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銅陵的房子裡收藏著一套《林氏家譜》，五本厚的，還有一本薄如雜誌。我翻得最多的是其中堪比磚頭般厚實的一本，開啟如木板的封面，裡面有我，有父母，再往上是爺爺奶奶的名字。翻來翻去，我的目光就定格在爺爺身上。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讓我有種沉沉的敬畏，也有一團團的疑惑待解。或許是永存的謎。
有關爺爺的記錄少得可憐：“學詩，生於一九一四年七月初八，卒於一九四三年，葬無為。”就這麼一行，且“卒於一九四三年，”後面沒有月，日，用的是逗號，冥冥之中似乎在暗示他的下人去求證，去澄清這個日子。而“葬無為”這三個字常讓我潸然淚下。十多年了，每到清明冬至祭祖，我們兄弟幾個都沒上過爺爺的墳，為他送一碗飯，一杯酒，一沓紙錢，更不知道我們悲愴的呼喚聲他能否聽到。
爺爺來到這個世界只有二十九年，經歷短暫卻是傳奇，悲壯的人生。去年，我以在老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章彪為原型，寫了一部中篇小說《荒野》，裡面的章彪是真名真人真事，林先生也同樣真實，他就是我爺爺。
聽父親和叔叔聊過，爺爺很早參加了革命，抗日戰爭時期，仼新四軍桐東稅務局的幹部（有人說是局長），在一次稅收回家，屁股還未落坐，家裡便進來了幾個便衣，亮出的身份是新四軍，並且所說的情況都和爺爺所掌握的相符。但爺爺是個有原則的人，他的稅款上繳也必須得到收款憑證。他果斷決定告別家人，和來人一道將稅款送到新四軍隊部，再取回憑證。
這一去就沒再回家。
在寫《荒野》以前，我走訪過村裡的兩位年長者。聊到爺爺，他們解釋是，來的確實是新四軍的人，但是是桐東新四軍游擊隊的兄弟部隊，即，無為的游擊隊。他們掌握了情報，並且先下手為強，等於擄走了這批稅款，因為怕桐東遊擊隊追究，便來了個死無對證。這個解釋有些合理。家譜上的祖祖輩輩都葬在本土，唯有爺爺客死他鄉。這在交通靠雙腳的年代，爺爺又不做生意的背景下，不可能葬到一個陌生的異鄉。
聽父親說，爺爺遇害後奶奶帶他去過爺爺的墳墓，只記待叫牛埠鎮，具體叫什麼地方，他也不清楚。但我能想象，一個小腳女人領著一個才幾歲的孩子，靠自己的腿丈量完幾十公里的泥路，去面對一堆溼漉漉的黃土，這不是毅力，是撕心裂肺的畫畫。
二O一七年，父親重病住院期間，我在《樅陽線上》上看到一篇通訊。作者我認識，我們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一起去樅陽參加過業餘通訊員會議。他去蕪湖幹休所採訪了一位年近百歲的老幹部，巧的是，那位老同志年輕時對桐東新四軍及沿江圩區一帶非常熟悉，並且提到了烈士章彪。其時我還不知道章彪被追授為烈士的。
心中燃起的希望之火，卻被父親淡淡的語氣澆滅了。父親說，事情都過去幾十年了，再查也沒什麼意思，即便查清又能得到什麼？父親是有六月多年黨齡的共產黨員，一直受組織活動的薰陶，境界比我高吧！
不知道父親的內心深處是怎麼想的，但我知道，父親和叔叔曾為爺爺的事奔波了三十年之久。叔叔還沒去世時我曾問過他，你們跑得這麼辛苦，又沒有結果，是為了什麼呢？叔叔說為了一塊牌子。我不知道什麼牌子。上初中時我才明白父親和叔叔不僅僅是爭這塊“烈士家屬”牌匾，更是想洗清爺爺身上蒙著的一層泥垢。他們都確信爺爺是為革命獻身的，死的那年，我一歲不到的小姑也夭折了，太太失望中，獨自一人出家到湯溝後面的“望瑞庵裡。家裡過的日子可想而知，所以我確信，父親和叔叔想得到的應該是精神和物質上的需求。
忽然想起在我開始有了記憶的小學時光裡，每次他們之間的一人去樅陽縣城或安慶市裡歸來，總要聚在門前的稻場上，談論這次跑路的結果，聽到最往往都是“沒人證明”這幾個冷漠的字眼蹦出。夜晚納涼的時候，有了思維能力的我便問，如果爺爺在世，該是多大的幹部？叔叔是個有文化的人，他說該有省裡那麼大吧。我便產生幻覺，彷彿自己就躺在一個機關大院子裡，四周都是樓下樓下，電燈電話的房子，天空中閃爍的星星在朝我眨著眼睛，像是在對我招手。待我醒來，叔叔和父親早已回家睡覺去了。
如今父親和叔叔永遠不再醒來，爺爺的故事早已戛然而止。我們的門頭上沒掛上閃光的金匾，但我們仍沿著他們走過的路在努力前行，奮力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