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青銅器鳳鳥圖紋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了花鳥畫。
花蟲鳥獸從背景和陪襯的位置獨立，以卷軸樣式流行開來，其技法的工筆和裝飾性特點，明顯受西域壁畫影響。花鳥畫出現後，與人物畫、山水畫構成了中國美術三大基本樣式。
於是，引出一個問題：花鳥畫能在魏晉南北朝獨立成科，並且主要在宮廷中發展，被君主、貴族、士大夫喜愛、收藏。成因是什麼呢？
孔六慶先生在他的鉅著《中國花鳥畫史》中認為：“花鳥畫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獨立，是人們在審美情感、社會生活、繪畫表現等方面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結果。”
這個“自然而然說”，很值得商榷。我不認為是自然而然，花鳥畫獨立成科應該有更深刻的原因。我的觀點如下：
顧愷之 洛神賦圖卷
一、 花鳥畫獨立成科的歷史大背景
簡述一下魏晉南北朝的歷史。
這段跨度近四百年的歷史，可以說特別。哪裡特別呢？
首先，王朝迭出，戰亂頻仍；其次，學術思想極為活躍；再有，宗教、藝術、文學創作繁榮興盛。
第一個要說曹操，曹氏家族。文帝（曹丕）廢漢獻帝建立“魏“（公元220—265年）。
第二個是司馬懿，司馬家族取代曹氏家族，武帝（司馬炎）在北方建立西晉（公元265—317年）。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炎三代逐步確立了貴族制。
武帝司馬炎290年駕崩。皇室內鬥引發“八王之亂”，戰亂使得長安、鄴城、洛陽多次被焚燬，造成幾十萬人死亡和數百萬難民。
“八王之亂“後又有“永嘉之亂”，永嘉之亂的主角是匈奴。
公元304年到439年，由匈奴、羯、鮮卑、氐、羌等五個民族引起，或與漢族或五個民族之間爭奪廝殺，歷史進入了“五胡十六國”時期。
公元317年在江南，司馬睿接受了北方抵抗胡族的晉朝諸將、鮮卑的段部和慕容部的推戴，建立東晉。
公元420年劉裕廢晉，建立南朝“宋”政權。到隋朝滅了南陳為止，此階段上承東晉、五胡十六國，下接隋朝，歷史上總稱為南北朝。
南朝（公元420年—589年）包括宋、齊、梁、陳四朝；
北朝（公元386年—589年）包括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五朝。
日本歷史學家，川本芳昭在其著作《中華的崩潰與擴大 魏晉南北朝》書中認為，“貴族制”和“民族問題”，是魏晉南北朝的兩大時代特徵。
江南是貴族雲集的地方。建鄴(今南京)，曾經是吳、東晉、宋、齊、梁、陳歷代宮廷所在地。同時是魏晉南北朝花鳥畫的重要發展地。
花鳥畫能夠獨立成科並持續發展，是成熟的貴族制度，富裕的貴族階級，夯實了必要的經濟基礎，以及建立了人才儲備和營造了藝術的氛圍。
湖南長沙博物館藏帛畫人與鳳鳥夔龍
二、 鳥獸形象在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價值
花鳥畫這個概念在西方繪畫中是沒有的，這與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哲學思想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花鳥畫的題材範圍及其寬泛，幾乎包含了人的世界中一切植物、動物、鳥類。既有日常生活用品，又有天上飛的水裡遊的。同時，在中國古代文化中，還創造了一些現實中不存在的動物、鳥類形象。
中國以農業立國，依賴自然推崇天人和諧。從遠古的巫術開始，中國文化就有對鳥獸的圖騰崇拜。
《周易》的“四象”，分別代表春夏秋冬四季，東西南北四方，望朔上弦下弦，四象是：青龍、白虎、玄武、朱雀。
十二生肖也是十二個動物形象。在禮器、生活實用器皿上，鳥獸、花紋隨處可見。
比如，新石器時代的陶製缽、盆、瓶、上的圖案彩繪；商周青銅禮器方鼎、鳥樽，觥上的鳥獸圖形或圖紋。
中國儒家、老莊思想都是敬畏“天”的，鳥獸是天神與人間資訊溝通的使者。《楚辭•九歌》篇就描繪了此情景，天神下凡乘坐的是兩條龍駕馭的車。
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的鳥獸如：饕餮、肥遺、夔、龍、虯，《山海經》、《呂氏春秋》、《說文》、《離騷》裡都有記載。還有，莊子《逍遙遊》裡的“鯤”““、“鵬”；《山海經》裡面的靈異禽獸。
這些器皿上的鳥獸形象，並非單純為了好看，也不是可有可無的純粹裝飾物。
《藝術、神話與祭祀》一書的作者，（美）張光直著 劉靜 烏魯木加甫 譯。張光直說到，先秦文獻中確實儲存著古人對青銅器本身及其動物圖案的解釋，明確了動物在溝通天地，交通人神中的作用。
鼎由青銅鑄造，鼎象徵皇家政權。
“鑄鼎象物”的說法來自《左傳》。“鑄鼎象物”是為了：“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鼎是青銅禮器，還是協助完成溝通天地生死巫術的必需品，動物的紋樣就是青銅器上不可分割的部分，動物形象也作為該使命的輔助者，而被鑄刻在禮器上。
湖南省博物館藏，戰國時期的人物龍鳳帛畫，人物與鳳鳥、夔龍同在一個空間，構成一幅圖畫，學者們認為夔龍和鳳鳥是在引導靈魂昇天。
神話和巫，是中國早期繪畫、文學、舞蹈、詩歌、音樂共有的特徵。這裡說的巫，不是指巫婆神漢。“巫”與權力密不可分，法理含意是：君權神授。
陳夢家在《商代的神話與巫術》書裡說到：“只有掌控通天之路的人才擁有此種智慧，進而掌控權力，從而統治天下。巫覡因此成為每個國家宮廷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古代中國的學者們認為帝王自己就是巫覡之首”。《燕京學報》1936年第12期，535—536頁。
因此可以認為，鳥獸形象承載的文化價值和特定指向，是花鳥畫深層次的文化意涵。如同中國的山水畫，不同於西方的風景畫，風景即景色而已。山水即“道”，兩者有本質的不同。
九色鹿本生 莫高窟257窟 北魏
三、影響花鳥畫獨立成科的宗教、哲學、政治因素
魏晉南北朝是佛教、道教、儒家思想交匯時期。貴族、士大夫、文人、畫家對理想、審美、情感、自由的追求，都影響花鳥畫獨立成科，影響最大的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佛教。
長達三、四百年的戰火殺戮，到處是焦土，死亡人數不計其數。難民潮、移民潮連綿不絕，最長的移民潮有近百年。人口從北向南，從西往東顛沛流離，再加上天災時有發生，戰爭和饑饉使得人口銳減，生產力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戰亂造成痛苦，厭世情緒瀰漫。民眾需要心靈慰藉，統治者需要藉助宗教安定社會疏導民眾，佛教獲得了傳播所需要的土壤，也得到統治者的強力支援。
在《阿彌陀經》裡 ，“極樂國土”、“共命之鳥”，描繪了天國淨土的美麗令人嚮往。
《中國佛教藝術史》賴永海、王月清主編。書中認為，佛教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原，在魏晉時期逐漸被當時的上層社會理解接受，對佛教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貴族、文人士大夫直接參與佛教藝術的創作。
需要指出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名畫家，畫得最多的是佛教畫，包括佛教書法。他們既畫佛教畫，也擅長畫花鳥畫、山水畫。如：曹不興、衛協、戴逵、顧愷之等。其中，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廣為流傳。
魏晉時期的著名僧人書法家有：東晉高僧：釋支遁、釋康法識、釋安慧則。貴族士大夫書法家有：嵇康、王衍、王恭、王羲之、張野等等。
南北朝時期，“帝王即佛”的思想被社會普遍接受。佛教藝術在長江南北、黃河東西的廣大區域，進入了發展的高峰期。開鑿石窟，為佛造像，建立寺院，成為風尚。畫家們更是積極參與創作，使得佛教藝術作品數量、質量和水平達到空前的高度。
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佛像石窟有：莫高窟、西千佛洞、雲岡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等等。
這個時期的著名佛教繪畫有：莫高窟壁畫，毗楞竭梨王本生故事（莫高窟第275窟）北涼；九色鹿本生，（莫高窟第257窟）北魏；五百強盜故事，（莫高窟第285窟）西魏。
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記載的南北朝畫家幾十人，其中最著名的都參加過佛教畫的創作。
毗楞竭梨王本生故事 莫高窟275窟 北涼
新道家思想。
道家的第一個階段是楊朱，第二個階段是老子，第三個階段是莊子。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論述了莊子獲得相對幸福和絕對幸福的方法。就是：順乎天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順乎人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天指自然，人指人為。
帝王即佛，佛即天，帝王即天。莊子的順乎天的思想與統治者的執政需要契合。
新道家指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興盛的“玄學”、“清談”之風。“玄學”出自《老子》“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玄學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的一種學術思潮。
張其明在《玄學史話》中指出，玄學通常分四個階段：“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正始玄學；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玄學；以王衍、裴頠、郭象等為代表的元康玄學；以張湛、韓康伯、支道林、僧肇為代表的江左玄學”。
張其明還指出，江左時期的玄學不僅成為社會風尚，成為士人爭相推崇的行為方式，在東晉時期還與佛學合流，玄學理論被引入佛學發展了般若學，為佛學的本土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談易經、陰陽、五行玄理，不談俗事，稱為“清談”。
那些厭世的畫家，選擇了隱居生活，迴歸自然清淨，專心花鳥畫、詩詞創作，陶淵明就是其中之一。
《世說新語》（南北朝）劉義慶著，記述了魏晉名士的言談和風流逸事，反映出文人的思想言行社會生活面貌，生動形象展現了時代“清談”的風貌，也反映出社會寬容、開放的程度。
雲岡石窟佛像 北魏
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其核心思想是“仁”，他的思想完善的儲存在《論語》裡；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義，其思想在《孟子》一書中，他的思想核心是“人性善”；儒家的第三個代表人物是荀子，他的思想在《荀子》裡，“人性惡”是他思想的核心。
史書記載，胡族君主們，有許多人是熟讀儒教經典的儒學之士。打起仗來他們驍勇兇殘，攻城掠地，奪取政權之後，又都推崇以儒家思想治國。
例如：匈奴的劉淵就熟讀《春秋》《左傳》，通曉《孫子兵法》，建立前趙的劉聰，不僅熟讀史籍、諸子經典，還善於書法，工於詩賦。前秦的苻堅、北魏的拓跋宏（孝文帝），無不如此。
打天下和坐天下，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剛柔，捭闔、乾坤，陰陽並施，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乃帝王經。
新王朝需要柔性執政理念，推崇仁義，孝道，善良。因此，依附在政治上的審美、情感、藝術得以推廣，自然起到了類似宗教的作用。這也是花鳥畫能夠獨立成科被宮廷力挺，思想、政治、文化深層的原因。
六朝畫論、畫家
中國花鳥畫的高峰期在唐宋，在魏晉南北朝已經具備了畫種獨立的五個條件：“1、適宜的社會文化環境；2、有專門題材的作品；3、有較高水平的專業畫家；4、有成熟的畫種分科理論；5、有理論家對花鳥畫家的批評。”（孔六慶著《中國花鳥畫史》）。
畫論有：顧愷之的三篇，以批評古畫為主的《魏晉勝流畫贊》，以臨摹古畫為主的模榻要法，即《畫論》，以山水畫設計構思的札記，即《畫雲臺山記》。
謝赫《古畫品錄》，他的“六法論”即：（1）氣韻生動，（2）骨法用筆，（3）應物象形，（4）隨類賦彩，（5）經營位置，（6）轉移模寫。
宗炳的《畫山水序》，王微的《敘畫》，姚最的《敘畫品錄》，以及相傳為梁元帝的《山水松石格》，都是六朝畫論的重要成就。（張光福編著《中國美術史》）。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畫家，有擅長人物或者山水畫，而兼畫花鳥畫，也有專門從事花鳥畫的畫家。
例如：顧駿之，畫鳥雀、草蟲題材的開先河者。顧景秀，南朝宋武帝劉裕的御用畫家。
劉胤祖，南朝宋官至尚書吏部郎。劉紹祖，胤祖弟。官至晉泰康太守。
兼畫花鳥的畫家有：晉明帝司馬紹、宋武帝劉裕、徐邈、嵇康、曹不興、衛協、王廙、王羲之、王獻之、戴逵、顧愷之等等。
畫論、畫家、藝術批評的完善，使花鳥畫從技術和理論上體系化了。
五百強盜故事 莫高窟285窟 西魏
結束語
中國古代繪畫起著媒體的作用，歷來被執政者所重視。
繪畫技法、某種風格，經過長期實踐，可以自然而然成熟或形成。但是，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相繼獨立成科，卻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都有著複雜的多種成因。美術史並不完全是繪畫的技術史、風格史，考古史，需要更廣闊的視野。
來源：中國美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