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頌禮讚：青銅鼎與中國古代禮制學術研討會側記

韓雪、霍宏偉

2021年10月19日，由中國國家博物館與上海博物館聯合舉辦的“青銅鼎與中國古代禮制學術研討會”在國家博物館（以下簡稱“國博”）舉行。此次會議是國博繼去年成功舉辦“中國古代青銅器研究論壇”後第二次以青銅器研究為主線，配合國家博物館“禮和萬方——商周青銅鼎特展”而舉行的主題研討，意義非凡。

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丁鵬勃出席研討會並致開幕辭，國博研究院副院長霍宏偉主持會議，朱鳳瀚、李零等十五位嘉賓進行了現場報告。與會學者來自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山西大學等研究機構、博物館和高校，圍繞青銅鼎與中國古代禮制這一主題進行深入交流。

“青銅鼎與中國古代禮制學術研討會”參會嘉賓合影（張軍攝影）

青銅鼎在中國古代禮制中的作用

10月19日上午，第一場研討圍繞“青銅鼎在中國古代禮制中的作用”這一議題展開。會議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蘇榮譽主持，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朱鳳瀚、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李零、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昌平、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丁忠明、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翟勝利、首都師範大學副校長、教授雷興山進行了報告。

朱鳳瀚在《由亢鼎、任鼎談到“買”》為題的報告中談到，國博近年來徵集的西周青銅器亢鼎、任鼎出現以往未見過的動詞“買”字，而且明確記載是用“貝”“買”物品，證實了“貝”在當時已具有貨幣功能。結合其他使用與賞賜“貝”的銘文，他還對“貝”在西周時作為貨幣的價值及其與銅的計量單位“寽”的換算關係做了初步探討。

國博藏西周青銅器任鼎及銘文拓本（翟勝利供圖）

李零的報告題目是《說鼐》。他指出，過去俞偉超、高明發表《周代用鼎制度》，把墓葬用鼎分為三大類：鑊鼎、升鼎、羞鼎，在考古學界影響很大，其實這個分類很有討論餘地。他以景漁鼎等器為例，論證楚鼎中最大的鼎其實是叫鑐鼎，這個字可能與臑、腝、胹等字有關。上舉之字從需，需從而。而是日母之部字，乃是喻母之部字，古音相近。疑即表示大鼎之義的鼐字。

張昌平的報告題目是《青銅鼎在中國古代禮制中的作用》。他提出，用鼎來劃分社會階層並達到維繫政權的目的，是夏商周三代禮制建設的意義。在此制度之下，鼎是禮制的體現，同時又往往成為政權的象徵。問鼎之大小輕重等故事，都是將鼎視為國家、社稷的隱語。傳世文獻夏鑄九鼎的記載未必真實，因為禮器的出現、青銅禮器的地位乃至於用鼎為核心的禮器制度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新石器時代晚期，不同地區出現了陶器、玉器等不同材質的禮器，表達財富、神權等不同內涵。相當於夏朝晚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批次生產包括鼎在內的青銅容器，從此，青銅器成為最高級別禮器的穩定材質。二里岡文化晚期，青銅器生產技術大幅提升，青銅禮器的數量和類別大大增加。這一時期，青銅器的總數、觚爵斝的套數、鼎的體量體現貴族地位與等級的高度，青銅禮器開始成為衡量社會階層的尺度。殷墟文化晚期到西周早期是青銅器生產的鼎盛時期，青銅器器類、數量、裝飾都到達新的高度，這顯然是社會對青銅器追求的一種結果。除了延續此前時期觚爵斝組合和獸面紋裝飾，這一階段禮器組合的複雜性、裝飾的繁縟趨向都明顯增加。與此同時，鼎在禮器中的地位進一步增加。不僅是鼎與簋的組合越來越受到重視，在高等級貴族中，還多使用超級體量的大鼎。除司母戊方鼎之外，子龍鼎、大盂鼎等大鼎出現。到西周早期，一些諸侯級別的墓葬中青銅禮器特別是青銅鼎達到很高的數量，成對甚至是4件一組的方鼎、多件圓鼎頻繁出現，開啟了列器的器用方式。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是青銅禮器器用制度形成並走向成熟階段。正如學者們所指出的那樣，大小相次的鼎和大小相同的簋搭配，以不同數量與體量構成不同的器用主體，加之成對的簠、豆、壺，以及鬲、甗、盤、匜，形成以食器為主，輔以酒器、水器的系統。這一系統按照貴族級別的高低，器用增減有度，而在諸侯級別的器用中，還使用編鐘和編罄。這套系統中，同一器類的不同器物器形、裝飾相同，甚至不同器類的器物裝飾相同或類似。在禮制活動中，禮器是以成套而非個體的形式得到觀感，因此儀式性得到了大大的加強。鼎數將貴族地位以數列的方式定製，這樣的分級方式不僅為其後朝代所採用，甚至也為當代社會所延續。學者們多認為，西周中期偏晚開始步入中國青銅時代晚期，也標誌著青銅器生產走向衰退。一方面青銅器紋飾裝飾趨向以9、7、5鼎等數字規定使用尺度，實質上是對使用數量的約束和管控。另一方面禮器器形、裝飾乃至於製作技術趨於簡化和程式化，體現了貴族階層對青銅器生產重視程度的下降。出現這種情況一個可能的背景，是周昭王南征失敗，周王朝青銅資源受到很大的限制，這一限制直到西周晚期才有所改善。此後，雖然禮器越來越流於形式，但禮器制度以及透過物化的方式表達社會秩序的傳統，都對其後的中國社會形成了深遠的影響。

丁忠明做了題為《上博藏渾源三鼎及相關技術討論》的報告。他所探討的三件鼎雖都屬春秋晚期的渾源器，但各有特色，分屬晉式、燕式及北方草原風格。透過對三件鼎的表面形貌觀察及X-CT技術檢測分析，對其製作工藝進行了細緻分享。他提出了一些新的現象：1.蟠虺紋鼎以墊片支撐足內泥芯，為便於設定墊片，鼎足與腹部相接處特意設計為平面（上博的大克鼎同樣是這種平面結構），這一發現有助於對盲芯技術的深入認識；2.鑲嵌綠松石錯紅銅龍紋鼎身是二分範，結合錯紅銅紋飾粗細不均、深淺不一、傾斜隨意等現象，認為錯紅銅的凹槽是泥條堆塑法成形；3.北方草原風格的環耳鼎足分鑄，鑄介面為直壁（目前所見附件鑄介面都以斂口為主），為牢固鑄接鼎足，鼎底的壁厚比鼎腹厚一倍以上，展現出粗獷、豪放的特徵。此外，他還結合其他相關器物的檢測結果及侯馬出土的陶範資訊等，提出了三件鼎的製作工藝既有對商周青銅器製作技術的傳承，也體現了製作技術的個性化。研究結果有助於認識渾源青銅器文化的多樣性，及國家間政治、文化的交流與交融。

翟勝利在題為《關於商周用鼎制度的幾點思考》報告中指出，青銅鼎是商周時期使用最核心、時間最長的青銅禮器型別，用鼎制度聯絡著商周古代社會的世俗生活與禮儀制度乃至信仰空間，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從功能上來說，青銅鼎承繼了新石器時代以來陶鼎在炊煮、盛食等方面的諸多用途；同時，因廣泛用於祭祀、宴享、聘問、婚喪等禮儀活動，青銅鼎被賦予強烈的禮儀色彩，進而與當時的等級制度相結合，表現出強烈的政治色彩。此前學界關於用鼎制度的討論多集中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列鼎制度，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為人們瞭解青銅鼎在禮儀、等級社會中的角色提供了相對豐富的細節，但也造成了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此外，關於商代和西周時期的用鼎制度，因文獻闕如及出土材料規律特徵不顯著等原因，仍待進一步討論。他指出，梳理商周時期有關青銅鼎的典型材料，分析其中與鼎的形態、名稱、功能、組合有關的內容，可以瞭解用鼎制度的動態變化情況，進而更好地理解商周時期青銅鼎的功能屬性及其禮儀文化屬性。

雷興山以《周原昔雞墓與西周早期用鼎制度假說》為題，與參會學者進行交流。他認為，商代青銅器的器用制度是“套數制”，西周中晚期青銅鼎的器用制度是“件數制”，並以長子口墓、曾侯諫墓、晉侯墓地出土青銅鼎數為例，提出了西周早期青銅鼎器用實行的是“套數與件數並行制”這一假說。周原遺址昔雞墓年代為西周早中期之際，出土青銅鼎7件。經過對鼎實進行鑑定與分類，發現鼎實存在“一鼎多牲”和“一鼎一牲”等現象。以鼎實分類為主位標準，他認為該墓銅鼎可分為兩套，屬於“三鼎兩簋”，進一步說明西周早期青銅鼎“套數與件數並行制”有成立的可能性。

上述六位學者的報告，緊扣研討會的主題“青銅鼎與中國古代禮制”展開討論，從銘文考釋研究、青銅鼎的分類與功用、鼎與禮制、青銅製作技術以及商周用鼎制度等不同角度進行論述，為古代青銅器研究提供了多種研究思路與學術視角。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青銅器研究

10月19日下午，張昌平主持第二場發言，議題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青銅器研究”。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蘇榮譽，國博研究館員霍宏偉、副研究館員馮峰、蘇強、博士後韓雪，將其最新的館藏銅器研究成果與參會嘉賓分享。

蘇榮譽以《晚商作冊般青銅黿探究——青銅技術辨偽探源例》為題，將國博收藏的作冊般青銅黿與另一件與之成對的黿進行對比分析，尤其是藉助X光成像分析，辨明瞭銘文，明確了作冊般青銅黿的鑄造工藝，認為其具有若干商代南方風格青銅器的工藝因素，應該出自南方遷殷墟鑄工傳人之手，工藝淵源清晰，確非偽作，為技術斷代提供了可觀例項。此外，他還對中原黿以及青銅俏生器略作引申討論。

霍宏偉做了《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鼎形銅鏡年代及相關問題》的報告。國博收藏有一面鼎形雙龍丹爐紋銅鏡，以往將其年代籠統地定為宋代。他結合我國南方地區發現的南宋紀年墓出土鼎形鏡資料判斷，國博藏鼎形雙龍丹爐紋鏡的鑄造年代約在南宋晚期。其鏡背主體紋飾為兩條回升龍之間，立著一座三足鼎式煉丹爐。據目前收集到的考古資料來看，銅鏡上的此類紋飾，流行於南宋中晚期直至南宋末年，其性質應與道教有關。除了鼎形鏡之外，國博藏南宋異形鏡型別還包括鐘形、盾形等，鏡背紋飾中煉丹爐的鼎式造型引人注目，不僅可見宋代復古主義審美傾向在上述南宋銅鏡紋飾中得到了完美體現，而且說明先秦以來的青銅鼎形制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馮峰的報告題為《盂鼎早期流傳史上的幾個問題》。他指出，盂鼎在歸潘祖蔭之前流傳經歷較為複雜，有幾個問題需要澄清：宋金鑑應在周賡盛之後成為盂鼎藏家，而非在其前，宋兩次獲鼎之說不可信；袁保恆在宋金鑑死後得到盂鼎，後轉手賣給潘祖蔭，左宗棠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曾為盂鼎藏家之說不實；盂鼎被送達京城潘府的時間是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下旬，公元紀年已是1875年1月初。

國博“禮和萬方”展覽中的大盂鼎子龍鼎與大克鼎（霍宏偉攝影）

蘇強的報告題為《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鴟鵂形青銅酒器研究》。國博收藏有兩件鴟鵂形青銅酒器，其一為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小屯M5（婦好墓）出土的兩件鴟鵂尊之一，編號M5:785，時代屬殷墟青銅器二期第Ⅱ階段，約相當於殷墟文化第二期。目前見於著錄的商代同類型尊多為傳世品，流散於美國等處，故這件尊可為此類器物的分期斷代提供依據。其二為1953年河南安陽大司空村出土的雙鵂卣，編號M239:1。他梳理了商代同類型卣，提出其時代應屬殷墟文化第二至三期。從流行地域看，這兩類鴟鵂形酒器主要出土於河南、湖南、湖北、山西等地。從銘文看，所涉及族氏有“獸”、“正”、“亞㲋”、“亞屰”、“車”等10餘個。此類酒器或來源於齊家文化時期已經出現的鴟鵂形陶器，其用途可能是用以盛放過濾後專供祭祀用的不同的酒。此類器物作站立的貓頭鷹形，習稱為鴟鴞形酒器。他結合文獻及前人註疏提出，鴟鴞是形體較小的一種雀類，與此類器的造型不符。結合殷墟甲骨卜辭中的鴟鵂以及《廣雅·釋鳥》王念孫疏證所提到的“鴟鵂，頭似貓，而夜飛”，他提出這類器物或應稱為鴟鵂形酒器。

韓雪的報告題目是《中國國家博物館藏虢曡盤所見族氏問題再探》。國博收藏有一件春秋早期虢曡盤，繫上世紀五十年代上村嶺虢國墓地出土。關於盤銘中的“曡”字內涵，研究者歷來有著不同的解釋，與此相關的問題也有待考證。透過對兩週金文中的曡字和語詞用例進行分析，她認為此字在盤銘中用為國氏之名，即字書中的“曡”，讀為“宜”，地望可落實在河南宜陽一帶。她從古文字角度出發，結合傳世史料、兩週青銅器銘文和考古資料，對館藏銅器所牽涉的國族地理等問題提出新的解釋，為深化館藏青銅器研究提供支援。

“青銅鼎與中國古代禮制學術研討會”現場（張軍攝影）

青銅器與青銅文化研究

第三場研討會議題為“青銅器與青銅文化研究”，國博副研究館員、“禮和萬方——商周青銅鼎特展”策展人翟勝利主持發言。山西大學教授陳小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常懷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長聘副教授韓巍、國博副研究館員田偉分別提出了他們自己研究的新見解。

陳小三在其報告《關於東周刻紋銅器的幾個問題》中指出，薄壁刻紋銅器是東周時期青銅器中十分特殊的一個門類，以往學界對刻紋銅器的生產工藝、紋飾風格及地域特徵等問題，取得了很多共識。學界一般認為薄壁刻紋出現於春秋晚期階段。近年來在山西、山東發現有年代更早的刻紋銅器，顯示出這類器物出現的時間還可以提前。薄壁刻紋銅器直接相關的工藝是鍛造技術和刻劃工藝，透過考察兩項工藝，可知這類器物出現的時間，還存在進一步提前的可能。雖然刻紋銅器出現的時間還存在提前的可能，但主要流行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時期。他嘗試回答了為何很早就存在這兩種技術，卻到春秋晚期階段才大量出現刻紋銅器。大宗刻紋銅器的紋飾，位於器物內壁，這種現象，除了審美、視覺等因素之外，也和刻紋銅器的加工、製作工藝相關。

常懷穎做了題為《周初銅器的幾個“限定創新”現象》的報告。他指出，商周鼎革，地緣管理模式的變更與統治階層、人群的轉換，在物質遺存的使用及其制度方面產生了巨大變化。就青銅器的使用與生產來看，有一些器類、紋飾和組合方式突然出現，且流行時間很短，流行的範圍也很有限。但另一些新的器型、紋飾及組合方式得以持續發展，影響了西周銅器的發展道路。這種銅器造型、裝飾和組合的創新變化，在姬姓周人諸侯、非姬姓諸侯、新興軍功貴族或採邑主和殷遺民等不同人群中，表現不同，有些僅流行於部分特定階層的人群、地區甚至族屬。這一現象暗示，不同族屬和階層的人群所選擇的新銅器種類、紋飾和組合有所差異，反映了周初等級秩序和身份區分與認同。從生產角度看，不排除有定製或限定生產的可能。西周早中期之際開始，銅器面貌趨同，說明周王室融合傳統、重塑禮制、構建新秩序的任務基本完成。在文獻中，則將這種現象歸之於“周公制禮作樂”，但在考古材料的表現中時代則未必一致。他將這一現象或過程稱為“限定創新”，並以西周早期的考古發現資料為主加以論述。

韓巍以《垣曲北白鵝墓地與西周華氏家族的東遷》為題，探討了山西垣曲北白鵝春秋早期貴族墓地的族屬和身份問題。北白鵝墓地出土的不少青銅器上發現“太保匽仲”、“匽太子”、“匽姬”等銘文，多數學者認為與姬姓的燕（匽）國以及太保召公家族有關，墓地的主人是召公後裔受封於關中者，在春秋早期隨平王東遷到成周附近。韓巍指出，北白鵝墓地多數墓葬有腰坑殉狗，一座墓有殉人，葬俗與殷遺民相似而與姬姓燕國截然不同。他根據北白鵝出土的多件匽氏銅器銘文末尾綴有族徽性質的“華”字，認為其族屬與西周晚期善夫克、善夫梁其父子所屬的華氏家族相同，應是隨平王東遷的華氏家族的後裔（或至少其後裔中的一個分支），與姬姓的召公家族和北燕國無關。有銘文證據支援華氏家族應是姞姓，因此他認為北白鵝匽氏即文獻記載的姞姓南燕。北白鵝出土銘文表明匽氏與虢氏有通婚關係，為認識西周滅亡後周王朝政治格局和家族網路的調整提供了新證據。

田偉在其《叔虞封地探索——從堯公簋說開去》的報告中提出，以往學者提及叔虞所封唐地時，多將其等同於晉國始封地。但從國博館藏 公簋銘文以及晉侯墓地等發現來看，晉國始封地為晉，地望在今曲沃與翼城之間的天馬—曲村遺址。晉並非由唐改名而來，唐地另在他處，二者不應混為一談。分析早期歷史文獻以及以往學者研究，可知唐地應該兼有陶寺文化、二里頭文化、殷墟文化以及西周初年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另外還應存在叔虞受封的懷姓九宗。基於上述條件對相關區域進行篩選，可以大幅縮小唐地可能的範圍，為今後透過考古工作尋找叔虞封地提供指向性的參考意見。

在經過了一天緊張、熱烈的學術研討之後，國博研究院副院長霍宏偉對這次會議進行了總結。他指出，此次“青銅鼎與中國古代禮制學術研討會”，亦即國博舉辦的“第二屆中國古代青銅器研究論壇”。在會上宣讀的15篇論文中，與鼎相關的有8篇，超過了論文總數的一半以上，既突出了“鼎與禮”的研討主題，又兼顧了其他研究專題，基本達到了朱鳳瀚先生積極倡導的“立足前沿、整合引領”的辦會目標，集中展示了我國古代青銅器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加深了國博學者與館外專家之間的學術交流。不僅較為深入地發掘了國博館藏銅器資源，推進古代青銅器研究，為國博展陳提供堅實的學術支撐，而且也為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百年紀念系列活動獻上了一份青銅厚禮。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丁曉