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讀特
雙11將至，“預熱”火熱。
有點不同的是，過去大家更關心“賣了多少”，今年大家更關心的是“該交多少”。
賣了這麼多，得繳多少稅？
天貓雙11預售才剛剛開始，但熱度已經達到了一個巔峰狀態。頭部主播如李佳琦、薇婭等霸榜七八條微博熱搜，風頭一時無兩。更為火熱的是銷售成績，淘寶主播銷售榜顯示，10月20日天貓雙11預售首日，李佳琦直播最終銷售額達到了106.53億元，薇婭銷售額為82.52億元。
銷售成績究竟有多好？僅僅這兩位的一天銷售，已經跑贏了超4000家上市公司去年全年的營業收入。而李佳琦一人的一天銷售，已經超過了擁有4000家門店的名創優品2021財年營收90.7億元，直追運動服飾品牌李寧去年的營收144.57億元。
讓人直呼“好傢伙”的同時，人民群眾的注意力迅速轉移，從“我自豪，我也參加了個百億大專案”，轉到了——“你的成績讓你可以自豪，但是作為值得自豪的好公民你交夠稅了嗎？”
真是一記簡約不簡單深邃又深刻的靈魂拷問啊。
如果當前的直播和銷售所得都算是主播的個人收入，那就得按照個人所得稅進行繳納，不僅妥妥會觸發45%的最高稅率，而且金額可能也會是個天文數字，達到上億恐不稀奇。
不過，通常而言，網紅主播們是以一人之名，背後有強大而龐大的團隊支援，其會設有各種合夥制的公司、企業等，這些方式會使繳納稅額大大降低。
當然，這種方式的所謂“避稅”，未見得全是“合法避稅”。此前接連“翻車”乃至遭到重罰的明星們就是現成例證。范冰冰、鄭爽等利用“陰陽合同”偷稅逃稅，已經被開出了天價罰款。在相關法規、條例的規制和相關部門的敦促下，一度以“工作室”等手段偷逃稅的藝人們也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價值不菲的補稅。
稅收的舊壓力和新挑戰
但不得不說，新經濟和商業生態給財稅徵收基礎帶來了一些新挑戰。
眾所周知，財稅政策是影響二次分配的核心。而二次分配是對國民經濟、財富分化、社會穩定等都有著關鍵作用的分配。我國在經濟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進行了稅制改革。隨之，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996年的9.8%到2012年的18.7%，增長近1倍。
但近年來，我國宏觀稅負面臨下行壓力，自2013年開始，稅收GDP佔比呈逐年下降趨勢，2019年只佔15.9%，比2012年下降2.8個百分點。當然有近些年的減稅降費等措施帶來的利好，但總體看，稅源流失是其中一個大問題，從偷逃稅看，全國每年查補偷逃稅款都在百億元規模，僅2017年，稅務總局查補偷逃稅款就高達247.7億元。此外，高成本、低收益等問題也很明顯，從納稅成本看，各地區的稅收成本約在5%-10%範圍內，顯著高於國外0.5%-1.8%的水平，從納稅遵從度和難易度看，中國分別位居世界第165位和第125位。總之，當下稅收徵管環境壓力不小，徵管工作面臨新挑戰。
國家稅務總局的資料顯示，個人所得稅是1994年稅改後增長最快的稅種，但目前，個人所得稅似乎面臨著一種困境，那就是，只有正兒八經的“打工人”在勤勤懇懇一絲不苟地繳納個人所得稅。特別低和特別高收入人群都事實上某種程度規避了個人所得稅的繳納，包括那些明星、網紅和一些企業運營者、投資者。有的人可能豪宅林立，但是工資只有個位數。
但要說到透過公司設立來逃稅，許多公司企業等也會大為委屈。從相關財政研究看，2017年，直接稅收入佔稅收收入已經超過30%，其中主要是企業所得稅收入。中國企業所得稅收入佔稅收總收入約為20%，而美國一般不超過10%。因此，企業也對稅收問題很敏感，時時呼痛“壓力山大”。
稅收治理效能還需要提高，技術是好幫手
總體而言，多數國內學者度量稅收徵管效率的結果顯示整體效率值偏低。
其原因，可能是各方面的。一方面，徵收物件分佈廣、繳稅意識和法治觀念不夠。另一方面，稅收機構龐大，執法水平和監管技術仍有提升空間。
不過，隨著網際網路技術、大資料聯網等技術進步，稅收效率等的提高是相當明顯的。過去很多基層稅務工作人員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還難以理清的收入脈絡，現在能夠在技術的網路中一覽無遺。
不久前，河南鄭州市金水區稅務局宣佈，其運用大資料實現資訊系統自動提取資料，追徵一名網紅662.44萬元稅款收入國庫。雖然與明星比起來，金額不算大，但也令大眾一片譁然。而其實更早國家稅務總局就表示，近期，稅務部門在“雙隨機、一公開”抽查中，透過稅收大資料分析發現，有兩名主要從事電商和直播帶貨的網路主播涉嫌透過隱匿個人收入、改變收入性質等方式偷逃稅款。今年9月，國家稅務總局駐上海特派員辦事處統籌協調浙江、廣西等地稅務部門，依法對這兩名主播及相關企業進行立案檢查。檢查發現，兩名主播均涉嫌違規將個人收入轉變為企業經營收入，進行虛假申報少繳個人所得稅，涉稅金額較大。
也就是說，在網際網路和大資料時代，違法犯罪的痕跡越來越難以抹去和混淆，但很多研究的結果是，稅收效率還是需要進步。一部分原因是人，一些基層稅收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欠缺，有的資訊化裝置不但未能降低納稅人的納稅成本，反而提高了納稅人的納稅成本；另一部分原因是環境協同，城市化發展加劇與周邊地區的稅收競爭，擾亂經濟主體行為，增加稅收遵從成本。
稅收觀念和邏輯要與時俱進
此外，必須承認，稅收觀念和底層邏輯也在收到衝擊。
從傳統觀念看，有些產業的稅源不易管控，流失現象嚴重，對稅收徵管產生抑制作用。
從更為現代的觀念看，有些新生態產業的商業性質認定都在一個探索和搖擺區間，遑論稅基的認定和界定。而且，隨著網際網路、大資料技術的不斷進步，商業新生態下的新事物越來越多，像是直播帶貨，就是其中一種。
這其實不難理解。
遙想大約十年前的熱門概念“網際網路金融”，曾經風靡一時而風頭勁健，而那時大家討論得最多的話題之一是，“網際網路金融究竟是不是金融”？今日看來，應會啞然失笑。但那時人民群眾辯論得叫一個激烈，似乎網際網路將金融的理論老底兒都掀翻了。到今天，其核心本質清清楚楚一目瞭然，該監管監管、該穿透穿透、該報備報備、該進入清算系統進入清算系統，安排得明明白白。
直播帶貨的權益和權責怎麼區分界定，相信依照商業理論邏輯，不會是分不清的。包括前段時間出臺的有關直播打賞規範，有些人也表示“不解”。打賞不是個你情我願的事兒嗎？幹嘛還要規範？事實上，打賞也並不出商業交易範疇，所謂“你情我願”本就是交易的最基礎要素。看上去，打賞是一種“贈與”，其實，在平臺分成、經紀機構孵化等組織背景下，直播帶貨是一種貨物貿易，而網紅接受打賞無異於服務貿易。無論是親切呼叫“大哥大姐”還是賣萌耍酷表演才藝，都是娛樂服務。
據此，一些新事物仍然有著老基礎，在鼓勵創新的前提下，界定邏輯仍應清晰。
要談三次分配，先談二次分配
不久前，中央提出“三次分配”，引發了一輪熱議。
但“三次分配”是在一二次分配基礎上的補充，“共同富裕”提倡“三次分配”，但一定會更加註重二次分配的調節作用。
就像是有些明星名人等，一邊到處“做公益”，大搞所謂“三次分配”，一邊鉅額偷稅漏稅，大肆破壞二次分配，顯然是不可以的。
市場化改革以來，在“先富帶動後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牽引下，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高速增長，居民收入整體水平大幅提升。然而，由於初次分配環節存在的一些權力資本、城鄉分割、行業壟斷等問題，居民初次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拉大。同時，在二次分配環節，長期實行的以商品服務稅為主的稅收體系，導致稅負歸宿不公，一些測算表明，對收入分配的正向調節比較微弱，甚至有些部分發生了逆向調節。市場初次分配與財政二次分配疊加在一起，使得中國基尼係數自2000年越過了國際警戒線，近年來雖有所緩和，但仍在較高位。
在這種形勢下，網際網路技術帶來了分配的新生態。網紅崛起只是冰山一角。網際網路平臺的壟斷、演算法的歧視，可能都在或明或暗的加深社會不公。
這是國家重拳出擊反壟斷等的基礎背景。那可以算是在一次分配上的“糾偏”。
而對於二次分配，除了不斷追討偷稅漏稅的“巨鱷”，其肩負的使命可能會更為艱深，還必須設計網際網路和大資料新生態下的財稅制度改革。
除此以外，宏觀稅負的輕重和公共服務的提供直接相關。如何讓低收入人群和普通“打工人”有“獲得感”，讓企業這樣的繳稅“大戶”也有“獲得感”，或是下一步二次分配的關鍵。
後記
此次，美國與歐洲五國發表聯合宣告稱，全球130多個國家和司法管轄區已於10月8日就經合組織推動的雙支柱國際稅改方案達成協議，以應對經濟數字化帶來的稅收挑戰。為此，奧、法、意、西、英五國同意在2023年經合組織支柱一方案生效後，取消徵收數字服務稅。
世界在急速地變化，各國都在努力去適應。
對於正在改革進行時中的中國而言，可能也是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將過去一二次分配中的既有問題，在新環境下用新技術和新思路來個更好的解決方案。
（作者萬喆為經濟學家）
（原標題《要談三次分配，先談二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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