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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濟困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相繼攻佔香港、菲律賓、新加坡、馬來亞，又在泰國、緬甸得勢，完成了對中國外部的軍事大包圍，從而切斷了偏居西南重慶的國民政府與國際社會聯絡的主要渠道，致使國民政府生存的外部環境進一步惡化。

1、經濟的整體狀況

這一局面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一是嚴重影響了國統區工業恢復和重建的工作。由於國門被封閉，一些主要依靠西方國家的技術和裝置才能運轉的工礦企業，處於停產和半停產的狀態，而一些新建企業則不得不停止建設，削弱了中國抗擊日本侵略的經濟基礎。

二是造成中國進出口貿易嚴重萎縮。1942年，重慶海關洋貨進口總值為16億國幣元，跌至戰時最低點；這年上半年，國民政府的進口物資減少了50%以上，物價上漲了73%。國民政府掌握的戰略物資諸如茶葉、桐油、豬鬃、生絲、羊毛等農副產品和鎢、銻、錫、汞等重要礦產品，除豬鬃因可以空運而未受明顯影響外，其餘出口量均顯著地減少了。

工業生產能力嚴重不足，進口物資又顯著減少，致使工業品消費市場嚴重短缺，隨之，物價騰漲，哄抬物價、囤積居奇現象十分嚴重，與此相伴的便是社會上大量遊資甚至相當部分的工業資本也紛紛轉化為商業投機資本。據有人估計，1940年大後方社會遊資就已達50億元之巨。上述事實表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雖然中國的戰略環境有所改變，但整個國民經濟卻面臨著嚴重的困境和挑戰。

2、財政稅收的銳減

國民政府的財政稅收銳減，支出猛增，財政赤字逐年加大，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國民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以關稅、鹽稅及統稅為大宗，佔整個財政收入的90%以上。但抗戰爆發後，三大稅收均受戰爭影響，徵收日蹙，政府財政收入銳減。1941年稅款收入在國庫總收入中僅佔6.2%，下降幅度十分驚人。在國民政府財政收入銳減的同時，財政支出卻在逐年猛增。

1942年政府財政支出245.11億元，較之戰爭初期(1936-1937)的18.94億元，已增加了近13倍。支出無限擴張，收入不斷銳減，財政赤字便連年攀升。1941年政府財政實支虧短數佔實支總額的88.2%，已達到86.93億元，為戰時歷年最高點。為彌補財政赤字，國民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法幣，結果導致法幣的持續貶值，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呈螺旋式上升的趨勢。如以重慶地方的商品指數為例，1939年1月為100的話，則當地商品在1941年12月其指數已上升至1303。1942年以後，上漲幅度更大。

3、軍費在財政收入中佔比

全面抗戰開始後，隨著軍費支出迅速增加，而財政收入不增反大幅度下降，財政赤字就已經形成，且呈迅速擴張的趨勢。進入抗戰後期，國民政府財政收支更嚴重失衡，造成了鉅額的財政赤字，而且逐年增高。1941―1945年國民政府收人、支出和赤字數額，詳見下表：

儘管國民政府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採取了諸如田賦徵實、專賣、增稅等諸多措施，力圖增加財政收入，改善財政收支狀況，但與此同時政府財政收入雖在增加，而開支數額卻增加幅度更大。究其原因：一是軍事開支日益龐大。1939年的軍事支出佔政府總支出的57.6%，1940年則猛增至73.9%，1945年更高達87.3%。詳見下表：

軍事支出數額的逐年增加是造成鉅額赤字的根本原因。從1941年至1945年度財政赤字佔歲出平均為81%左右，1945年度高達87.7%，與該年高達總支出87.3%的軍事開支正相吻合。因此，有人就指出：

“財政上幾佔九成的赤字，正是歲出上幾佔九成的軍事開支所造成。歲出上每十個錢中的九個錢是用在軍事上面，就使財政上每十錢中的九個錢沒有著落。這就是這一時期國民政府財政一個最基本的特點。”

二是行政開支增加。自1941年以後，國民政府為全面推行統制經濟政策，相繼增設了諸如田賦徵實、專賣、物價管制等新機構，致使政府錄用的文職人員迅速增加，相應行政開支的數目也迅速攀升。

1940年行政開支佔國家總支出的4%，到1941年至1944年間則上升到佔總支出的三分之一強(包括部分軍政費用)。三是政府財源枯竭。作為國民政府財政收入主體的關、鹽、統稅早已銳減，到抗戰中期以後在國民政府稅收中已不佔重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貨物稅和直接稅。

但貨物稅和直接稅畢竟稅源有限，且稅負提升幅度有限，其增收的速度是遠遠趕不上開支增長的幅度。國民政府雖將田賦收歸中央，並改徵實物，將食鹽、火柴、煙、糖實行專賣，對於增加國庫收入有一定的作用。

然而，日軍在正面戰場的進攻，特別是1944年4月至12月間日本為打通大陸交通線而舉行的“一號作戰行動”，使中國盛產糧食和戰略物資的河南、湖南、江西、廣西相繼落入敵手。這一戰局演變給國民政府在財政上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田賦徵實相應巨減，棉花、鎢、銻等戰略物資帶來的財政收入也大量減少。

1943年實物收入佔中央財源的28.1%，1944年減少至23.6%，1945年則減至18.2%。與此同時，政府的直接稅收和間接稅收也在減少。1943年直接稅收在政府財政支出來源中佔8%，1944年降至3.5%，1945年僅佔1.1%；間接稅1943年佔8.3%，1944年佔10.1%，1945年佔5.5%。

4、農村經濟的現狀

抗戰爆發後，農村經濟就一直是維繫國民政府戰時財政、軍需民食供應的重要來源和支柱，尤其是在實行“田賦三徵”以後，為緩解戰時國民政府財政危機、物價上漲的壓力，民食軍需供應的矛盾，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國民政府只重視戰時的現實經濟需要，忽視對農村經濟長遠的安排，結果，所制定政策往往演變為以最大限度對農村進行搜刮和剝削為特徵，致使農村經濟從1941年起就開始逐漸陷入衰落的困境之中。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看出：

第一，農田耕種面積逐年減少。大後方15省耕地面積，抗戰前為3899.75萬畝，1938年為3859.3萬畝，1939年為3869.86萬畝，1940年為3849.04萬畝，1941年為3815.46萬畝，較戰前減少了84.29萬畝。也就是說，1941年大後方拋荒了84.29萬畝耕地。

另據調查，1942年大後方13省農作物面積較1937年減少17.3%。從播種面積看，以四川省為例，在1943年到1945年的三年中，冬季農作物播種面積從6000萬畝減少到5700萬畝，夏季作物從7900萬畝減少到7600萬畝。同時，冬季休閒田的面積卻從2，400萬畝增加到2700萬畝，夏季休閒田則從500萬畝增加到600萬畝。

第二，糧食產量大幅下降。大後方15省各種作物總產量，由1938年的17.21755億市擔，減為1941年的15.3656億市擔，計減少1.85萬多萬市擔。1942年，大後方13省農作物產量較1937年減少13.3%。從四川省的具體情況來看，以1940年至1945年的平均產量同1939年的產量相比，燦稻下降了24.7%，甘蔗下降了35.1%，棉花下降了43.8%。

第三，牲畜大量死亡。由於農田面積顯著減少，糧食產量下降，草料嚴重缺乏，以及戰爭影響，引起牲畜大量死亡。據統計大後方15省1942年與1937年相比，耕牛減少297萬頭；馬減少34.7萬匹；驢減少48.8萬匹；豬減少393萬頭；羊減少293.8萬隻。

第四，購買力下降。以1937年農民購買力指數為100，到1942年3月，陝西降為69，福建降為45，青海降為63，寧夏降為66，廣西降為82，廣東降為81，湖南降為86，貴州降為79，四川降為82，江西降為92，甘肅降為95，雲南降為98，只有湖北仍為100，西康稍超出為126。

然而，中國畢竟以農立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的80%以上，構成抗戰民力的主體，而且，兵員的補充、糧食的供給，軍需民用和工業原料的取得，乃至物資運輸、商品流通等，無不主要是依靠廣大農村民眾。在“抗戰之勝負，不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已成為當時國內抗戰人士共識的情況下，農村存在的農民“繳納地主的地租是太高了，苛捐雜稅是太多了，高利貸的盤剝是太厲害了，耕地不夠，無地的農民太多了”等問題，以及農村經濟陷人困境的局面，都極大地妨礙著廣大農民對抗戰的積極投人，甚至危及國民政府抗戰建國的根本。

二、抗美援朝中後期我國的經濟狀況

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中共中央調整了七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以恢復國民經濟為中心任務的工作方針。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委、全國各行各業、各族人民，以抗美援朝為中心，全力支援和保證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的作戰。

圍繞這個中心，實行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積極採取措施，恢復國內秩序和國內建設。合理調整工商業，加速進行新解放區農村上地改革，大力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透過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

1、總體經濟情況

在第一次全國工業會議上，確定在抗美援朝戰爭仍在進行的情況下，基本建設“必須是從全國佈局著眼(整體觀點)，從發展國民經濟與鞏固國防的需要出發，有計劃，有重點地採取分工合作、穩步前進的方針，首先集中力量搞好幾件國防和民生最需要的基本建設工程，積累經驗，併為今後的長期建設準備必要的條件”。

1951年基本建設“投資的重點，首先放在鋼鐵、燃料、動力與鐵路方面，使這些工業能夠走在其他工業的前面，從而保證其他工業的發展"。主要工業計劃產品指標：

均比1950年有較大幅度增長，其中生鐵增長28%、鋼材增長43%、銅增長20%、鉛增長22%、鋅增長98%、煤增長10%、電力增長31%、原油增長22.6%、水泥增長31%、棉紗增長30%、棉布增長31%、紙張增長33%等。工業投資分配比例為：重工業52.2%、燃料工業18%、紡織工業16.2%、輕工業及食品工業6.2%、資源勘察5%、其他2.4%。

1951年的實際財政收支和經濟生產，都“出現了遠比原來預計良好的情況”。在編制1952年財政預算時，除繼續支援戰爭、鞏固國防和穩定物價外、“已經有可能以全面恢復及重點建設作為編制預算的基本方針了”。預算支出計劃，國家建設費已佔第一位，佔計劃總支出的49.26%，國防費已降至第二位，佔計劃總支出的27.93%。

主要工業計劃生產指標比1951年又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其中生鐵增產31%、鋼增產29.64%、銅增產57%、煤增產31%、發電量增產26.7%、棉紗增產21%、棉布增產34%、紙張增產100%。

2、工農業發展狀況

工農業生產得到全面恢復和發展。按當年價格計算，1952年，工農業總產值810億元人民幣，比1949年的466億元人民幣增長73.8%，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149.3%，農業總產值增長41.4%。工業總產值佔整個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43.1%，重工業產值在整個工業中所佔的比重由1949年的26.4%提高到35.5%。國營工業產值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4.7%上升到56%，公私合營和加工訂貨工業產值比重由1949年的9.5%上升到26.9%，國營商業的零售額佔全國商業零售額的比重由14.9%上升到42.6%。

國民經濟結構已發生可喜的變化，國營經濟和受國家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已在整個工業中佔絕對優勢。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都超過新中國成立以前的最高水平。

鋼產量達135萬噸，比新中國成立以前最高年產量增加46.3%。生鐵產量達193萬噸，比新中國成立以前最高年產量增加7.2%。原煤產量達0.66萬噸，比新中國成立以前最高年產量增加6.5%。棉布產量達38.3億米，比新中國成立以前最高年產量增加37.3%。糧食產量達16392萬噸，比新中國成立以前最高年產量增加9.3%。棉花產量達130.4萬噸，比新中國成立以前最高年產量增加53.6%。大牲畜頭數達7646萬頭，比新中國成立以前最高水平增加6.9%。生豬存欄數達8977萬頭，比新中國成立以前最高水平增加14.3%。

3、交通和國內外貿易

交通運輸得到恢復和發展。長期的戰爭使鐵路和公路遭到嚴重破壞。鐵道兵團指戰員和鐵道職工，克服敵特騷擾和寒冬酷暑等諸多困難，積極投入了搶修和新建鐵路的工作中。1950年，全國原有的鐵路網就基本得到修復。

3年來，全國共新建鐵路1255公里。到1952年，全國鐵路營運里程達2.29萬公里，客運量為16352萬人次，貨運量為13217萬噸。3年來，全國共整修公路3.24萬餘公里，新建1.1萬餘公里，通車裡程由1949年的8.077萬公里增至12.67萬公里，客運量為4559萬人次，貨運量為13158萬噸。

內河航運里程由1949年的7.36萬公里增至為9.5萬公里，客運量為3605萬人次，貨運量為5141萬噸。民用航空，解放初沒有航線到1952年航線達1.31萬公里，客運量為2萬人次，貨運量為0.2萬噸。除鐵路運輸量稍低於新中國成立以前最高水平外，其餘各項指標都超過歷史最高水平，有力地支援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國內外貿易得到恢復和發展。到1952年底，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形成從上至下的包括各種門類的統一的國營商業體系。1952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達276億元，國營商業商品零售額和合作社商品零售額達95.3億元，已佔全國商品零售總額的34.4%。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全面經濟禁運、封鎖的情況下，新中國進出口貿易額逐年增長，1950年達41.6億元，超過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任何一年。1952年達64.6億元，比1950年增加55%。

4、國家財政狀況

國家財政狀況根本好轉，收支平衡。1952年國家財政收入為183.7億元，比1950年的65.2億元增長181.7%，比1951年的133.1億元增長38%。1950年的財政赤字為4.4%，1951和1952年，財政上都有結餘，沒有赤字。在既保證了抗美援朝戰爭的需要，又完成了國民經濟恢復的情況下，國家的財政狀況迅速好轉，這是新中國創造的一個奇蹟。

1952年12月11日，周恩來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和幾個專業會議上作報告時指出：

“現在，三年的時間快走完了，我們的恢復工作也完成了。不論從經濟上或從其他方面看都是如此。我們的經濟恢復工作，不論農業、工業、交通運輸的生產和業務所達到的水平，一般都超過了抗戰以前最高年代的水平，只有極少數的還需要繼續努力。這種恢復，就給了我們一種條件，使我們可以在進行抗美援朝的同時又可以進行國家的建設。”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齊心協力、同仇敵愾，克服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的嚴重困難，一面進行抗美援朝戰爭，一面恢復國內建設。至1952年下半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3週年的時候，由國民黨的暴政、帝國主義的掠奪和長期戰爭破壞，造成中國千瘡百孔的社會已經得到根本治理，政治混亂、經濟崩潰、民不聊生的社會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

在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同時，國民經濟恢復的順利完成，使新中國度過了一個最困難的時期，新中國的建設取得第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勝利，為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進行準備了條件。

三、志願軍戰力的持續增強

由於國民經濟恢復的全面勝利完成，使支援戰爭的能力增強，雖然1952年國防費支出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降低，但實際數量比1950年和1951年都有增加，1950年為28.01億元，1951年為52.64億元，1952年則為57.84億元。加上，全國人民開展的捐獻飛機、大炮運動，使志願軍的武器裝備有了明顯改善。

到1952年9月，志願軍主要武器同1951年7月相比，均有明顯增加。山炮、野炮、榴彈炮總計從1141門增加到1493門，其中野炮從388門增加到507門，榴彈炮從347門增加到578門，山炮數量基本無變化。

另高射機槍從2291挺增加到2462挺(到1952年6月)，高射炮從805門增加到988門，火箭筒從752具增加到3028具(到1952年6月)，輕迫擊炮從4717門增加到4899門(到1952年6月)，重迫擊炮從208門增加到241門(到1952年6月)，無坐力炮從443門增加到1030門，火箭炮從73門增加到162門。可以出動掩護平壤以北交通運輸的殲擊航空兵，由2個師100架飛機增加到9個師450架飛機。

1952年10月，志願軍空軍又開始改裝效能更加優良的米格一15殲擊機。坦克由125輛增加到160輛。運輸車輛從1951年7月6860輛增加到1952年6月的10323輛，其中配屬各軍的運輸車輛均超過150輛以上。儘管志願軍的武器裝備與美軍相比仍處於懸殊的劣勢狀態，但作戰條件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

與此同時，志願軍取得反“絞殺戰”的勝利，建成了“鋼鐵運輸線”，在朝鮮境內的交通運輸大大得到改善，後勤保障特別是物資供應能力有很大提高，第一線部隊的糧食、彈藥充足。以坑道為骨幹的堅固陣地防禦體系的形成，使陣地更為鞏固。

至1952年8月底，志願軍在朝鮮的作戰部隊共有16個軍、4個榴彈炮師、1個戰防炮師、1個火箭炮師、4個坦克團、4個高射炮師和5個城防高射炮團，還有以國內機場為基地的9個殲擊航空兵師。

1952年3月，範佛里特說：

共產黨“現在進行攻勢作戰和防禦作戰的能力比以前大了”。大炮是他們從前的重大弱點，現在他們的大炮比聯合國軍的大炮多一倍。“聯合國軍"軍官認為，“現在志願軍在朝鮮擁有的戰爭潛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

戰後，美國軍方編寫的戰史中說：

“也許更引人注目的是在1952年春季，敵人在穩步增加他們的炮兵力量。從4月到6月，敵人的大炮從710門增加到884門。……另外，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投放在聯合國軍陣地上的炮彈也越來越多。從4月到6月，敵人平均每天發射的炮彈從2388發增加到6843發”。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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