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發生在1951年9月一個寒冷的早晨，火車開到離西部邊境很近的地方，停在東德境內的最後一站。我走下火車，看到頭頂的陰雲，暗自慶幸。這是偷越國境逃回西德的好時機。
我走進一家昏暗的咖啡館坐下，慢慢啜飲一杯檸檬水，等待黑夜的到來。前幾天和父母兄弟在一起生活的情景一幕幕浮現在我眼前，這是我家七年來第一次團聚。
戰亂生活使父母離開家園，最後定居在東德的一個小鎮。再回到老家費希頓赫爾斯特已經不可能——它已隸屬於波蘭。
我從不列顛的戰俘營被釋放後曾一度住在西德。後來我終於打聽到父母的訊息。我父親，一個傷兵，現在已經殘廢，我決定帶他去西德治療，但我未被獲准進入東德。
1951年5月我曾試圖越境看我的父母，在邊境線上被捕並遣返西德，我的護照因此也打了“越境未遂”的標記。現在，4個月後，故伎重演，我成功了。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返回西德，第二次被抓住比蓋上“未遂”戳要糟糕得多，後果不堪設想。可是我覺得我有個很好的機會返回去。我的弟弟給我畫了張地圖，上面標有邊境衛兵的精確位置和一些崗哨無人把守的時間。
手錶指標指向11點鐘，我起身離開咖啡館。
在一條孤寂的鄉村小路上我走了兩個小時。當一個村莊出現在視野裡時，我立刻轉身走進右邊的森林。那片林子一直延伸到邊境。我擦亮一根火柴，最後看了一眼地圖，接著行進。每隔幾分鐘，我就靜靜地站住，聽聽周圍的沙沙聲是否僅僅是風聲和樹葉聲。很快，我接近那條分隔東西的小路。
突然——“站住！”有人用俄語向我大吼。
我立刻趴下，在地上滾了幾下，又爬起來飛跑。一隻手提機關槍“咔嗒嗒”地叫起來，兩團火光在我頭頂上方炸開。接著犬聲大作，什麼東西打在我背上，又把我撞進灌木叢，當我抬起頭，迎面看見一張血盆大口——一條德國牧羊犬正大口大口喘著粗氣。
兩個蘇聯士兵狠狠地扭住我，一個用槍口頂住我的下巴，另一個掏空了我的口袋。他們捆住了我的手，把我押出林子。突然我的血液凝固了——我想起了那張地圖！
那天夜裡我在陰冷的牢房裡走來走去，責怪自己沒有銷燬那張地圖。對蘇聯人來說它將成為我是間諜的最終證明。
第二天清早，衛兵把我帶進一個小辦公室。書桌後面坐著一個穿少校軍服的軍官。紅領章表示他是蘇聯安全警察。
“早晨好，小間諜！”他用德語講話，冷冷地開了個玩笑。
一個俄國軍官能講如此流利標準的德語著實令我吃驚。上校假定我已認罪並希望我立即自首。
“我不是間諜！”我抗議。
“我沒問你的職業，小間諜，只是你睡得如何？嗯——4個月前你曾經企圖越境，告訴我，這次你想偵察點兒什麼？”
“沒什麼，我只不過想去看我的父母。”
“那麼他們住哪兒？”
“無可奉告。”
“我們會弄清楚的。”上校說。
他看了一遍我的護照。“那麼說你生在費希頓赫爾斯特羅？”
他目光犀利地盯了我好一會兒，合上護照，又拿起我的地圖。
“畫得很好，不錯！道路，村莊，我們的哨位，甚至還有大工廠，這麼一張好圖，美國人付你多少錢？”
我沉默了，我知道我的解釋是多麼虛弱無力。
“好了，小間諜，”他喝道，“大概在西伯利亞你會說話！衛兵，帶下去！”
一種寒冷的感覺攫住了我，西伯利亞，不過在牢房裡，飢餓和勞累一襲來我就開始打瞌睡。我沉沉睡去直到衛兵喊醒我，又把我帶到那個上校面前。他點燃了一支菸，從噴出的煙霧後面審視著我。
“我們檢查了你的護照，都是偽造的。現在我們知道了你的確是個間諜，你最好說實話。”
“我沒有理由對你說謊。”我抗議道。
“我們會看到的。你在費希頓赫爾斯特待了多久，小間諜？”
“13歲以前。”
“好極了，給我們講講費希頓赫爾斯特，正好我們也瞭解一下那個村莊。”他身子往後一靠，閉上眼睛。
我開始講述我們的村莊，酸橙樹中古老的教堂；講述我們精力旺盛的男孩子們如何在傍晚的河邊刷洗馬匹。我提到了鄉村牧師、學校老師和我的外祖母。人人都愛她，因為她品德高尚。
我講述的過程中，上校始終表情漠然。當我停下後，他睜開眼睛問道：“那麼你該知道瑪格達·弗爾斯特和娃爾苔爾·考布，比方說？”
我不明白他究竟玩什麼把戲，村子裡根本沒有這兩個人。
“或者莊園主斯多佩爾——伊格那爾·斯多佩爾？”他接著說。
“是的，是的，這個我知道。你認識他，上校？”
“住嘴！”他咆吼道，“我在問你問題，告訴我有關伊格那爾·斯多佩爾的事！”
“好的，他莊園裡的土地是費希頓赫爾斯特最貧瘠的。他幹活那樣拼命，所有的人都同情他。斯多佩爾太太每天都在地裡幹活，他們的兒子約瑟夫也一樣。父親驅使兒子就像驅使他自己一樣沒日沒夜。約瑟夫16歲那年離家出走了。人傳他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但是沒有人敢肯定。”我頓了頓，回憶著我們對斯多佩爾的所有同情。
“講下去。”上校命令。
“兒子失蹤後，伊格那爾像變了個人。他敵視村莊，不去教堂甚至不讓他太太去。”
“為什麼不讓她去？”上校問。
“他們說她袒護那孩子，他為此痛苦，他不願她和別人交談。兒子出走後兩年，斯多佩爾太太就死了，她的丈夫變得比從前更沉默更痛苦了。”
我又停止了一下，“還要我講下去嗎，上校？”
“是的。”
“一天，斯多佩爾受傷住進醫院，他的農場被賣掉付了醫藥費。”
“春天的時候，他回來了，”我接著說，“我的祖母見他在他的老莊園上徘徊，就把他帶到我們家裡，祖母給他一間房，我們一起用餐。他很少講話，連‘謝謝’也不說。但是他儘可能地做所有他能做的事，掙取他的飯食。
“對我來說他似乎非常老，全白頭髮，步履蹣跚。開始我有點怕他。有一天，我想做一個魚竿，笨手笨腳地搗鼓半天。他拿過魚竿，非常嫻熟地做好交給我，從始至終沒有一個字，可那份親切驅走了我的恐懼。從此我們之間充滿了無言的友誼。
“他去世後，祖母在他床墊下找到他太太的祈禱書，書裡夾了一張紙條：父親，我走了，再也不回來了，因為你不愛我。請向媽媽問好，下面簽名：約瑟夫。”
“現在，你相信我是費希頓赫爾斯特的人了吧？！”最後我說。閒聊一個老人和他的不幸使我有點惱羞成怒。
上校沒有回答。“帶下去！”他聲音乾澀地命令。當我轉身離開的時候，他又拿起了地圖。我知道，他不會給我機會解釋了。有人曾因犯罪證據較少而被判服10年苦役。事實上他根本沒對我提起這張圖，一切早策劃好了，我失望而麻木。
早晨，衛兵叫醒了我：“收拾一下！”
是了，西伯利亞，寒冷的西伯利亞！
可是衛兵說，我們帶你去西邊。
往邊界線走的路上，兩個士兵把我夾在中，走了大約一個小時。一路上我時刻準備著被帶回去，這是陰險的詭計，我確信。直到他們給我一些紙並提醒我到西德去要經過的界線時，我相信了一半。
“你真走運。”其中一個不無好意地說。
當我看我的護照時我明白他講的多麼正確。一個新的戳記赫然醒目：“二次潛逃未遂。”簽名：“約瑟夫·斯多佩爾上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