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南海西花廳內，周總理著裝鄭重，表情嚴肅，好像在等待著什麼重要的事情。很快便有人進來向總理報告：一切準備就緒，可以出發了！周總理沒有猶豫，坐上汽車，一路來到了人民大會堂。

此時大會堂已經聚集了很多人，周總理簡單寒暄後便等待起來。不久會堂又來了一群人，周總理看到來人趕忙上前握手：首相你好！這位便是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人員聚齊後，周總理宣佈儀式開始。

在攝影機的鏡頭下，他和田中角榮以及兩國的外交長官姬鵬飛與大平正芳，分別在一份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宣告》的檔案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從此中日兩國宣佈正式建交。

這份宣告從田中角榮訪華到簽訂，只用了短短4天的時間，但對於偉人和周總理來說，卻足足等待了數十年之久。在簽署宣告的兩天前，偉人還親自拖著病體接見了田中角榮，足以見偉人對此事的重視程度。

1972年，距離新中國成立已經過去了23年，中日兩國為什麼這麼久才正式建交？從敵視走向和平，我們究竟經歷過什麼曲折？毛主席和周總理又都和日本進行過哪些談判呢？當初二戰結束後，作為戰敗國，日本理應支付我國鉅額戰爭賠款，中日建交時，偉人卻放棄了這筆賠款，這又是為什麼呢？

二戰後，美國掌控日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接受聯合國的制裁，從此不再擁有進攻性的武裝軍隊。而在受降儀式結束後，以督促日本的名義，美國邀請中國和英國向日本駐軍。可當時蔣介石政府正忙於內戰，英國則忙於對德國的佔領以及戰爭恢復，都無法分出精力給日本，因此日本便完全落入了美國的掌控之中。

美國針對日本戰時的表現做出了分析，發現他們有著“欺軟怕硬，服力不服理”的特點，於是一方面用原子彈達到震懾效果，一方面保留天皇以及部分強硬的右翼勢力，透過折服他們來控制整個日本。

1949年新中國成立，日本各界的民主人士齊聚慶祝這個偉大的日子，併成立日中友好協會籌備會，將日本人民強烈要求同新中國建立穩定友好關係的願景傳遞出去。可當時正處於美蘇爭霸時期，同為社會主義國家，新中國自然倒向支援自己的蘇聯陣營。美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決定對新中國採取全面封鎖的政策，處於其掌控下的日本政府，自然也堅決反對與中國建交。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以聯合國軍的名義插手內戰，將戰火延申至鴨綠江邊，大大威脅了我國的領土安全。為維護國家主權，我國的抗美援朝戰爭打響。而在這場戰爭中，日本理所當然站在了美國一方，不僅成為美國武器裝備運輸的中轉站，還向美軍提供了價值1.1億美元的軍火裝備。

不僅如此，朝鮮人民軍當時在附近海域放置了諸多水雷，給美軍運輸兵源裝備造成了極大的困擾。日本在得知情況後，主動動用封存的掃雷艦，派出1200人的掃雷部隊，順利為美軍登陸朝鮮半島掃清障礙。

另外戰爭後期，日本派出大批專家，幫助美國造出了細菌彈，給我軍帶來了極大的麻煩。總之，這次戰爭日本雖然沒有直接參戰，但也做了不少事情，躲在美國後方發了大財。這使得美日兩國關係更加緊密，而日本同我國的對立進一步深化。

中日關係：民間先行，以民促官

1952年4月，鐵桿親美派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美國的指示下，無視我國政府的嚴厲警告，和臺灣的蔣介石政府簽訂“和約”，完全斷絕與我國和解建交的路線。此時，雖然日本人民一直對我國表達善意，但在政府的干預下，中日人民始終無法直接往來。

兼任外交部長的周總理對於這種情況也很是頭痛。隨著兩國政府關係逐漸惡化，短期內很難有正常的外交往來。為了緩和中日關係，為以後邦交正常化鋪路，周總理提出了“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透過民間外交來加強兩國的聯絡，打破僵局。

1952年5月，日本議員帆足計、宮腰喜助和參議員高良富在莫斯科參加國際經濟會議時，不顧日本當權派的阻攔，接受了我國代表邀請訪華的請求，前往北京與我們進行友好洽談，最終簽訂了中日第一個民間貿易協定。從此，兩國民間外交的局面打開了！

1954年底，親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下野，民主黨鳩山一郎擔任首相。鳩山一郎致力於擺脫美國全面控制，實現外交自由，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因此他十分重視與中國、蘇聯等國家的關係。他在任期間，雖然國內國際上仍有諸多阻力，中日外交關係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但兩國友好交流頻繁起來，已經開始明顯回溫。

1955年11月，偉人接見了前日本首相片山哲，就維護和平、反對戰爭話題展開了友好會談。1956年8月，偉人還接見了日本舊軍人代表團。10月份，偉人和周總理更是親自去日本商品展覽會會場參觀，大大促進了中日關係的改善。1957年2月，日本打破美國帶來的束縛，和蘇聯正式恢復外交關係，這讓中日建交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可就在局勢一片大好時，二戰後曾成為甲級戰犯的岸信介上臺了。他十分推崇與美國的親密關係，敵視中國，支援臺灣的蔣介石政府。由於他一系列惡化中日關係的舉措，使得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甚至一度倒退到二戰後兩國關係的初期狀態。好在之前的努力並沒有完全白費，即便在關係如此惡劣時期，1959年，日本的淺沼稻次郎仍義無反顧的突破政府限制，帶領社會黨代表團訪華。

而此時我國正面臨著更嚴重的問題。在赫魯曉夫上臺地位穩固後，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態度十分強硬，更想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對此偉人十分憤怒，堅決反對。1958年底，中蘇決裂，兩國關係進入緊張階段，我國在國際上的處境愈發艱難。

好在到了60年代，我國逐漸突破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成功研製出導彈、原子彈和氫彈，大大提高了國際地位，成功在國際舞臺上站穩腳跟。而60年代初期，基於推進與亞洲各國的經濟關係，新上任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再次調整外交決策，對日臺關係開始降溫處理，轉而傾向於中日關係的改善回溫。

中日關係：跌宕起伏

此時中蘇矛盾越來越大，而美國也在與蘇聯的爭霸中逐漸落入下風。對美國來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何況他們對我國處以孤立政策這麼多年，已經意識到這項外交政策的失敗。因此從1966年起，美國便開始改變對華政策，對中國釋放友好態度。

直到1971年，兩國開啟“乒乓外交”，以小球轉動大球，正式打破兩國外交堅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兩國關係進一步升溫，最終於1979年正式建交。而在60年代中美關係逐漸升溫時期，順應國際大局勢以及自身利益，本該隨之升溫的中日關係卻再次降入谷底。

1964年，佐藤榮作擔任日本首相，他與自己的哥哥岸信介一樣，全都對我國報以仇視態度。這位首相共參拜過靖國神社多達11次，是一位堅定的右翼分子。因此剛剛上任，他便開始對逐漸升溫的中日關係進行破壞。

他在任期間，不僅強勢阻撓中日友好往來，拒絕交流團入境。還大肆鼓吹“兩個中國”，公然干涉中國內政。並且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時，他還主動勾聯美國，橫加阻攔，大大增加了我國進駐聯合國的難度。諷刺的是，這樣一位致力於破壞中國和平、中日關係的首相，竟然在1974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好在當時國際環境已經發生改變，美國在蘇聯優勢的壓力下，加快了與中國的和解過程。1971年，我國在諸多國家的支援和默許下，趕走臺灣，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國際地位愈發穩固。

中日建交，福澤百年

此時條件已經成熟，中日邦交正常化迫在眉睫。1972年，佐藤榮作下野，有著庶民宰相之稱的田中角榮上臺。此時尼克松已經完成訪華之旅，中日民間關係也十分融洽。在經過短暫的外交交流後，同年9月25日，田中角榮接受周總理的邀請，開啟訪華之旅，他是二戰後首位來到中國的日本領導人！

由於偉人身體有恙，接待田中角榮的主要便是周總理，兩國主要就戰後賠償以及歷史遺留問題展開了會談。在周總理的據理力爭下，田中角榮對日本曾經的罪行做了深刻反悔，並在《中日聯合宣告》中加入了這段話：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又經過數個小時的爭論，最終在兩國的細緻協商後，《中日聯合宣告》終於完善，主要包含五大內容：一是中日正式建交；二是日本承認只有一箇中國，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是中日外交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總方針；四是中日進行多元化的貿易合作；五是中國放棄向日本索要戰爭賠償。

《中日聯合宣告》公佈後，立刻在國內引發了廣泛爭議，當年日本的戰爭賠償，僅僅透過一些老舊裝置抵押支付了2200萬美元，還欠我們216億美元，我們為什麼要主動放棄戰爭賠償呢？

其實早在田中角榮來中國前，偉人便就此事和周總理等人透過商議做出決定：只要日本態度真誠，承認曾經犯下的錯誤，承認只有一箇中國，我們可以放棄對日本的戰後賠償要求。而之所以做這樣的決定，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是為了和平發展的考慮。此時雖然國內有許多同志因為曾經日本人的罪行，仍對他們有著強烈的牴觸情緒。但不可否認，當時的世界主題已經是和平與發展。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只有與經濟大國日本做出和解，發展貿易關係，才能實行共贏，具有屹立世界之林中的資本。

第二是考慮實際情況。由於臺灣問題，日本的戰爭賠款已經拖欠了27年，再想要回來還將會面臨諸多糾扯不清的問題，何其困難。還不如主動放棄，表現出我國的大度以及誠意，換取日本對我國更大力度的支援。

第三是我國的大國氣度。據當時擔任周總理翻譯員的林麗韞女士回憶，周總理曾說過偉人的考慮。我們在清朝時便飽受賠款的苦，賠來賠去，最終都是從百姓身上層層搜刮，苦的還是百姓。日本當時雖然侵略了我們，但那是上層的事，下層的百姓是無辜的，在戰爭中，日本的百姓也並不好過。一旦賠償，苦的是他們。而且日本即使賠償，也不會給我們好東西，只會以次充好，還不如不要呢！

9月27日，在《中日聯合宣告》具體確定下來後，田中角榮還在中南海見到了偉人。對於偉人的氣度，這位日本首相十分佩服，談話過程中經常不自覺地點頭。當會談結束後，偉人還專門拿了本《楚辭》送給田中角榮當作禮物。

9月29日《中日聯合宣告》簽訂後，田中角榮在周總理的帶領下參觀了上海，參觀結束後便直接離開了中國。雖然他沒有在中國久留，但自此之後，留在中國的日本人卻越來越多。如今我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日本在經濟貿易、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也越來越多。從今天再去看當年，偉人的決策堪稱高瞻遠矚，為百年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