活兒，與其說是磨豆漿，不如說是磨人。我娘一般每晚打兩匣豆腐，多的也有三四匣，每天晚上，她總是要忙到半夜過後才能睡覺，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著豆腐擔子上街叫賣。
豬仔滿月後，賣豬仔的況味便是有喜有憂了。行情好的話，別人上門把仔豬捉走，有現錢給的，給你現錢，看到錢孃的眼裡會噙滿喜悅。沒現錢的也會說好等豬長大宰了後，給送肉送錢來，反正有無現錢到手，只要豬仔被人家捉走，希望便降臨到了我孃的心裡。然而，那些年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餵豬也是搞資本主義，沒有幾個人會像我娘一樣“傻”，累死累活地餵豬挨批鬥，所以仔豬賣不出去的時候居多。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十二三歲的時候，跟娘一起去賣豬仔的情形。
那年暑假裡，也正是開蒙早又跳級的我初中畢業，即將升入高中的一天早晨，天上的太陽像一隻燒紅了的炭火盆，早早地掛上東邊的天空。娘對我說：“桂毛幾，今天你跟娘去街上賣豬崽崽，賣到錢好給你交學費。”常常為學費受逼，看慣了老師和同學冷眼的我，為了那幾塊錢學費，吃了早飯就跟娘一道挑上豬仔去周旺鋪街上了。
從家裡到周旺鋪街上兩三里路遠，娘一擔籠子裡挑了七八隻豬仔，我只挑了三四隻，好在路不很遠，路上歇了幾回肩，也就不是太難地到了吉昌齋仔豬交易場。在這兒一整天，偶爾有人來問問價錢，娘開始說是賣五毛錢一斤，後來說到四毛五、四毛，可最終沒有誰買去一隻豬仔。到天黑時，孃兒倆懷著落寞的心情，又把餓得嗷嗷的仔豬挑回了家。
第二天早晨，娘又說要帶我去賣豬仔，可是這回她說話的底氣沒那麼足了，叫我的語調也和昨天明顯不同了，而且還用新的承諾來吊我的胃口，娘說：“桂毛，一開春你就打赤腳，今天我們去灘頭賣豬崽崽，那裡買的人多，賣了豬崽給你買雙草鞋。”我已沒了憧憬，但還是答應和娘一道去，一是為了那雙夢寐以求的草鞋，二是去看看灘頭也好，在這以前，我聽說灘頭比周旺鬧熱，那裡有吃居民糧的伢子妹子。
可是去灘頭的路程有二十來裡，同樣是那麼一擔豬仔，挑到那裡已經是用了吃奶的力氣了。可恨的是在灘頭同樣無人問津，到中午了，豬仔沒有賣了一隻，我卻喊起餓來。娘去買了兩個燒餅來給我吃，我問娘：“你吃什麼？”她說：“我去吃麵。”說著，交代我一邊吃，一邊照看著豬仔。我望著孃的單瘦的背影遠去、遠去，最後定格在豬市場可以看到的一座小石橋上。娘坐在那青石護欄上，望著橋下的流水發楞。一碗麵工夫後，娘起身回來了。我當時明明看到她沒有去哪兒吃一點東西，但不太懂事的我，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問。
到下午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我的肚子又一次咕咕叫了，豬仔還是一隻沒賣掉，娘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了聲“我們回去”，就領著我挑起豬仔回家去。二十里路，餓著肚子，挑著擔子，打著赤腳，走的是滾燙的沙石馬路，這一路是怎麼走回家的，對於一個個子矮小的少年來說，那份苦是沒法說得出來的。但是，我娘一整天一點東西也沒吃，作為她的兒子，我再不懂事，這個時候也不敢說苦叫累了。
豬仔這麼難賣，就連送人也沒人要了，再喂下去家裡是沒有糧食喂的，怎麼辦？娘把信發到她的孃家，外婆領著兩個舅媽和姨媽來了，她們一人捉了兩隻豬仔回去，剩下的請村裡的幾個嬸嬸一人捉去一隻，雖然大多沒有給現錢，但總算給我娘了了一樁難事。從不食言的娘，在我進入高中學習後，為了兌現承諾，硬是湊了一塊二毛錢，給我買了一雙廢輪胎割成的膠草鞋，讓我結束了光腳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