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毛澤東在1927年《八七會議》提出的著名論斷。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對中國共產黨前一段失敗的原因進行總結。與會的不少人將陳獨秀、共產國際代表、蘇聯顧問在處理國民黨、農民土地、武裝鬥爭等問題上的表現被指為“右傾”。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的前情分析，蔣介石叛變革命。
一、蔣介石為獨佔革命勝利成果，早已蓄謀反共 蔣介石是個以兩面派手法出現的野心家。他雖然在一定時期內，表面上曾表示贊成聯俄聯共，實際上是想利用共產黨的力量，發展實力，撈取資本，擴充地盤，為其今後奪取更大的權力打下基礎。他骨子裡是反共的。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分化越來越公開化，國民黨中左、中、右三派圍繞堅持還是反對國民黨“一大”的政治綱領，堅持還是反對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展開日益激烈的鬥爭。而在革命陣營內部，已有舉足輕重力量的蔣介石，這時越來越暴露出他的反共真面目，利用國民黨新右派控制的孫文主義學會，進行反共活動。1926年3月，蔣為了排擠共產黨人，奪取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軍權，炮製了“中山艦事件”，向共產黨發起進攻。對這一事件，毛澤東、周恩來等主張依靠工農群眾，堅決進行反擊。但是，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採取妥協退讓的政策，讓以周恩來為首的全體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使蔣介石如願以償地奪取了第一軍的軍權。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打擊共產黨，篡奪革命領導權的開始。 蔣介石奪權陰謀初步得逞，又策劃一起更大的陰謀，即丟擲“整理黨務案”的反共事件。“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必須把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冊交給國民黨中央主席保管；在國民黨高階黨部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任職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面對蔣介石限共、排共企圖，陳獨秀再次妥協退讓，他認為“整理黨務案”可以避免共產黨“包辦”國民黨的嫌疑，有利兩黨的“團結”。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寫信給國民黨中央，表示“整理黨務案”，是“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結果“整理黨務案”得以透過，在國民黨中央任部長職務的共產黨員被一一解職，一批國民黨右派分子乘機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的部長職務，蔣則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組織部長、軍人部長。蔣基本上實現了篡奪國民黨領導權的陰謀，從而為日後發動反共政變作了重要準備。 但是，蔣介石即使在製造“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事件後，1926年5月，他仍宣稱“我對共產主義不但不反對，並且很贊成的”。這實際上是因為他當時的實力依然有限，為了取得北伐戰爭的勝利，他需要利用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力量，需要繼續得到中共和蘇聯的支援，不便立刻同共產黨公開決裂，但同時他又害怕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力量日益發展，妨礙他達到取得獨裁統治地位的目的。因此他即使同共產黨合作時，也採取措施限制共產黨，在一個時期內他執行的是既聯共又限共的兩面政策。 隨著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漲，隨著北伐戰爭節節勝利，蔣介石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與此同時，他的反共活動也加緊進行。1927年二三月間，蔣接連發表了兩篇反共演說，漫罵共產黨，自稱有干涉和制裁共產黨的責任及權力。隨後進而公開鎮壓革命力量，先後在贛州、九江、安慶對革命者進行血腥屠殺，向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發出了明顯的反共訊號――他要對共產黨動手了。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同中外反動派相勾結，籌劃了一起震驚世界的反革命大屠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二、中國共產黨的退讓政策，使蔣介石得寸進尺、步步進逼 國共合作實現後，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為創立和發展國民黨組織作了大量艱鉅細緻的工作，“是我們黨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國民黨中，是我們黨使國民黨與工農發生關係”，“當時各省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大都是我們的同志”。但是，由於我黨還處在缺乏經驗的幼年時期，對政權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採取了不參加政府而只是監督政府的方針，“此後我們的人力務全用在民眾方面，萬勿參加政府工作”。對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種種複雜問題，缺乏足夠的認識，尤其是對如何與國民黨右派反共分裂活動作堅決鬥爭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在國共合作中，總是把自己當作幫手，當作客人，不懂得“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的道理，對右派的進攻，不同他們堅決鬥爭，不想辦法孤立他們或迫使他們退出去，反認為是共產黨包辦太多造成的，於是自己往外退，“只是注意政治宣傳的事，而不可干涉軍事行政上的事”。用陳獨秀的話說，叫“退而不出，辦而不包”，最後導致全面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革命武裝的領導權。 中共的一再退讓，絲毫未使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緩和下來，相反，國民黨新右派更有恃無恐，得寸進尺，步步進逼，致使反共事件接二連三發生。這時，蔣介石已由革命的同盟者變為革命的敵人。在這緊急關頭，黨中央本應採取相應的措施集中力量準備武裝，以防蔣介石的突然襲擊，但陳獨秀等人對蔣介石的叛變陰謀卻毫不防範，仍認為革命的任務是繼續北伐，而要完成北伐，又非拉住蔣介石不可。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會議沒有對蔣介石的陰謀進行反擊，反而規定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土地耕有”，以換取蔣由右向左轉變。這個讓步策略的實質就是不惜犧牲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去遷就蔣的反動要求。這就使全黨不可能集中精力去組織革命軍隊和工農群眾的武裝力量，以對付蔣即將發動的突然襲擊。事實也證明，當蔣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力上也難以組織有力的反抗。事變後，周恩來在特委會議上總結教訓說：“我們在此次屠殺中，可以看出老蔣只是對我們表面和緩，實際是準備整個打擊，但我們事前太和緩，以致無作好反蔣宣傳，以致在民眾中有不好影響，甚至影響到武漢與國際都趨於和緩。”（指武漢國民政府和共產國際）
三、帝國主義採用分化瓦解的辦法，引誘蔣背叛革命陣營 北伐戰爭勝利進軍，席捲了半個中國，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1927年3月，上海工人階級在周恩來領導下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解放了上海。帝國主義再也沉不住氣了，因為上海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及遠東的最大的根據地，如果把帝國主義列強這個極大的根據地推翻了，不獨他們在遠東的統治完全被推翻，並且整個帝國主義世界都坍塌了，這是一切帝國主義者都看得清楚的，所以現在他們都非常著慌。英國駐美大使曾向美國國務卿凱洛格說：“在那裡（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權利會全部損失，我們政府，考慮以一切力量來保衛英國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們熱忱歡迎美國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協力合作。”可見帝國主義出於他們的政治、經濟目的，向中國革命人民伸出魔爪扼殺革命，勢在必行。 帝國主義策劃分化革命陣營，用盡種種卑劣手段。當革命勢力尚侷限於廣東時，力量還不十分強大，帝國主義無視廣東革命政府，根本不予承認，在關餘問題上百般刁難，英帝國主義還支援商團叛亂，並夥同美國派軍艦到白鵝潭示威、恫嚇革命政府。當革命力量迅速發展，成為不可抗拒的洪流時，帝國主義害怕了，他們認為，“此時國共如不分家，則全國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將遭覆滅”。因此，帝國主義一反常態，聲言可以考慮同國民政府代表談判及解決關餘等問題以求拉攏國民政府內部的“妥協分子”。當帝國主義得到他們派到廣州去刺探情報的間諜伏恩報告“我當時所得到的印象是蔣並沒有把俄國顧問看得很重要，要是能防止的話，他決不願看到有一個共產黨中國”，“事實使我相信，他（蔣）早已制訂了計劃，同共產黨人作最後的決裂”的情況時，帝國主義如獲至寶，覺得拉攏利用蔣介石分化革命陣營的時機到了。 蔣到上海第二天，帝國主義者對他既指使又督促地說：“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的保護力量。……倘若蔣願意拯救中國人民出於共產黨之手，那麼他必須迅速而決斷地行動起來。”當上海買辦資產階級組成的法西斯組織“上海工商聯合會”，派出虞洽卿、王一亭等去向蔣說明保衛上海“和平”、維護上海“秩序”的重要性，蔣向他的帝國主義主子們答覆說：“國民革命軍（指蔣的軍隊）是列強各國的好朋友，決不用武力改變租界的現狀。儘管目前的阻礙使我們不能互相瞭解來共同澄清局面，但是我希望可以掃除這些阻礙，使中外的關係更為密切而良好。”帝國主義聽到蔣的答覆，立刻投桃報李，美國壟斷資本企業――金屬公司董事長霍卻特表示：“長江以南的統一即將告成，或成為持久局面，則統轄這一地域的政府，可能成為一個深得人心，前所未有的強有力的政權。如果這樣的話，我不認為美國政府會再拒絕承認的。”這個帝國主義分子實際上是透露一個資訊：蔣介石如果叛變革命成功，從而掌握政權，建立政府，美國是不會不承認的。帝國主義以承認為誘餌，引誘蔣介石背叛革命陣營，建立獨裁統治，同時又警告蔣，倘若不能保護帝國主義在華利益時，帝國主義將出兵干涉。 帝國主義不僅在言語上警告蔣，而且在行動上威懾蔣。早在1927年3月24日，北伐軍進佔南京，帝國主義為催促蔣早日叛變，竟下令軍艦炮擊南京，打死打傷中國軍民兩千多人。接著，調遣大批軍艦開入長江，增派軍隊到上海。炮擊南京是帝國主義給蔣的行動訊號，也就是警告蔣要即刻行動，日本帝國主義曾十分露骨地對蔣說，他的前途全憑此事而定。斯大林指出：“南京的炮聲在這方面就成了中國鬥爭力量重新劃清界線的訊號，帝國主義炮轟南京並提出最後通牒，是想表明他們在尋求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援，以共同反對中國革命。”1927年4月初，當帝國主義發覺蔣的反革命決心尚未最後下定，美國國務卿凱洛格指示美駐華公使說：“告訴蔣，除非他能表示可以滿足我要求的行動，列強各國將採取認為適當的措施。”就是說蔣必須趕快行動起來，否則便不要他這條走狗了。 帝國主義採取威脅利誘和雙管齊下的手段，促使和支援了蔣介石向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展開了血腥屠殺。
四、大資產階級在財政上支援了蔣介石的背叛 資產階級對蓬勃發展的工人運動是十分害怕的，不僅擔心工人運動會損害自己的利益，還唯恐革命力量惹怒了帝國主義，從而引起武裝干涉，這樣他們的天堂――上海及他們所有既得利益都保不住了。因此，上海資產階級向蔣表示，只要能將職工運動撲滅，把工人們打下去，讓資產階級象往日一樣騎在勞動者頭上，他們樂於認捐五百萬，即使繼續出錢也十分願意。 蔣介石反共的決心已經定了，為了採取反共的重大行動，除他自身的準備外，還需要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援和江浙財閥的資助，也要利用上海流氓勢力充當打手。3月26日，蔣到上海後隨即同帝國主義、江浙財閥和流氓頭子等舉行一系列秘密會談，他向帝國主義保證“解決上海工人武裝”，防止在上海出現“用武力及暴動”收回租界的事件；向資產階級保證“勞資問題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在得到蔣保證後，江浙財閥給予蔣一筆又一筆鉅額財政資助。“據當時可靠訊息，此次帝國主義連同中國企業家、銀行家、大商人等共出資一千五百萬元為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之用。其中一千二百萬是蔣介石得的，一百五十萬是白崇禧得的，一百萬是周鳳歧得的，其餘五十萬則用於僱傭青紅邦流氓”。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中國資產階級以大資產階級為首，在1927年的革命剛剛由於無產階級、農民和其它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得到勝利之際，他們就一腳踢開了這些人民大眾，獨佔革命果實，而和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結成了反革命聯盟。”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背叛，就是這種反革命聯盟的具體化。 在這一反革命聯盟中，以金融業資產階級為核心的江浙兩省和華北地區的資產階級進行了多方面的活動，成為蔣反革命叛變的重要經濟支柱，沒有他們的支援，蔣介石政權當時就很難站住腳跟，也不能進一步搶奪地盤，擴大反革命事業。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接著汪精衛於7月15日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隨後在“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下，瘋狂進行反革命大屠殺，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下終於失敗了，從此內戰代替了團結，獨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國代替了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陷入長達十年之久的內戰深淵。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提出
面對局勢驟然鉅變，下一步怎麼走？這個問題非常急迫地擺在中國共產黨的面前。但中共中央領導層中一些人的認識一時並沒能跟上急遽變化的局勢。1927年4月27日至5月9 日，在武漢召開了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時，距離四一二政變過去僅僅半月餘，全黨上下最為關切的是如何認清當前的嚴峻形勢，選擇什麼樣的道路，怎樣繼續革命。但是，大會透過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對此只是作了這樣的表述：“現在革命已進到第三個階段，封建分子與大資產階級已轉過來反對革命。在這階段中，革命勢力之社會基礎是無產階級、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聯盟。”並且認為：“現在的時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時期，而是緊張劇烈的革命鬥爭時期。”
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湖南工農運動所引起的糾紛，會形成全部政局上很嚴重的問題。糾紛之起因，一方面是由於蔣介石叛變後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湘籍軍官在內）的勢力及宣傳，動搖了國民黨領袖的工農政策，一方面是由於貧農幼稚行動如均分財產對於土豪劣紳之逮捕罰款以及關於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資產階級小地主尤其是軍人之劇烈反對。”顯然，會議認為農運過火是導致合作破裂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其實，在沒能獨立掌握武裝力量的情況下，黨唯一比較有力的憑藉便是工農運動，以及由此動員起來的廣大群眾。
令人欣慰的是，這並不是全黨唯一的聲音。早在1927年初，毛澤東在實地考察了湘潭等五縣的農民 運動之後，認為批評農民運動“過火”的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他進一步說：
“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 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 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
毛澤東的認識明顯高明多了。他認識到所謂“過火”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也看到了其必然性和積極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質。既然革命是暴力的，那麼暴力的革命必然要求革命的暴力，即槍桿子。雖然毛澤東此時還沒有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論斷，但他的思想深處無疑已經有了這樣的認識。
到了7月份，局勢更加嚴峻。7 月4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上山”和“投入軍隊中去”的策略，並說“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反之， “不儲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這並不是毛澤東突發的念頭，而是對中國革命實際情況深入瞭解和分析之後得出的符合實際的結論。早在6 月份，毛澤東就提出要發動群眾，恢復工作，山區的人上山，濱湖的人上船，拿起槍桿子進行鬥爭，武裝保衛革命。在7 月上旬，他又和蔡和森談及形勢，並由蔡和森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們提議中央機關移設武昌，同時中央及軍部應即檢查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劃，以備萬一。”槍桿子的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已是十分重要且關乎全域性的成敗了。
7月15日，武漢國民黨政府宣佈“分共”。
8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緊急會議上，面對中國革命異常險峻而複雜的形勢，面對國民黨這個強大的敵人，毛澤東沒有照搬俄國的革命經驗，沒有言必稱馬列地將問題停留在理論分析上，而是根據歷史經驗和現實鬥爭的需要，響亮地提出：
“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一觀點，無疑是對中國革命理論和鬥爭方式的巨大突破。
毛澤東的話，是針對瞿秋白等人講的。當時在中央領導機關內部， 形成了只注重城市鬥爭而忽略發動農民群眾武裝鬥爭的“左”傾錯誤。毛澤東的觀點，並未得到黨內一些主要領導人的贊同。後來毛澤東回憶：
“瞿秋白犯路線錯誤。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冊子，裡面有我說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為惱火，說槍桿子裡面怎麼能出政權呢？於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了。”
而複雜的形勢，面對國民黨這個強大的敵人，毛澤東沒有照搬俄國的革命經驗，沒有言必稱馬列地將問題停留在理論分析上，而是根據歷史經驗和現實鬥爭的需要，響亮地提出：
“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對抗國民黨反動派以反動武裝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最直接有效的就是以革命的武裝去反對它！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是在大革命失敗後最有影響力的三次大起義。
南昌起義是武裝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開始。1927 年7 月31 日晚上， 全南昌市宣佈戒嚴，將近凌晨2 點鐘的時候，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北伐軍3 萬餘人，在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全城內外響起了一片激烈的槍聲。到天亮時全部結束戰鬥，殲滅了敵人1 萬多人。南昌起義的意義無需贅言， 它的重要性怎麼說都不為過。由此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拿起槍桿子幹革命。
秋收起義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的一次武裝起義。毛澤東還為此專門填了一首《西江月·秋收起義》的詞：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
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
秋收起義雖然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全國革命形勢低落等原因而失敗了，但它鍛造了一支隊伍——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這支隊伍在秋收起義之後，根據毛澤東當機立斷的命令，改變原有部署，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毛澤東向全師指戰員說：
現代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 有槍桿子才能打倒反動派。這次武裝起義受了挫折，算不了什麼！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當前力量還小， 還不能去攻打敵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應當先到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 去儲存力量，發動農民革命。
在此之後，起義軍經三灣改編， 走上井岡山，逐漸發展成為黨領導的主要武裝力量。
廣州起義是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又一次大的起義。這次起義在廣州這個華南最大的城市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但由於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堅持只能以城市為中心，必須“進攻進攻再進攻”，政權在堅持3 天之後便遭到了強大敵人的反撲。
到底怎樣才能找到一條完全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還在繼續探索著。
找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 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在井岡山建立工農武裝割據之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作了深入的思考，回答了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問題。毛澤東認為，紅色政權之所以能存在，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
“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 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若只有地方性質的赤衛隊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只能對付挨戶團，而不能對付正式的白色軍隊。所以雖有很好的工農群眾，若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 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局面，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所以‘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
隨後，毛澤東等人又在贛南、閩西建立起中央革命根據地，並在1931 年11 月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它對內先後頒佈了各種法律，使各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有著共同的章程可循；對外可以用國家政權的名義進行對等的交涉或發出公開號召，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但由於中共中央“左”傾冒險主義的發展，蔣介石軍事、政治戰略的改變等原因，第五次反“圍剿” 以失敗告終，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不得不撤離中央蘇區，實施戰略轉移，並最終在陝北落腳。
到達陝北之後，時代的主題已經由土地革命逐漸向全民族抗戰轉變。中日民族矛盾已經超越階級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的事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才能挽救中華民族。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拿了10年的槍桿子該怎麼處理？這是一個從未遇到過的新問題。
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王明從蘇聯回到延安。在1937年12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的錯誤主張，否認共產黨在抗戰中爭取領導權的重要意義，否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這些， 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主張放棄槍桿子。在蔣介石時刻都磨刀霍霍的時候，這樣的主張是十分危險的。
毛澤東則比王明清醒得多，他充分認識到槍桿子的重要性。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在擴大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結論時，再次強調了“槍桿子”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性：“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 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桿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的舞臺，共產黨員應該成為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同樣是拿槍桿子，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在於與人民的關係， 共產黨是為人民拿槍桿子，也就是毛澤東說的“要爭人民的兵權”。
抗日戰爭勝利後，美國的五星上將馬歇爾參觀延安，他感慨地說： “在延安，聽到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人民’……中國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學習’，這些都是口號，但又包含著比口號更深的意義，代表著一種極深的感情、一種最終的信念。”
這位美國將軍明白了中國共產黨人取得勝利的原因。這就是毛澤東1947年10月18 日給中共佳縣縣委題詞所說的：“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一面。”
與此相反的是，掌握著更先進的槍桿子卻反人民的國民黨並不明白這一點。
1948年10月，國民黨軍東北“剿總”副總司令、第一兵團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陸軍中將鄭洞國在長春放下武器投降。幾年後，鄭洞國去上海就醫路過北京時，當年圍困長春的人民解放軍將領蕭勁光和蕭華，請他吃全聚德烤鴨，希望他出來為人民做一些事情。在上海養病期間，鄭洞國請求參加新中國建設。經毛澤東提議，他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委員。不久，毛澤東請鄭洞國吃飯，席間鄭洞國讚歎毛澤東的理論水平，毛澤東卻這樣回答他： “拜人民為師，這就靈了。”
在改變中國命運的革命戰爭中， 共產黨最終戰勝國民黨，人民解放軍最終戰勝國民黨軍隊，取得了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這其中的原因， 關鍵不在槍桿子本身硬不硬，而在誰站在人民的立場代表人民。人民群眾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即民心所向、民智所施、民力所為，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等人的正確領導之下，深刻總結歷史經驗， 反思“左”和右的錯誤教訓，緊緊握住為人民打仗的槍桿子，從而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並最終用人民的槍桿子，締造了一個全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