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七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無神論思想
三、遇日食不再處死或罷免大臣
依據天人感應理論,假如出現災異,特別是日食之類,則被認為是“陰侵陽”。是臣子要犯上作亂的象徵,因此要處死“三公”這個國家最高級別的臣子,包括宰相,或是太尉(軍事主官)。如果是洪澇災害,則認為是司空(三公之一,主管水利)的責任,因此就處死或罷免司空。這樣的制度形成於西漢,東漢時進一步貫徹實行。
東漢第一個因災異而被罷免的三公,是徐防。原因是“災異屢見”(李賢《後漢書注·安帝紀》)。先是水災,死者數以千計。接著是日食,京城洛陽又陰雨連綿,莊稼發生蟲災。當時徐防身任太尉,是三公中的最高長官,應對災異負責,於是被罷免,時間在漢安帝即位之初的永初元年。
徐防以後,因災異而罷免三公就成為一種慣例。到漢桓帝,幾乎每年都有因災異而罷免三公的事件。
建和元年,即漢桓帝做皇帝的第一年,正月日食,四月地震,六月,罷免太尉胡廣。九月,京城洛陽地震,罷免剛上任三個月的太尉杜喬。建和三年,四月日食,八月彗星,九月水災,罷免太尉趙戒。
元嘉元年,京城旱災,瘟疫,罷免司空胡廣。元嘉二年日食,罷免司空黃瓊。
第二年,永興元年,黃河水災,蝗災,罷免司空趙戒。永興二年,地震,旱災,蝗災,日食,罷免太尉胡廣。
永壽元年水災,罷免司空房植。……
三公之中,被罷免次數最多的人,是黃瓊和胡廣。被罷免最多的職務,是司空。
東漢初年,即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也曾經發生日食。三公也曾要求辭職。但漢明帝說,“災異屢見,咎在朕躬”(《後漢書·明帝紀》),自己承擔了責任。這本是從此糾正西漢因災異罷免三公的錯誤。然而從漢安帝罷免徐防開始,因災異罷免三公的事就愈演愈烈。東漢末,桓帝、靈帝時代到獻帝初年,因災異罷免三公的事,幾乎每年都有發生。直到曹操擔任三公職,東漢因災異罷免三公的事,才告一段落。
曹操死,曹丕先是繼承王位,後又廢掉漢獻帝,建立魏朝。不久,就發生了日食。有關部門上奏,應該罷免太尉。曹丕下詔道: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國志·文帝紀》)
曹丕仍然相信,日食等災異事件,是上天對於人間的譴告。但是他認為,應該對災異負責的,是君主,因而不去罷免大臣。並且指示,今後如有災異事件,也不要罷免大臣。曹丕的詔書,對於糾正漢代讓三公對於災異負責的錯誤做法,是一個重要步驟。而糾正這一錯誤做法,也是在漢代天人感應學說的防線上,打開了一個缺口。
魏文帝曹丕的指示得到了貫徹。他兒子魏明帝太和初年,發生日食。這次不僅沒有罷免三公,太史令許芝還建議,皇帝和太尉應該到靈臺,也就是當時的國家天文臺,進行祈禳。漢明帝也不允許。他下詔說,這是上天對於自己的責備,不可以轉嫁他人。
到晉代太康年間,也是接連發生災異。太康七年,還發生了日食。晉武帝司馬炎也認為,該對災異負責的是自己。太尉、司徒、司空這三公都要求辭職,司馬炎不予批准。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朝廷上仍然辛勤地觀測著各種天象,注意著各種異常的自然現象,從中推測天意,但因災異而罷免三公的事,基本上沒有發生。
四、質疑善惡報應思想
漢代的善惡報應學說有兩家:儒教的報應說載於《周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道教的報應說,一是《老子》的“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一是《太平經》的“承負說”,認為一個人的善惡要由他的子孫來承當。行善者兒孫得福,作惡者兒孫受禍。在報應由兒孫承當這一點上,中國土生土長的兩大宗教是一致的。
司馬遷撰《史記》,寫到伯夷的命運,於是又想到了英年早逝的顏回,可能也想到了他自己的命運,於是激憤地問天: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徳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餘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史記·伯夷列傳》)
司馬遷是歷史學家。他對於天道報應的質疑,有著充分的事實根據。然而孔子說:“不怨天,不尤人”(《論語·憲問篇》)司馬遷的質疑,屬於“怨天”一類。在剛剛主張獨尊儒術的漢朝,他對天道報應的質疑得不到響應。而且由於當時的社會秩序大體安定,國家政權運轉還算正常,善人惡人大多都能有相應的結局,他的質疑也就被現實掩蓋下來。
東漢末年,社會動亂,善得惡報、惡得善報的事情更加突出。呈現於社會表面的重大事件之一,是曹操陷害太尉楊彪事。
楊彪在東漢末年,曾歷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職全都做過。其曾祖楊震,就以廉潔著稱。建安元年,曹操將都城由洛陽遷到許昌。慶祝遷都大會上,他見楊彪面色不悅,就借楊彪與當時發動叛亂的袁術兩家有婚姻關係,誣陷楊彪要圖謀廢掉獻帝,“被以非罪,篣楚併兼,五毒俱至”(《後漢書·袁紹傳》)。孔子謫孫孔融時任將作大匠,來不及換上朝服,去見曹操說:
楊公四世清徳,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後漢書·楊震傳》)
曹操說,這是皇帝的意思。孔融說,假如成王要殺召公,周公可以說他不知道嗎?由於孔融等人的營救,楊彪未能被殺。但這件事說明,政治混亂、社會動盪,一定會促使人們對所謂善惡報應的懷疑。
大約這一時期,一位叫李康的儒者寫下了一篇《運命論》。開宗明義地說道: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也就是說,人的富貴還是貧賤,都是天命,是上天決定的,由神祇告知的。這是自孔子以來儒教的基本信仰,沒有什麼新奇的地方。但是在漢代流行善惡報應的情況下,卻起到了否定善惡報應的作用。所以這篇文章很短,理論上也無創新之處,但卻在東漢末年造成了廣泛的影響。
東漢末年廣泛流行的《論衡》,也極力主張“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王充把人的命運分為“正命”“隨命”和“遭命”三類。正命是上天賜予的本來命運。不必行善,就可以得到幸福;當然,未必作惡,也會遭受苦難。隨命,即隨著個人品行的善惡而得到的報應。遭命,是突然遭受的命運。行善的反得惡報,作惡的反得善報。似乎面面俱到,但不認為善有善報,而認為命運是不可抗拒的上天之命,則影響深遠。
從東漢末年到晉代初年,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政局更加混亂,社會也更加動盪。行善的反得惡報,作惡的反得善終的事例,比比皆是。於是,命定說廣泛流傳開來。晉代,著名儒者摯虞發揚王充的天命說,作《思遊賦》,認為“富貴在天”,不可改變。其序言道:
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佑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廹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晉書·摯虞傳》)
《思遊賦》假託黃帝的後裔,王充的信徒,周遊天地之間,見到了許多神人,求教了許多問題。最後得出結論是,要“信天任命”。於是回到了家鄉,“樂自然兮識窮達,淡無思兮心恆娛。”(《晉書·摯虞傳》)因為這一趟旅遊,證明了“天任命之不可違”,自己也就“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不再信什麼善有善報,也不再和命運抗爭了。
李康的《運命論》,王充的《論衡》,摯虞的《思遊賦》,對於魏晉南北朝的社會思想,都造成了很大影響。他們的共同點是,不再相信善惡報應,認為命運是上天決定的,個人的努力,是沒有用的,至少是很少有用的。
這本來是發生在儒教內部的神學爭論。是相信善有善報,還是相信命運前天定,都不過是對神的意志的一種解釋。但在和《易傳》、《老子》的報應思想對立的意義上說,當時則是屬於天道自然思潮的組成部分,因而具有無神論的意義。
摯虞以後,這本是儒教內部關於教義的爭論,遂波及到了對佛教教義的理解。因為佛教不講命運神定,他們極力主張的,是輪迴報應。也就是說,在佛教看來,善惡報應的結果,決定著人在輪迴鏈條中的禍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