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前文《“苗之為苗”十八：甲子輪迴，第二次苗民大起義改變清朝武裝結構》。
上一章節我提到乾嘉苗民大起義和白蓮教大起義促成漢族武裝“團練”重新回到歷史舞臺。因我寫文章習慣6000字左右就完篇，沒再深寫下去，本章節作為補充。
我們研究歷史，要透過各種事件的相互關聯，探究具體現象的前因後果。乾嘉苗民大起義和白蓮教大起義幾乎同時興起並不完全是偶然事件，是清朝歷史走到轉折點了，過去說法是清朝自此進入衰弱時期。這個觀點我不完全贊成，也不完全否定，留待本系列文章終結時再探討。
選自《滇苗圖說》，明顧見龍原畫，清代摹本
本章節要講述這一歷史時期如何促成民間“團練”現象再次出現的。
所謂“團練”，可以看做古代的民兵組織，是對國家正規軍隊的補充。清朝嘉慶、咸豐年間的散館編修、翰林院侍讀孫鼎臣在“太平天國”運動興起時疏陳辦團練，籌兵餉。他據《周禮》稱：“今之團練鄉兵，其遺意也。聚則為兵，散則為農。”江西布政使龍啟瑞在咸豐元年（1851年）《大岡埠團練公局記》中寫得更明白：“嘗考周禮，州長、黨正有屬民讀法之典，皆以歲時行之於學，而田獵講武及守望相助之法，民自得以其意行之於鄉。秦漢以降，井田廢而鄉學不立，至不幸用，則鄉民聚而為社。如宋時定州（今河北定縣）有弓箭社（北宋河北地區的民間自衛組織，為防禦契丹掠奪所設，頭目多為地主，每戶出一人，輪番巡邏），近日廣東御夷（指英、法侵略者），名鄉亦分立為社。至廣西盜賊蜂起（指太平天國運動），各府州縣官吏、薦紳先生，率其鄉之所屬，日從事於團練。而各村鎮關市，始有公局之設。睦姻任恤之風，一變而為功利戰鬥，古所謂觀於鄉者，其若是耶？”當然龍啟瑞也看到這項制度實行起來並不像上層設計得那麼好，很多時候變為為害鄉里的地主武裝：“吾嘗與仲實言今之團練，名為寓兵於農，而多失古意，異日風俗之害，將不可究。”咸豐二年（1852年），龍啟瑞丁憂期間負責廣西團練，成功保衛桂林。
團練是一種基層社會具有自衛性質的軍事組織，其兵員被稱為民壯、鄉兵、民兵、鄉勇、鄉練等，從民間招募。因為漢族的人口基數太大，清朝的“團練”基本上都是漢族的地方武裝力量，少數民族的很少但也不能說沒有。
《苗防備覽》之《乾州廳全圖》
我們從“團練”的源頭講起。唐朝“安史之亂”爆發，國家軍隊兵力不足，朝廷徵召民間人士組成民間武裝，以“團練”的名義協助國家軍隊平叛。《舊唐書》載：“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又云：“上元后，改防禦使為團練守捉使，又與團練兼置防禦使，名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寶後置”。《新唐書》兵志載：“折衝都尉掌領屬備宿衛，師役則總戎具、資糧、點習，以三百人為團，一校尉領之。”唐朝由於頻繁用兵，經常需要組織民間團練，團練級別不高，而且是以招募為主，嚴格說這時候雖有團練之名，而無後世鄉村社會治理之實，更接近於募兵。唐之後的五代十國也有類似團練制度。
地方團練正式成為國家常規設定最早開始於北宋。宋朝的團練制度與管理民間的基層組織保甲制度相關聯。北宋神宗年間，王安石始設保甲制度，此後保甲制度就儲存了下來。保甲制度是帶有軍事管理功能的戶籍管理制度，是中國封建王朝時期長期延續的一種社會統治手段。這個制度以“戶”（家庭）為社會基本單位。保甲編組以戶為單位，設戶長；十戶為甲，設甲長；十甲為保，設保長。這個制度把國家統治與宗族管理統一起來，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對人民自由行動的束縛很大。在保甲制基礎上組織團練就很簡單了，根據戶籍每戶抽取壯丁成為團練的兵勇操作比較省事。儘管宋、明、清政府都重視團練，用他們保衛地方治安，加強基層控制，但團練始終不是國家正規軍隊的組成部分。
只有中間夾雜的元代，由於蒙古自有一套軍事制度，唐宋團練制度基本廢止。直到明朝土木堡之變，郕王監國，“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脾卒不及十萬，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守衛北京的于謙“請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侯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又“以三大營各為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於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每營都督一，號頭官一，都指揮二，把總十，領隊一百，管隊二百。於三營都督中推一人充總兵官，監以內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人為提督。其餘軍歸本營，曰老家。京軍之制一變。”于謙的團練是抽取備用軍人組成的，之後明朝開始大量組織地方團練。說到底，就是執行軍事和治安任務的正規軍不夠用了，必須用民間武裝補充。
清朝康熙年間，朝廷曾令各縣設定小規模的團練組織，主要作用是保衛地方治安，影響不大。但是到嘉慶年間，清朝正規軍迅速腐化衰敗，需要徵用大量團練幫助鎮壓各種起義，漢族團練武裝才又開始興盛起來，一直到晚清不絕。
選自《滇苗圖說》，明顧見龍原畫，清代摹本
以上是團練歷史的概述，我們下面具體講述清朝為鎮壓白蓮教大起義和乾嘉苗民大起義，如何重新啟用團練制度的。
清朝軍制，陸軍有八旗和綠營兩種，稱為經制之師。所謂經制之師，就是正規軍，定額、定餉、定點駐防，有一套完整的軍事制度。所謂八旗，是清朝獨有的社會生活軍事組織形式，也是清朝的根本制度。所謂綠（lù）營，是清朝國家常備軍之一。順治初年，清朝在統一全國過程中將收編的明軍降兵降將，參照明軍舊制，以營為基本單位進行組建，以綠旗為標誌，稱為綠營，又稱綠旗兵。可以說，綠營兵制源自明朝，清初因之。在平三藩之亂中，清軍以綠營為骨幹，先後派遣了四十餘萬綠營兵作戰。乾隆、嘉慶兩朝，綠營總兵六十餘萬，較八旗兵多三四倍，成為清朝軍事主力。
在清朝正規軍之外還有一種軍隊，是“別自成營，兵數多寡不定，分佈郡縣，遇寇警則隸於專征將帥”的募勇，稱之為“勇丁”。募勇因時因事需要，可招可散。募勇在清朝一直存在，所謂“二百年間，調發征戍，鹹出於此”，勇丁是朝廷承認的作為八旗和綠營的必要補充的軍隊。這種募勇因為受軍隊直接招募管理，不能算民間的團練，團練的成員稱“鄉兵”。
當時清朝以八旗駐防全國各重要據點，形成八旗駐防格局，這是清朝一級軍事部署；綠營由總督、巡撫、提督等各級武官統帶駐防各地，形成二級軍事部署。遇到戰爭則從各駐軍中抽調，但數量有限，如果不足，就在蒙古、關外招募士兵。
清朝剛入關時，順治時期豪格蕩平“流寇”（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多鐸剿平南明諸軍，清軍以八旗兵和明朝降將、降卒組成的綠營兵為主力。這個時候，清軍所到之處，先是平叛，然後燒殺，繼之以安民。注意這個順序，先打敗農民起義軍，再屠殺不降服的民眾，然後安撫歸順的民眾，以此樹立新朝代的統治權威。這時候清軍絕對沒有號召平民組織鄉兵的需要，更不可能讓廣大漢族人民擁有武器，這時候漢族人民的地位極低。
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清軍與吳三桂叛軍正面對抗，營壘分明。清兵一旦耗損，立即募兵編練，因此朝廷沒有傳令州府大量組織鄉民的舉措。
《苗防備覽》之《鳳凰廳全圖》
到雍正繼位，籌劃改土歸流，政權管理達到西南蠻荒邊陲。魏源《聖武記》說，當時西南湘、黔、川三省，有“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千又三百餘寨”，“梗隔三省，遂成化外”。還有邊地土司苗民多有反覆之舉，時叛時服，十分棘手。
雍正八年（1730年）烏蒙、雄鎮土司變亂，同時挑動四川涼山數萬邊民造反，總督鄂爾泰調集官兵一萬多人分三路進攻。《清史稿》載，“調官兵萬餘人，鄉兵半之，遂定東川，是為鄉兵之始。”
乾隆兩次平定金川（四川西北部，藏族聚居區），如果從外地募勇調兵，“道遠費重”。定邊將軍溫福、定西將軍阿桂上疏說調滿洲兵道遠費重，“不如多用鄉兵，人地相宜”。魏源《聖武記》說，金川平定之後，又“設屯練鄉兵，其糧餉倍於額兵，分屯大小金川兩路，春夏訓練，秋冬蒐獵，有戰事則搜剿山路，退兵則為殿後之用”。
雍正、乾隆之際中原行政向邊地擴張，引起地方勢力反彈。擴張需要用兵，彈壓也需要用兵。千里徵調，往來反覆，財政壓力不斷增大，兵員不敷使用。每當需要之時就額外招募勇丁（募勇）或者編練鄉兵。這種非經制之師要麼由地方州府招募訓練，要麼由八旗或者遊擊將官統帶。戰事完畢之後，或解散或戍守。
乾嘉苗民大起義及餘波與白蓮教大起義
乾嘉交替時期，八旗、綠營已經嚴重腐化，擾民有餘，禦敵不足。嘉慶元年（1796年），“達州教匪徐天德（白蓮教首領）等不靖，（劉）清率鄉勇隨總督英善赴剿。”劉清，貴州人，先由拔貢生充四庫館謄錄，這一年任順慶府南充縣知縣。陝甘總督宜綿總督四川后，開始組織團練，如令劉清“率鄉勇萬餘及百祥、朱射鬥會剿方山坪”等。漢族人其實一直有練勇自衛的傳統，這是由明朝漢族人民西遷時“屯田養勇”的紮根策略決定的。
嘉慶二年（1797年），白蓮教勢頭正猛，明亮、德楞泰奏陳：“勸民修築土堡，環以深溝”，嘉慶以“築堡煩民，不如專禽首逆”，斥之為“迂緩”。當時嘉慶皇帝還沒有認識到發動民間武裝協助正規軍打仗的重要性，對團練的建議表現出不以為然。但是皇帝的申飭並沒有妨礙封疆大臣組織團練的熱情。
嘉慶三年（1798年），合州知州龔景瀚上《堅壁清野並招撫議》，建議設定團練鄉勇，令地方士紳訓練鄉勇，清查保甲，堅壁清野，地方自保，這個奏議後來被實施與推廣。被白蓮教起義弄得焦頭爛額的嘉慶終於下旨：“行堅壁清野之法，令民團練保衛。”所謂堅壁清野，是指堅守壁壘，使敵人無法攻進陣地；清除郊野的糧食房舍，使敵人因缺糧無遮蔽而無法久戰。堅壁清野是一種作戰策略，使敵人即使在攻下據點之後，也毫無物資、設施可用。最早出自《三國志·魏志·荀彧傳》。
嘉慶五年（1800年），地方團練增多，在四川、湖南等地，陸續有團練組織興起。但清政府不想民間有不受官方控制的武裝力量，這一時期的團練僅限於川、陝、鄂交界地區，有的在鎮壓白蓮教起義之後被相繼裁撤。
此後團練逐漸成為常態。如嘉慶十七年（1812年），“練鄉兵一千六百人，以八百人駐守緬寧之丙野山樑等處，以八百人駐守騰越蠻章山等處，街官兵徵調之勞。其時苗疆底定，亦增設鄉兵，凡屯丁七千人，訓練之暇，開墾屯防田數十萬頃”。
《酉陽直隸州總志》載：“自嘉慶初，達州（今四川省達州市）教匪滋事，擾及全川，經督憲勒奏請，分段辦理團練，派委道、府、州、縣等官總理其事，佐雜各員佐之，得旨允行。於是民皆習於戰鬥，據險守隘，與賊相持。賊滷掠無所得，旋且窮蹙，飢疲以盡，此團練之明效也。”這條史料肯定了團練在鎮壓白蓮教起義中的顯著成效。
嘉慶年間鄉兵的特點是在本土作戰，以保護本地為任務。清朝的募兵與鄉兵相結合，鄉兵在平定苗民起義和白蓮教起義中，與堅壁清野、建築堡壘相結合，功效很大。
終嘉慶朝，在八旗、綠營之外，鄉兵被納入了朝廷的軍事體系中。此後清朝對鄉兵的倚重在持續，直到太平天國時期對鄉兵、團練的倚重達到高潮。
選自《滇苗圖說》明顧見龍原畫，清代摹本
具體說，苗民大起義在湖南、貴州、四川交界處，當時傅鼐等人也就在這一帶編練鄉兵。白蓮教起義分佈很廣，由文武官員率鄉勇隨軍征剿成為常態。從深層次講，團練制度是我國傳統社會由“政不下縣”向“政權下鄉”過渡的一種制度。古代國家政權管理粗疏，皇帝任命官職到縣一級，縣以下是沒有政府機構的，基本上靠鄉紳自治，這就是“政不下縣”。但是明清以來隨著國家治理能力加強，國家有效管理需要深入到縣以下的鄉村，那麼透過團練制度，國家就可以將管理觸角進入到鄉下。但與此同時，鄉下透過團練，基層鄉村也就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團練的組織者鄉紳的社會話語權就提高了，鄉村社會的獨立性更高了。團練制度是鄉村社會與國家關係中互動與博弈的集中體現。簡單說，當國力較強時，國家主導團練制度，國家政權透過這種方式深入到鄉紳自治掌控的鄉村社會地盤。但當晚清國力衰弱時，皇權在地方的控制力日漸下降，團練維持的地方宗族、士紳勢力的權力逐漸增強，甚至可以參與到國家重大政治事件中去，這也使得漢族在晚清地位逐漸提高。
當然，團練制度也固化和強化了封建宗法制，是一種保守和封閉的制度，並沒有給社會帶來進步的機會。當晚清各地團練越來越普遍以後，國家政權的封建性統治力量在減弱，但地方勢力的封建性作用在加強。所以中國清末的反封建鬥爭，其實是既要反對封建王朝的統治，又要打破鄉村封建宗法制的桎梏。
《苗防備覽》之《永綏廳全圖》
從制度層面我們已經講清楚團練制度了，下面我們還是要具體描述苗疆地區團練的細節。
乾嘉苗民大起義時間比較短，很快被鎮壓下去，但是苗亂卻是痼疾，大起義後十餘年才平息下來。改土歸流以來，外來的漢族客民大量移居到苗疆。至乾隆中葉，中國人口劇增，移民到苗疆的漢人更多。苗漢雜處，造成當地顯著的社會變動。漢族移民雖然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並傳播到少數民族地區，但因為土地糾紛也引發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並且錯綜化和尖銳化。其中尤以湖南鳳凰（鎮筸）、乾州、永綏三廳苗民反抗最為激烈，苗民要求外來的漢族移民“苗地歸苗”，但是已經取得耕種土地的漢民肯定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生存資產。
大多數租墾荒山的漢族移民，都是極其貧困的外來人家，他們在土地上勞作終歲，僅夠餬口，並沒有直接盤剝苗民。但在漢族人口“生齒日繁”的同時，苗族人口也在膨脹，因此雙方都對土地有更多需求，人地關係非常緊張。因為漢民租種土地需要繳納賦稅和服徭役，地方官府更願意與漢族紳民抱成一團，在苗漢土地糾紛上比較容易偏袒漢民，無形中也激化了苗漢矛盾。
湖南巡撫姜晟曾經倡議“以苗為民”，“議盡應其求”。但負責直接管理的鳳凰廳同知傅鼐卻認為“苗愈撫且愈驕，而兵罷難再動”，於是他搞了“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丁壯，而調其要害，十餘碉則堡之。”實行“屯田養勇，設卡防苗”的政策。傅鼐“以鄉兵平苗，功冠諸將”，同時也存在“毀其村寨，奪其田產”的惡行。傅鼐認識到獲得苗民土地的漢族地主、士紳，一定會積極響應團練號召，組織鄉兵保衛自己獲得的土地，從而客觀上達到控制苗民活動區域的作用。
傅鼐“以鄉勇東西救援，且戰且守”的一系列治苗措施得到嘉慶認可，被委以總理邊務之職。嘉慶詔令“各省督撫以鼐練鄉兵之法練官兵”。這個時期，嚴如煜寫出《苗防備覽》一書，嘉慶讀後肯定了“建築堡全”的建議。
《苗防備覽》一書成稿於嘉慶四年（1799年），是嚴如煜彙集了川、黔、湘史志檔案而成的一部防苗、御苗之書。時人董相國評價“官苗疆者，當以一部置案頭”。這本書在研究苗族歷史方面有一定的文獻貢獻，本文在結尾稍微介紹一下。
嚴如煜也稱嚴如熤，湖南漵浦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優貢，入讀嶽麓書院，師從羅典，研究輿圖、兵法、星卜之書，尤留心兵事。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主講明山書院，乾隆六十年（1795年）入湖南巡撫姜晟幕。嘉慶五年（1800年）廷試，歷任洵陽縣令、貴德知縣、漢中知府、陝安兵備道。嚴如煜一生筆耕不斷，為官為幕其間撰寫《苗防備覽》《洋防備覽》《三省邊防備覽》等著作，卷帙浩繁，體例嚴謹，資料廣博。
明清以來，中央王朝透過逐步地改土歸流與剿撫政策，對西南各少數民族實現了進一步的開發管理，但還存在許多困難，問題重重。乾隆六十年（1795年）爆發苗民大起義，嚴如煜得以進入湖南巡撫姜晟幕府為幕四年。在這四年期間，嚴如蒐集接觸了與苗疆有關的各類一手資料。
西南苗地處於多省交界處，苗民深居萬山之間，苗民種類不一且生性彪悍，時常進犯邊民，朝廷深受其擾而無有效管理方法。乾嘉苗民大起義後，朝廷進行種種反思，尋求積極有效的防苗、御苗、治苗之策，希望對苗疆進行進一步的管理和開發。
要實現對苗疆的進一步管理和開發，就必須首先了解苗疆，熟悉苗疆內各個村寨分佈與歷史沿革、道路走向與裡數、山川地形地貌、人口多少分佈狀況，以及民族類別與風俗習慣等。這些工作其實一直有任職苗疆的官吏在做。
康熙年間湖廣總督郭琇《請調沅州鎮移駐鎮筸疏》載：
“湖南辰州西南一帶苗地，乃楚、黔、蜀萬山之交。懸巖深澗，路皆鳥道。林木稠密，兼多瘴霧。其苗類不一，各倚菁峒為寨，約數百出。而內巢生苗，地更險峻，性更悍頑，自古不通聲教。接壤邊民，頻遭攘竊，惟借鎮一協，兵威彈壓。但此地上接貴州銅仁，下抵瀘溪辰州，地廣五百餘里，險隘四十餘處，苗路如疏。所以明時沿邊築土牆三百八十里之限之，分佈官軍七千八百名以防之，而邊民猶受其患。及至明末，堵守無人，邊牆俱已傾圮。”
康熙年間曾任偏沅巡撫的戶部尚書趙申喬《苗邊九款疏》載：
“惟鎮紅苗，種類甚繁，僻處高山荒野，地實不毛。不耕不賦，性則悍愚，慣為攘竊，自古不通聲教。我朝中外一統，薄海同風，不忍棄置，聽其行為不發，自陷鋒刃。”
嚴如煜根據其在苗疆所見所聞，結合前人的資料，撰寫出《苗防備覽》一書。嚴如煜《苗防備覽引》說：
“乾隆乙卯（1795年）春，姜鄉先生駐節辰州籌辦叛苗，時應沅州明山講席，有言：先世屢宣力苗疆者，先生手書下諮，陳平苗方略並善後，並汛增營開屯築堡各條，先生韙之八月，招至幕府贊戎議，越嘉慶戊午（1798年）苗疆底定，先生語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五溪深阻，山川險要、道路風俗、兵謀營制向無載籍可稽。前歲事起，倉卒一應防剿茫然無措。茲予身在苗疆，四閱寒暑，汝始終欣助，於千數百里。狼穴蛇徑，蠻情彝俗既已周度周諏，而方略機宜講求頗得要領，當輯苗防一書以備稽覽。”
嚴如煜撰寫《苗防備覽》，“手定輿圖、村寨、險要、風俗等為十四門。集檔案調川、黔各志雜屬以裒輯，己未夏稿成。”限於本章節篇幅，這本書內容就不做太多介紹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